本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所著的一本回忆录。

本书所叙述的，是作者在中国的前10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书中对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方面人物和事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有不少介绍和描写。了解这些，对于每一个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将会是有益的。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作者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和他们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

出版说明

中译本再版前言

中译本著者前言

前言

序章　历史的概观

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我的中国家族

　夜访“虎”将军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我的妯娌玉英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炳南的病

　将军的官邸

　“少帅”——与西安告别

二 上海

　中国东部之行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救国会

　鲁迅

　我们的儿子黎明

　只身在上海

　西安事变

三 重返西安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

　事变以后的西安

　初会红军

　在沈夫人家寄居

　去三原郊游

　金先生

四　延安

　去陕北途中

　访问窑洞的人们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周恩来

　朱德

　长征

　毛泽东

　“土匪头目们”

　边区

　去上海的消息

五 抗日战争爆发

　拜访何香凝女士

　孙逸仙夫人

　抗日战争爆发

　一个“爱国”的黑社会分子

　随路易·艾黎接受现场教育

　制定合作社计划

　动身去自由的中国

六　汉口

　前线城市相互对抗的潮流

　一条生命获救了

　红十字会与前线

　一个美国叛逆者

　日军的进击

七 彷徨之旅

　遇炸

　“短征”

　关于医疗方面

　参加八路军的故事

　老红军战士们的自述

　在老苏区

　长沙大火

　衡阳郊外的“远足”

　桂林

八 继续漂泊

　由旱路进入印度支那

　重返上海

　在敌国

　在印度支那负责运输

　王太太来了！

　在云之南的云南省

九 战时的首都——重庆

　重庆的旧与新

　柳夫人的故事

　贵州之行

　我们的“房客合作社”

　蒋介石与国民党

十 前往华北前线

　穿过四川踏上旅程

　在“工合”的旗帜下

　八路军和游击队

　在敌后

　穿越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

　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

　国际和平医院

　重返国民党地区

十一　战争的岁月

　政治前途乌云密布

　皖南事变——新四军突遭袭击

　对国民党的反对日增

　经济的破产

　轰炸季节与平静的冬天

　饥荒及其后果

　史迪威将军的使命以失败告终

　与孙夫人合作

　外国人与外国来的客人

　战争结束前数年间的生活

　战争结束

　告别重庆

后记

一 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但每一念及和母亲分离，恐怕要经过悠长的岁月才能重见，这一点实在使我痛苦。当时的我，更万万想不到此别竞成永诀。母亲和我都还没有预感到，可怕的灾祸不久就要向德国和世界、向我们的头上袭来。

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辈人，受这种瘟疫之害，竟连保护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都被纳粹主义的毒牙所害。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尽管我1935年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拿了中国护照，但再一次被捕的话，少说也要受几年铁窗之苦吧。朋友们劝我亡命国外，那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我还年轻，精力旺盛，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何况我和我的丈夫或许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对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喜欢柏林，胜过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遍及各市，有工人、科学家、司机和学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我们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去的，这是因为炳南认为这条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从“后门”即中国的北部进入炳南的故乡陕西省，就可以不用经过反共的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省。

这条路线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必须通过1931年被日军占领的满洲（东北）。但我们认为，通过满洲只要乘两三天的火车，总会顺利吧。事实上，我们刚离开柏林几天，纳粹秘密警察便到我们的住处搜捕，而当时我们还不知情。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那样从容了。但是，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纳粹秘密警察忘记了向日本当局通缉我们。我们总算平安无事通过满洲。等我们安全到达中国西部之后，才知道纳粹秘密警察曾搜捕我们。

我们在莫斯科待了四天，每天排满了日程。白天参观非正式旅游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晚上则和中国朋友们促膝谈心，直到深更半夜。和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所进行的讨论，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人例外。

此人是细高个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拜访我们。他讲起话来声音不高，但却带有一种中国人少有的激情。

“这个人是谁？”我问炳南。

“我们的客人叫李立三！我给你介绍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在上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资本家中间引起惊恐和不安。”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个人曾经把几十万工人组织起来，并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他们起来暴动。他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他的语言的感染力，即使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没有丝毫减弱。P17-20

本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安娜利泽博士)所著的一本回忆录。

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她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她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1936年2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30年代和40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极其艰苦的年代，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个时期里，王安娜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而不倦战斗的战士，和中国人民同患难，共命运，在抗日大后方辛勤地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作出贡献。1955年，她离开中国返回东德，1961年移居西德至今。

