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水浒传〉》围绕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这个主调，全面收集详尽介绍了毛泽东阅读、欣赏、评论、运用《水浒传》的专题资料，仔细分析了毛泽东那视角独特、个性新奇的读书经验，具体揭示了毛泽东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的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本书把一位革命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整个情况和新鲜经验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

《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伟》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选择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家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毛泽东读〈水浒传〉》围绕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这个主调，全面收集详尽介绍了毛泽东阅读、欣赏、评论、运用《水浒传》的专题资料，仔细分析了毛泽东那视角独特、个性新奇的读书经验，具体揭示了毛泽东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的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毛泽东对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精心的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都给予了别开生面启人心扉的解读，并恰到好处地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中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物质力量。同时，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梁山好汉在精神状态和斗争策略方面的不足和失误，作为革命的借鉴。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水浒传》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和点评者的评论，以及对《水浒传》版本的关注；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梁山好汉革命精神、斗争艺术、经验才识的提炼、阐扬和运用；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小说人物的谩议、分析和引证；第四单元是毛泽东解读和运用《水浒传》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误解的辩驳以及晚年他发动“评《水浒》”运动的评析。总之，本书把一位革命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整个情况和新鲜经验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

毛泽东与“水浒精神”（自序）

我让你找本《水浒》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销售《新标点水浒》

 《水浒》与水壶

 引述《水浒传》典故

 “中国人”与“中国知识”

 《水浒传》上没有国民党

 增加知识的办法

 《水浒传》里有一首歌谣

 语文课可选《水浒传》的作品

 关心对《水浒传》的研究

 《水浒》发行了

施耐庵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不是科名显赫的人”

 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的“民主文学”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

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

 再看看金批《水浒传》

 金圣叹的批注是好的

 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

《水浒》三种都要出

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

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

 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说中央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

 《水浒传》第一回有极神气的描写

 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之一）

 我们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

 山上来了游击队

 当“土匪”还不是国民党“剿共”逼的

 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逼上梁山之二）

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逼上梁山之三）

 逼上梁山非打不可

 将起军来逼上梁山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这支队伍统帅得好

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

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

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四海之内皆兄弟

历史上“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

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

很喜欢看《打渔杀家》

 击掌作拍看《打渔杀家》

 打鱼老汉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

 旧戏《打渔杀家》是好的

 团结人民反抗力量就大

 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

 萧桂英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革命”

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

 调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齐心协力打胜了第三次

 主观主义就不行

 三打解决三个矛盾

《三打祝家庄》很有教育意义

宋江起义与农民战争（宋江之一）

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宋江之二）

 我们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

 劫富济贫理直气壮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之三）

 宋江失败是因为不容于现实社会

 重视宋江形象的讨论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是命令主义强迫卢俊义上梁山

没有吴用这些人就不行

 吴用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

 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

 吴用不愿意投降

王伦不准人家革命

方腊·摩尼教·农民战争

 方腊领导的农民战争

 摩尼教与原始社会主义色彩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

林教头的“战略退却”（林冲之一）

“男儿有泪不轻弹”（林冲之二）

 你们都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只是未到提级时

 眼泪要往里头流

爱看昆曲《林冲夜奔》（林冲之三）

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鲁智深之一）

 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鲁智深是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

我来介绍鲁智深进共产党（鲁智深之二）

 “鲁智深”解放了！

 鲁智深从来没有考虑到女人

 鲁智深可进共产党

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李逵之一）

 李逵仗打得很好

 理论界的“黑旋风”

 李逵的办法叫做“剪拂”

 李逵太急一点

 李逵不愿意投降

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李逵之二）

 李逵式的官长

 李逵还是有缺点的

 不要学李逵粗野

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

 不愧是打虎英雄

 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阳谷县是武松的故乡

 武松的缺点是好杀人

石秀有一种拼命精神

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

三阮是反皇帝的

 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

 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

 三阮不愿意投降

“没有出息”的宋徽宗

高俅代表地主阶级的一派

蒋门神一派不能收税

被错批的“梁山侠义行为”

关于“民粹主义”的责难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水浒》专门反对贪官

 芦荻：毛主席评《水浒》没有别的意思

 姚文元：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江青：《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邓小平：有人借这做文章搞阴谋

 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

 张闻天：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

 胡乔木：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肤浅对比

 张春桥：让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芦荻：不买江青的账

 毛泽东：划在杂志上那黑色红色的大圈

 “前言”和专著：《水浒》是投降主义的教唆书

 外电外报：超越文艺范围的新的“政治问题”

 笔者：简短的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丛书后记

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著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说：“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趣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诚哉斯言。爱读善读《水浒传》，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当人们回顾他那充满传奇色彩、轰轰烈烈的一生时，常常忆到他那极富个性的阅读《水浒》的故事。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像许多读书的少年那样，私塾时代的毛泽东不爱正课爱业余，不喜“经书”喜“杂书”。所谓经书，即“四书五经”；所谓杂书，即传奇小说。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9页)

