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锡祺主持编订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迄今为止，仍是关于孙中山最为详尽的编年史。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如今看来，《孙中山年谱长编》也有可以改进扩展的空间。以今日所见史料，较前人大幅度扩增，尽量充实，则篇幅至少应在两倍以上。如此，已不是增补《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能尽意。於梅舫、陈欣秉着尊重前贤的旨意，另起炉灶编辑《孙中山史事编年》较为可行。

於梅舫、陈欣著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共12册)(精)》以记述谱主的生平活动思想为主，并围绕谱主的直接史事，展开相关人事的历史，以便理解谱主的言行，详略视其与谱主的关系而定。  本书引用资料，如系引录原文，概加引号。记述事件过程，一般采用综述；函电、批示、讲演词等则择要摘引。资料出处以夹注形式简要注明，各类说明性注释用页下注。征引文献附全书后。

谱主生平思想与活动的各时段内容多寡不一，故全书各卷所涵盖的时长有别，大体而言，民国成立前分为两卷，国民党改组后分为三卷，中间部分为七卷，共计十二卷。

第1卷 1866．11—1905．12

1866年(清同治五年丙寅)诞生

1867年(清同治六年丁卯)一岁

1868年(清同治七年戊辰)二岁

1869年(清同治八年己巳)三岁

1870年(清同治九年庚午)四岁

1871年(清同治十年辛未)五岁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六岁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七岁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八岁

1875年(清光绪元年乙亥)九岁

1876年(清光绪二年丙子)十岁

1877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一岁

1878年(清光绪四年戊寅)十二岁

1879年(清光绪五年己卯)十三岁

1880年(清光绪六年庚辰)十四岁

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十五岁

1882年(清光绪八年壬午)十六岁

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十七岁

1884年(清光绪十年甲申)十八岁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九岁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岁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十一岁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二十二岁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二十三岁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二十四岁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二十五岁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二十六岁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二十七岁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二十八岁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二十九岁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岁-·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十一岁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十二岁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三十三岁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三十四岁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三十五岁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三十六岁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三十七岁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三十八岁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十九岁

第2卷 1906．1—1911．12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四十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四十一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四十二岁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四十三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四十四岁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四十五岁

第3卷 1912．1—1913．12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六岁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七岁

第4卷 1914．1—1915．12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八岁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九岁

第5卷 1916．1—1917．12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五十岁

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五十一岁

第6卷 1918．1—1919．12

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五十二岁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五十三岁

第7卷 1920．1—1921．12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五十四岁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五十五岁

第8卷 1922．1—1922．12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五十六岁

第9卷 1923．1—1923．12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七岁

第10卷 1924．1—1924．8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八岁

第11卷 1924．9—1924．12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八岁

第12卷 1925．1—1925．3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九岁

征引文献

主要人名索引

后记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二十八岁

是年初拟与康有为结交，未果。

“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陈少白记：“我想到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冈0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45页)

1月至2月(癸巳年十二月末至甲午年正月初) 在翠亨起草上李鸿章书。

“癸巳年十二月，孙总理因广州东西药局营业失败，遂回翠亨乡与家人团聚十余日，始赴香港。及晤陈少白，乃出其在乡所草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稿，与少白斟酌字句，谓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为然。”(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3页)

1890年上书郑藻如时曾谓：“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或谓上李鸿章书“即肄业雅丽士时腹稿也”。(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5页)陈少白记：“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稍为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27—28页)

2月8日(正月初三日)朝鲜东学道起事，提出“驱逐倭夷…‘尽灭权贵”的口号。

2月9日(正月初四日)《中西日报》刊登鸣谢广告盛赞孙中山之医术与人品。

有具名武泌者刊登广告称：“孙逸仙先生学宗孑L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家，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等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竞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21页影印件，日期按《文明之路》旬刊第26期邓慕韩《总理之医学时代》)

2月15日(正月初十日) 返回广州，继续在东西药局开诊。

东西药局于2月27日在《中西日报》刊登广告：“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月之初十日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矩，一律如前：每日lO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午后外出诊症”。(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21页影印件)

3月17日(二月十一日) 清政府与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华工条约》。

是年春夏间偕陆皓东由粤赴沪，寻找上书李鸿章之门径。

“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藉港友函介，分访王韬、郑观应诸人”。“总理出示上李书稿，韬深为赞许，仅代修订数语，并为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廷威为水师将弁，由官[观]应介绍相识”，“跃如字嘉树，粤之琼州人，为耶教传道士”。(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3—14页)

