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报》履新
我是乘出差汽车去《大陆报》社报到的，沿途先要经过活色生香的南京路。虽然已不是头一回了，还是目不暇接。那色彩斑斓的街景，真可以媲美凡高的油画。
一路上万头攒动，全是不紧不慢踱着方步的中国人。他们对汽车喇叭和货郎担的敲打声置若罔闻。人力车在车流中穿行，乡下人用扁担挑着鸡鸭蔬菜一路叫卖，小贩推着独轮车左闪右避。苦力奋力推车前行，发出“嘿候、嘿候”的号子声。突然间，汽车紧急刹车，原来是一队伟岸的锡克警察骑着高头大马操过，头上扎着鲜艳的头巾，举着飘扬的旗帜，神气活现。他们走过后，车子又多等了一会儿，让三头水牛走过，才重新启动。不想却又陷进了一个婚礼队伍里头了。新娘坐在一顶华彩大轿子里，遮得严严实实，在晃荡中前行。我真担心她怎么受得了这折磨。
未几，就听铙钹齐响，锣鼓喧天，唢呐高亢，中式的婚礼乐衄奏响了。车夫用洋泾浜英语对我说：“今天是黄道吉日，宜嫁娶，所以有很多人成亲。”有趣的是，今天这吉日不仅是宜嫁娶，看来还宜殡葬，因为一路还碰到了许多出殡的队伍。
这么走走停停，总算到了报社。报社坐落在市中心广东路和江西路拐角的一幢大楼里，没想到外表竟如此残破。车夫道：“《大陆报》到了……那么，夫人，你是签账单吗？”说着，递给我一张单子，一支铅笔。
“签账单，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夫人只要写下名字就行了，过一阵子，收款人会来收账的。我们上海这地方，每个人都是签账单的。夫人以后要买东西，比方说漂亮的皮草，玉石，喝茶，都不必付现金的，只要签账单就行了。” 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在账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从此被这远东地区祸患无穷的签单习俗拖下了水。然后走进了邋里邋遢的《大陆报》社大楼，找到了编辑部。 接待我的是本埠新闻版主编道约尔。他是爱尔兰人，一头红发，满面的笑容极富感染力，让人由不得精神振作起来。他后来去了美国，投身广播事业，声名大振，那是后话。当下，他热情招呼我说：“啊，是宝小姐，快请进，快请进。”说了没几句，又迫不及待道：“来来来，快跟大家认识一下。”
于是便和大家一一认识了。不说不知道，原来，我的新同事全是纽约和伦敦有名的新闻人，比如编辑里的米勒、克劳、比福尔，记者里的索考尔斯基等。
和他们相比，我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姑娘记者”而已。
上任的头一个下午，主要是向道约尔介绍我以往的新闻工作经验。因为年轻，我的经验自然有限，不免有些紧张。但说到后来就渐渐放松了，尤其谈到在《洛杉矶先锋报》和《旧金山公报》的经历时，最为振奋。我在两家报社都任职于本埠新闻部，同事众多，大家抢新闻，抢时效，压力很大，也学到了许多新闻方面的真谛。我进《先锋报》时才十六岁，在那里干了一年，又在《公报》干了几个月，然后进了南方的一家教会女子学院读了两年书，接着就接到了中国《大陆报》的录用函。
得知要到中国工作后，我真是欣喜若狂，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先锋报》，将喜讯告诉了原上司、本埠新闻部主编坎贝尔。他听了，看似随意地提到：“何不顺便担任国际新闻社的驻上海特派员？我给咱们报社在纽约的国际新闻部主编法瑞斯发个电报吧，看行不行。”
回电不久就来了，居然说可以，让我同时兼任国新社的远东特派员。所以，事情简单起来时，可以简单到让人不可思议。但我的家人却不放心了，后来，朋友们保证说，我在上海时可以和他们合住，家里才同意我来远东。
说完这些，我哈哈笑了起来，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道约尔满意地点点头。他说：“很好。现在要紧的一件事，是替你印名片。但你得先起一个中文名。”P5-7
译者序
宝爱莲的英文原著是尘封已久的旧书，出版已有四分之三世纪了。网上看到了买来，读到作者结识吴佩孚伉俪于直奉大战，又出生入死，乱中采访民初群雄，其事迹彪炳涣汗，不免感慨一番。阅毕束之高阁，渐渐淡忘了。
前一阵，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打折书店买了陶菊隐的《吴佩孚将军传》(收于《狷介与风流》，山西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读到一段关于吴佩孚与“德国小姐露娜”的描写，不禁有些诧异。陶菊隐是如此描写的：
一天．德国小姐露娜从北京来到洛阳，抱着崇敬英雄的一种心理，找着她的亲戚——北京德使馆官员——写了一封介绍信，不远千里而来。不错，过去吴的风度是掷果偷香之类，可是现在呢，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清癯的脸庞上配着一双大而赤的眼睛，宁足当西方安琪儿之一盼？可是露娜向之飘送媚眼，向之情话喁喁，把他当做理想中之对象。昊对“恋爱经”素乏研究且不感兴趣，露娜的一番热情无异于“对牛弹琴”。
露娜回京后有信来，干脆说：“吴将军，我爱你，你也爱我吗？”这给巡署译员一个大大的难题了：“堂堂洛帅乃中国旧礼教之忠实信徒，这封信是呈上去呢还是留中不发？”他请示郭秘书长(其时郭未死)，郭笑着说：“还是呈上去，你无权扣留大帅的情书。”译员只好硬着头皮如命而行，一面偷觑脸色，见吴不怒而笑，知道钉子是不会碰的了。后来一连又来几封信，吴不免得意忘形，偶向张夫人提及，意若日：“你放心，我不会闹离婚。但你莫把我这老头子当一件滞货。”哪知张夫人为着假爱情动了真气，天天闹着要扶正……
至于那位德国女士呢，不久回到德国，仍不断有信来，足足纠缠了两年之久。