这里说的“关于造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

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毛泽东讨厌经书喜读杂书，这就与塾师毛宇居在思想上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以后的教与学中，他们的关系有时很难协调。毛宇居并没有因他与毛泽东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两家过往甚密，关系融洽，就放弃自己的“原则”。毛泽东如违反教规，他同样处罚。一天，同学们在课室里温习功课，毛泽东端端正正地坐在席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接着，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他又把《论语》摊开，压在上面，做出认真读经书的样子。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毛宇居已经悄悄地站在他背后。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正被“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

毛泽东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情知大事不好，只见毛宇居鼓起眼睛，怒斥道：“你……你大胆妄为，违反塾规，偷看杂书，欺骗先生，这还了得！”这一次，毛泽东手心上添了几道鲜红的竹条血印，虽然钻心般痛，他却强忍着，没有哭喊，也没有眼泪。

冒着被体罚的危险“偷读”《水浒传》，这是一种痴迷，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一种热爱。当然，少年毛泽东用“经书”掩盖“杂书”，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恶作剧，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叛；但他醉心于阅读“造反的故事”，长期的耳濡日染，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时期，则十分有利于反叛意识的滋生养成。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准备去县城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到东山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五十里。”“你多大了？”“17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说明东山高等小学时期的毛泽东对水浒故事不只是读，而且能讲，能够与同学们互相讲述，互相交流，这当然有助于增强记忆，有助于消化理解。在讲解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喜欢向身边的人们讲述《水浒传》故事，这个读书习惯毛泽东保持了一生。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传播《水浒传》了。

销售《新标点水浒》

毛泽东还曾经销售过《水浒传》。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在北京，他深受宣传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热潮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报纸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文章还说：“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

开业以后，毛泽东几次就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向出钱的股东和书社工作人员汇报。

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翻译点滴》等。其中，《新标点水浒》卖了一百部。(资料来源据《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37、542页)

《新标点水浒》，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出版，由汪原放主持并组织人员，采标点符号分段的出版物。该书系七十回本。

毛泽东把《新标点水浒》这样的传统小说，作为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材料”，作为“书之重要者”推荐给读者。在《新标点水渤诞生的后面，确实存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给《水浒传》以新标点的汪原放，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他是上海亚东书局的老板汪孟邹的侄儿。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知己，他的亚东书局就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搞起来的。“五四”时期，亚东书局为经销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做了大量工作。建党后，陈独秀又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交给亚东书局印刷发行。当时，汪原放在叔叔的书局里帮忙，他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十分吃力，便开始做分段标点的工作。这个做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1920年8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传》在亚东正式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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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形成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一)

鲁迅先生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时代背景，适应时代的需要亦即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关注和解读，着眼点在于从梁山英雄好汉这些古代革命造反者身上挖掘、提炼、吸纳革命精神，这即是他解读《水浒传》的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其独特之处。

那么，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挖掘到梁山英雄哪些精神内涵呢？

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94页)所谓“造反的故事”，《水浒传》自然是首选。这讲的是少年时代的情形。湖南一师时代，毛泽东与同学们探讨“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教育救国”，有的同学主张“从政救国”，毛泽东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6页)意即像梁山好汉那样武装反抗当权者的黑暗统治，他主张的道路是革命救国的道路。延安时期，他指出：“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第92页)钟情的依然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回顾中国现代革命与历史上梁山义军的某种关系，仍然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第132页)毛泽东借助梁山运动，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确立和张扬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

民主精神。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对文化史、教育史有深刻影响的“民主文学”。(《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91页)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蒋建家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第223页)《水浒传》是有较多的“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较集中、较强烈、较突出地表达了中世纪农民阶级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要求。毛泽东认为描绘宋江起义的《水浒传》，是展示中国古代农民阶级民主思想的伟大著作，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民主传统。应该说，这种评价把《水浒传》思想内容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毛泽东用梁山义军等农民战争的民主传统，以佐证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府代表制民主政治性质，借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是坚强有力的。

平等精神。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追求和价值选择，《水浒传》大力鼓吹平等精神——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精神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一段话语里面：“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这种平等精神可说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它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却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平等行为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并站稳脚跟，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实上体现着以往农民革命中的平等精神。不同的是，“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73页)总之，“劫富济贫”与“打土豪，分田地”，因为共同点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

“打虎”精神。《水浒传》武松打虎的故事体现了英雄的豪气和神勇，毛泽东却另派用场，张扬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支虎”！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你们太刺激了”的责难，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页)在国内外反动派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武松的“打虎”精神，就是克服了怯懦的勇敢精神，就是放弃了妥协的斗争精神。

……

(四)

从革命和建设(主要是前者)这个切入点，进入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笔者的发现，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早已在谈论“《水浒》与革命”这个话题了。笔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话题涉及到的问题更全面、更系统地表达出来罢了。在无以数计的《水浒传》读者中，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特点恰好在这里。