在穗曾请魏恒致书盛宙怀，托盛宙怀向其堂兄盛宣怀推荐，郑观应亦致函盛宣怀予以推荐。

魏恒曾任澳门海防同知。魏致盛宙怀函云：“兹恳者：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擅中西医术，知者甚多，妒者亦复不少。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久仰令兄观察公(按即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德望，欲求一见，知侄与世丈处，既有年谊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属函恳赏赐书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

遂携魏函见盛宙怀，宙怀乃致函宣怀介绍：“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求转吾哥俯赐吹植。”此信由孙中山带往天津，盛宣怀于6月26日(五月二十三日)收到。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云：“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以尺函为其介，俾叩谒台端。”并谓：“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第89—90页；戈止羲：《对(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之补正》，《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

6月(四月至五月) 日本出兵朝鲜。清廷应朝王之请，派兵镇压东学道起事。

6月下旬(五月中下旬) 由沪抵津，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未被采纳。

是年夏间，偕陆皓东行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满楼客栈，持港沪友人介函访直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道达上书意见。罗、徐均允相机协助，旋将上李鸿章书投递。然李鸿章借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仅由罗丰禄代领得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纸。由是，更深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4页)

……

P76-79

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

在起步较晚而进展显著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孙中山研究显得相对成熟。近年来，孙中山研究总体上由显学退隐，同时，在基本认识和具体史事判断方面却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表明即使这样的领域也还存在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只是要在既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摸高探深，必须扩张材料，拓展视野，讲究方法。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但又最为复杂多变，人物研究，看似容易上手，实则做好最难。充分吸收二十余年来的相关新成果，竭泽而渔地搜罗各类材料，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前后左右比较参证史料史事，可以推动孙中山研究更上层楼。

一 枢纽性的历史人物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轮番竞相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相关的年谱、年谱长编以及各种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和史事编年也陆续问世，各种专题论著更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然而，一番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归于平静。社会上虽然不乏关注者，学界也还有坚守人，逢五逢十的纪念持续进行，可是显学退隐，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长期趋势。专门从事此项研究者在新进中几乎无人，即使兼习者也日渐减少。在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方面，一般很少选取孙中山或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撰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显示孙中山研究在经历了曾经的繁荣之后，初创时期进入门槛较低的状况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则反映学界对于孙中山研究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到来准备不足，因而无缘以求精进。

学术之事，随时代风尚的变化有所转移，应是社会常态和人之常情，无所谓当否。不过，学问之道，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时事转移，只不过上下波动而已。类似孙中山这样的历史要角，如果完全离开研究者的视线，甚至成为学界的陌生人，无论学问怎样求新出奇，都很难说是大道正途。况且，尽管孙中山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可是要说已经没有下手的空间余地，恐怕言之过早。其中不仅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言论行事，即使史事清楚，如何解读认识，看法大相径庭以致聚讼纷纭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行为，通行理解与史事本相及前人本意相去甚远，要想更上层楼，依然任重而道远。

有两种相似相近的现象，说明孙中山仍然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决非已经达到可以束之高阁的程度。一是坊间不断有人从各方面发表新解，对于以往的孙中山研究提出种种挑战，其中固然不无随心所欲的妄说，但也有值得认真思考的灼见，即便一些似是而非的质疑，也反映了普遍的困惑，在相关研究中应当有所回应。二是个别海外学人将冷门做热，关于30岁以前的孙中山，就写出洋洋洒洒的七十余万言。撇开各种牵扯，对于孙中山研究具有实际价值的也有十余万字。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孙中山研究都远远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资料到问题，还有不小的探究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待开发的空间往往牵涉历史的根本大节。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家关注的要项。见事不见人的史学，肯定不会是高明的史学。如果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相反相成，那么人无疑是最为复杂的成分。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重复，所以不可能有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所谓“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②与社会科学的求同有别，史学更加着重于见异。历史规律即为所有事实因缘发生演化而形成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把握这样的联系，只能依据对史事的比较贯通，不宜用后来的观念勾勒连缀归纳。而且，即使以今日分科的眼光，好的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至少有一点相同，即应当见事见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便可见其音容笑貌。若是隐去名讳，便千人一面，只知其事，不见其人，则不过表面文章而已。