看完这段，大感困惑。第一次直奉大战时，与吴佩孚有过交结的，除了美国记者宝爱莲，难道还有一个德国小姐“露娜”？因陶的作品没有标明故事的出处，只得盲目查找各类资料，包括《奉直战云录》、《直皖奉大战实记》等，但求振聋发聩，填补无知。可惜笔者于民国史是门外汉，费尽气力，竟一无所得，没找到露娜的一鳞半爪。又想，会不会是陶与吴佩孚私交笃厚，或与吴的左右义结金兰，知人所不知，才写人所未写呢？于是又翻阅陶的自传类作品，包括《记者生活30年》、《孤岛见闻》等。看来看去，似乎也不见与吴佩孚阵营有什么了不起的交情。倒是《记者生活30年》有一段写道：
昊佩孚早年的历史，为各种书刊所未载，我因友人提供了一些资料，均写入《吴传》内。此项资料，至今仍有人认为可供参考，要求复印此书，作为内部发行，因我不同意而罢。
如此看来，所谓“德国小姐露娜”，很可能出自“友人提供”的“一些资料”。陶菊隐当了几十年新闻记者，应该不会信笔胡诌的，何况他写得有鼻子有眼，仿佛身临其境的样子。连该书的《编辑前言》里也大肆发挥道：
最有意恩的是有个洋小姐，爱上了年已五十，几撇黄须两排黑齿的吴大帅，千里迢迢写信来诉说爱情，吴拿着情书当公函，一样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
这段话现在成了经典，凡说到吴佩孚，必然照抄。搜索引擎里输入“吴佩孚”，就会引出这段佳话。但“友人”是谁未有答案，“资料”是什么也无从得知，我便一直困惑于这段佳话的真实性。如果“友人的资料”那么准确，为什么只字不提深入直奉战区，住在吴家的美国女记者宝爱莲呢？虚无缥缈的“佳话”流传甚广，而货真价实的人物及事件，倒彻底漏掉了。
由此，我对《吴佩孚将军传》的严肃性也生出了些须怀疑，觉得它的写法，或者接近《史记》了，并不区分传说与史实，将其书名改作《吴佩孚列传》更恰当些。但我研究有限，不敢否认“露娜小姐”的存在。唯一能做的，是将宝爱莲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让专家及历史爱好者多一种参照。毕竟，宝爱莲是真实存在的，有档案，有照片，有《大陆报》及《国际新闻社》的系列报道供查阅。不仅有她自己的著作印证，更有丈夫及儿子的著作印证。
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 Lee 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rla 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 reporter)。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 Dog Has Its 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行动力却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做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一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取而代之的，是难辨真伪的“德国姑娘露娜”。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大战进行中，她采访了冯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访了阎锡山。她受枪击，受炮轰，遭赵倜士兵的伏击，无数次死里逃生。其勇气与职业精神，与任何一个男同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战结束后，她在保定采访了志满意得的曹锟，回途经天津时，又采访了将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国北方的军政强人已被她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开始计划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虽然战事发生在中国首都郊外，虽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实时新闻报道的主力并非中文报，而是各种英文报纸，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大陆报》及其晚刊《星报》。其中尤以《大陆报》系的报道最力。至于各中文报刊，大多翻炒西报内容。翻开陈冠雄的《奉直战云录》，有关战事进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报的报道，无法从中文报纸中获得点滴。中国人的事情要从外国人的报道中了解，这一传统，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延续。
而《大陆报》对此场战事的成功报道，宝爱莲功不可没。她“嵌入”在吴夫人张佩兰的内院，与“嵌入”在吴佩孚前线指挥部的男同事柯罗思相呼应．立体报道了这场战事。直到今日，他们的报道，还是了解这场战事具体场景的基石。
从北方回上海后，宝爱莲不及喘息，又奔赴广州，采访代表中国未来的革命阵营。她注定要见证历史，甫抵广州，便遇上陈炯明叛乱，差点送命。而这时，经历了直奉大战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长了，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任何危险都不足以让她放弃报道工作。她顶着炮火找到电报局，发出了陈炯明叛乱的电讯稿，成了全球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她刚走出电报局大门，两颗炮弹落到了电报局屋顶，将建筑炸塌了。