本书所叙述的，是作者在中国的前10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书中对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方面人物和事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有不少介绍和描写。了解这些，对于每一个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将会是有益的。

本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73年。1978年，香港曾根据本书日译本出版过中译本。现在的这个译本是根据德文原著1973年新版，参照已有的中译本，校译而成的。书中注释，均为校译者所加。

这不是一本系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个人的回忆录。书中涉及大量的人和事，又是作者在事隔二三十年之后追记的，因此，书中某些叙述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我们难以一一作详尽校正，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同志和单位的热情支持，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三联书店编辑部

1980年1月

1945年年底，当我离开重庆时，中国的命运还没有最终决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既不能保持现状，也不能回到战争末期数年间的状态，国共之间已经无法商谈。蒋介石坚决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拒绝放弃国民党的独裁地位，这就意味着，他已决意选择军事对抗，选择内战。

持悲观论的人们说——或者按照他们后来的说法，他们早就这么认为，蒋介石也好，美国也好，对和平解决国共之争，从来也没有寄予关心。同样，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成立毛泽东所建议的联合政府。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数月间，人们似乎觉得，至少在美国和共产党方面已作出了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以使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不再发生战乱。

罗斯福总统在临死之前还保证说，他打算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商谈，直到两党都表示愿意统一为止。继之而任总统的杜鲁门，尽管非常倾向支持蒋介石，但在1945年年底，仍把他的最有力的顾问之一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仲裁者派到中国。结果，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要求，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进行谈判。

这个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但表面看来终于成功了。马歇尔将军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在1946年年初签订了《关于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

1946年1月召开的所有政党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作出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改组政府的决议，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终于打开。

1949年，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合众国对华关系》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只是在舆论和美国方面的仲裁者的压力下才表示同意让步的。1946年3月，马歇尔将军回华盛顿一个月，蒋介石马上宣称，不管是军事协定还是政治协定，他都无意执行。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肆意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减少国民党以外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扩大蒋介石总统的权限。1946年春，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和华北开始攻击共产党的军队。至此，已经没有人怀疑蒋介石选择的是军事对抗的道路了。

1946年年底，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马歇尔作为中间人，徒劳无功，终尝失望的苦汁。他在1947年1月初奉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被任命为国务卿。

马歇尔将军在他写的详细报告中认为，他的使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未能得到共产党方面的信任，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动集团对协定的破坏。这个反动集团，从一开始就搞各种阴谋诡计，暗中破坏协定，后来发展到了公开破坏。但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也很清楚，美国对事态的恶化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是的，正是美国促使蒋介石决意打一场内战。

据美国方面的资料，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相当于数十亿美元。终战后，国民党也得到大量军用物资的援助。美军的飞机和舰只把蒋介石的军队运到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去阻止共产党扩大其收复失去的地盘。与此同时，曾经在日本军队指挥下的伪军，借助美国的援助被编入国民党的军队。

不错，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曾警告过蒋介石，不要冒险发动内战，可是蒋介石肯定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使他拒绝与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实现统一，即使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了，他也会得到美国的继续支持。

1947年至1949年内战的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在这两年间，共产党的军队几乎解放了中国的全部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好，美国的援助也好，终不能挽救国民党。中国人民实现了上天的委托。就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实例一样，上天的委托，就是将统治权转移于革命的新生力量。

贫困和饥饿，恐怖和腐败，使得不仅是一无所有的农工大众，而且使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阶层，都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是由于苏联的援助，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以及决心创造新的国家基础和社会基础所致。

我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是1936年至1945年这10年间的事情，是1949年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序曲。这是旧的体制灭亡、新的体制兴起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期。

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也正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的中国，揭开它的悠久历史中新的一页的日子。共产党人能把这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现代化的社全主义国家，使数亿人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吗？孙逸仙博士曾经梦寐以求的独立、统一、繁荣昌盛的中国现在能得以实现吗？1949年是像中国所说的是个解放年吗？

至1955年为止，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六年。这与我在此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岁月一样，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的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

在这本书的续篇，我将试着回答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人们一直从自己的爱憎出发而给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在许多年内都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这是因为拿破仑把中国喻为沉睡的巨人，并警告人们不要将这个巨人唤醒的预言应验了：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