阅读活动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创造性的活动。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其所著《存在主义美学》中引证萨特的话指出：“阅读欣赏是读者的自由创造，是在作品引导下的创造。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着路标向前迈进的是读者。”(第37-38页)毛泽东虽然没完全无视《水浒传》作者、评者所设下的“路标”，但他的创造自由度更大些。他创造了全新的《水浒传》价值体系。读了本书，读者或许会知晓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崭新天地。

一千个读者读《水浒传》，就该有一千种“自由创造”；今天的读者读这部名著，创造主题该是建设和现代化吧！

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民族的文化瑰宝。

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一座思想的迷宫。

仅就《水浒传》的思想政治倾向而言，在许多方面摆在你面前的是相反的两极：

《才(浒传》的文本，七十回本或叫金评本，较多地表达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热情赞美造反起义的思想，充满阳刚之气，而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后小部分，则充满企盼招安、乞求招安、赞颂招安的情绪，流溢阴柔之风。

宋江人物形象，可说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有反抗要求，有民众威望，有组织能力，有实际贡献，不失领袖风范；也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无耻叛徒，他出口“忠义”，闭口“招安”，迟迟疑疑不上梁山，屈膝跪拜朝廷降将，念念不忘当国家臣子，主动请求征剿方腊，毒药亡身而死不悔悟，一副奴才习气。梁山大业，成也斯人，败也斯人，这是客观事实。

在《水浒传》评价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津津乐道其为“天下第一奇书”的，也有咬牙切齿诅咒其为“天下第一禁书”的；有惊恐万状称其为“诲盗之书”的，也有老谋深算以其为“弭盗之书”的；有评其为“农民起义教科书”的，也有判其为“投降主义教唆书”的。

《水浒传》的传播，既有封建王朝的达官贵人对它组织翻刻出版，广为流布的，有人据此判定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帮闭之书；也有绿林好汉在战斗间隙讲说水浒故事，从中寻觅歼灭围剿官军的兵谋战策的，有人据此判定其为造反农民阶级的帮忙之书。

现在我们知道，《水浒传》演变史、评论史上这种两极现象，皆产生于《水浒传》文本演变的复杂性。《水浒传》一书，在其成书前的“话本”、杂剧水浒故事阶段，就包含着矛盾的思想。《水浒传》经施耐庵之手成书后，又历经一些文人和书商作了为数不少的增补删改，或根据自己的价值选择，或根据市场的利润追求，相异、相歧及至相反的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杂糅在一本书中。有的研究者据此得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结论，不能说没有道理。

《水浒传》演变史、评论史上的复杂性，影响到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解读、评论和运用。比如他说过《水浒传》是“民主文学”，也说过《水浒传》是“反面教材”；说过“《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也说过读《水浒传》是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说过《逼上梁山》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了，也说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形象，说过“我们的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又说过“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对宋江的阶级属性，说过“梁山泊宋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又说过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派；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他说过“评点是好的”，一生都喜欢阅读“金批本”，又说“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似乎对金圣叹和“金批本”有一种厌烦感；他年轻时探讨“救国之道”，慨然声称“学梁山好汉”，即像水浒英雄那样进行武装反抗，暴力革命，年老时总结一生革命经验，一言以蔽之“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不无调侃地自诩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绝大部分革命生涯中一直保持着与梁山好汉的认同感和共鸣感。但是到了暮年，他却来个彻底否定，否定了梁山义军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革命，只将其认定为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政治斗争，不具备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没有革命精神和经验以供吸取，只剩下投降和招安的教训以供借鉴和防范，梁山好汉再也不是英雄好汉可供学习模仿，只是奴才走狗以供批判。

其实，何止毛泽东是这样，给予毛泽东《水浒传》观以很大影响的鲁迅也有这种状况。他在《流氓的变迁》中说宋江等人朝廷“大军一到，使受招安”，成为“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的“奴才”，而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则说“《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在别的文章中提到“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鲁迅全集》第4卷，第404页)，甚至明确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

把上述两极现象仅仅归结为逻辑混乱，观点矛盾，甚至拿出实用主义的“法宝”打过去，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把看似不合理的事物给予合理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则是写作《毛泽东读<水浒传>》不能绕过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说《水浒传》是一座思想的迷宫，不如说它是一面思想的多棱镜。表现在《水浒》评论史上和毛泽东解读《水浒》活动中的对立观点，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上是立论的依据不同，即所依据的《水浒》版本不同；主观上是立意的角度不同，即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和要达到的功利目的不同。

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一部《水浒》，可称之为思想的浩瀚海洋。按照接受学的理论，阅读作品的行为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毛泽东解读《水浒》，内容丰富、内涵深邃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水浒》解读范式——毛泽东解读的《水浒》。本书的任务即是将毛泽东读《水浒》范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董志新

于沈阳大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