得知孙中山已从总统府逃往永丰舰后，她又设法联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顺珠江追寻而去，非要见到他，完成采访任务。摩托艇驶到半途被拦截，机枪扫射过来，驾驶员当场中弹昏迷。她临危不惧，抢过船舵，亲自驾驶，逃出险境。原来，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爱好者，16岁开始就精于此道，没想在遥远的东方发挥了作用。到了永丰舰，她手脚并用爬上船舷，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
宝爱莲的经历足以证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记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长，但行动能力过人。笔者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常叹她经历之奇，恨她笔力之差。换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经历之十一，就足以写出引人入胜的佳作，搏个大大的好名声。
但这只是我们凡夫俗子的想法。对宝爱莲这种人，人生就是场体验而已。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辞去了《大陆报》的工作，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一职。随后便是结婚，嫁给了美国人约翰·波特。待其长子出生后，她把国新社的工作也辞了，成了职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就此淹没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 正如笔者在《民国采访战》一书的译者序中所说，旧时代在华的外国人，无论行业与出身，都要写书，讲中国与自己。宝爱莲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过两本书，头一本是《新闻为重》(News is Hy Job，a Corresporldent in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与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国》(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本书选取《新闻为重》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前文说过，宝爱莲此人风骚不逊，而文采略输。她的书文字乏味，内容杂乱，轻重不分，编排无序，夹杂对中国历史谬误百出的介绍，对时局背景毫无见地的交代，更穿插无趣之极的生活琐事，哕哕嗦嗦。如果全盘照译，必然不堪卒读。因此，笔者在翻译时只择其精华，冀突出重点，将最具相关性的内容呈现给当代读者。书中的小标题为译者所加，书名也作了更换。
宝爱莲的另一本书《逃出中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写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写的，讲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可与鲍慧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类作品参照阅读。讽刺的是，波特作为美国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文笔还是逻辑都远远好过以写作为业的太太。至写作此文时，《逃出中国》尚未译成中文。
宝爱莲在华生活了20年，不仅自己深深卷入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影响了自己的长子小约翰．波特。他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后任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从事对中共的间谍活动，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根据此经历出版《九死一生》一书，颇为热销。小波特已于2014年过世，时年89岁。
杨植峰
2014年12月上海
宝爱莲编著的《民国群雄采访录--美国女记者与民初军政强人》介绍了，美国女记者Edna Lee Booker，中文名宝爱莲，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曾任美资《大陆报》及《国际新闻社》记者，1922年，她凭借美国女牛仔“初生牛犊”的冒险精神先后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曹锟，又与宋美龄结识，巧遇陈炯明叛乱，采访了孙中山、伍廷芳等。
20世纪初，她是西方记者中，真正近距离探入到中国军阀生活的唯一一人，其间她经历的战乱、灾难，军阀私密生活，充分展示了她作为女记者的传奇色彩，她的记录，也是一份难得的民国军阀史史料。
宝爱莲编著的《民国群雄采访录--美国女记者与民初军政强人》是一部“记录国民党高官多舛命运，品评中国百年历史风云”的专著，着重交代了国民党高官的最后安息地。这些人曾经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然而，他们人生的志向为什么难以实现？他们最后的归宿为什么截然不同？相信读后您会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