后来者治史，容易自以为是，以为历史进化，今人一定较前人踞有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可以纵论古今，激扬文字，动辄评价批判，任意褒贬。殊不知但凡史册留名者，无论善恶正邪，都非常人可比，其为人行事，往往不循常规，要想具有了解同情，诚非易事。以为人物研究容易上手，选不到合适的题目才转而以人物为题，一流人物不好下手便瞄准二三流人物，其实是浅学者的误解谬见。对于研究者而言，理解非比寻常的人与事，是对自己功力见识的一大考验。况且历史认知必须凭借材料，而相关记述即便多数之汇集，也不过是片断，要想连缀拼合还原，而不至于图画鬼物，更加困难。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针对材料简少的上古所举探究圣贤思想的办法，若是运用于材料庞杂繁多的晚近历史，还需延伸扩张。那种先设定题目甚至范围，研究谁只看谁的资料的做法，以及举例求证的方式，实在是相当危险的。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固然比比皆是，盲人摸象、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也是在所难免。如此这般地强古人以就我，在时下的人物研究中，恐怕并非个别例外。

研究孙中山之所以重要，固然由于其至今仍然得到全球华人最……

实现以上各点，可望从几方面体现新时期孙中山研究应有的水准以及彰显编年的价值：

——编成一部内容详实、能够体现时代水平的信史，提升孙中山研究的水准，保持和进一步增强孙中山研究的优势地位。

——打造高度与深度相辅相成的研究新平台。通过梳理孙中山的言行及其与各方关联，深人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制度建构、思想脉络乃至中外关系，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促进近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强化相对薄弱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凭借。

——确立检验各种研究和评价孙中山的观点说法的衡量尺度。通过汇聚梳理各种史料史事，订正误说，缩小歧见，保存异解，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附会，不趋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提供全面认识孙中山以及近代中国的凭借和保障，防止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的瞎说，成为检验神化和妖魔化的试金石。

扩而大之，《编年》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还有进一步的意义。

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合晚近史研究，却普遍被轻视和忽视，应努力探索发挥编年体裁在近代中国研究中的潜在价值和重要作用，并提供经得起学术检验、具有展示度的研究成果。作为编年体的最高体现，长编考异法与域外比较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两种治史良法相互参合，应用于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研究领域，能够有效地纠正和防止各种局限偏蔽，掌握比较不同的史料寻绎历史发生演化脉络的能力，由碎立通，减少穿凿附会的曲解和随心所欲的妄言，使得解读材料和认识问题均能够适得其所。

史无定法，看似今是而昨非，实则万变不离其宗。那些追仿域外新法、貌似引领时趋的新说，本来就多为边缘迎合主流的折腾。而汉语言文字的特性，又容易格义附会，倡言与附从，对于所鼓吹附和的大都相当盲目。但凡良法，必然高妙，决不会不学而能。集众的研究，在人文学科未必是理想的形式，可取的方面，要项之一，就是训练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基础性和基本性的训练。只有本宗扎实，根本确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通过集众的研究，可以为孙中山研究保留必要的种子和培训适当的骨干，使之能够薪火相传，先因后创，温故知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帮助参与者揣摩掌握长编考异之法的精妙，能够熟练应用，具备长编考异的底蕴基础，转治其他专题，效果大不相同；促使研究者打破分科的局限，跳出专门的窠臼，多头并进，相互贯通，提升治学的境界。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集众式研究的参与者较多，各人的学识功力及态度难免参差，对于长编考异和比较研究法的理解领悟有所差异，势必对相应时段的成果质量产生影响。为了确保整体理念及具体做法能够落到实处，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尽可能减少差别。至于是否达成，还有待于方家的检验，予以针砭，以便随时修订。即使编年本身未必完全达到前述理想的境界，经由编年的训练，利用编年的累积，有心之士也有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

桑 兵

《孙中山史事编年》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由桑兵主编，副主编为关晓红、吴义雄，具体作者及其负责时段如下：於梅舫、陈欣，1866年一1905年；安东强，1906年一1911年；赵立彬，1912一年1913年；何文平，1914年一1915年；陈喆，1916年；李欣荣、李源，1917年；张文苑，1918年；谷小水，1919年一1921年；谭群玉、楚秀红，1922年；曹天忠、周楠，1923年；敖光旭，1924年1月一1924年8月；孙宏云、庄泽唏，1924年9月一1925年3月。各卷作者署名按时间顺序排列。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陈三井、李吉奎、金以林、杜承骏、马忠文、潘光哲、萧润君、黄健敏、林华煊、张咏梅、杨春华、杨洁珠、周子峰、朱晓秋、杨泰龙、张玲、张金超、熊寰等师友的帮助。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欧阳红、潘鸣、李闻辛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辛勤劳动。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