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集散四方达
“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恒”字说明苏毗从事商业贸易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作为职业。“其利数倍”则点明了其商业目的极其明确，是为利而进行货运。从“将盐向天竺兴贩”则知道苏毗商人在商业行为中已具有市场选择意识。可以设想一下，由几个穿着苏毗服装的女子率领着一队由男人赶着牦牛驮队运送着大量的食盐，跋涉于雪原之上，向天竺而去。这就是一幅两千多年前展现在西藏高原的历史画卷——万里商旅图。
根据苏毗外运的商品和需要购进的商品，大致上可以确定，远在两千年，最迟在一千年前，苏毗已有四通八达的商路，并通过这些商路进行商品集散。
从商品种类来确定输出的走向，以便探寻苏毗对外的商路。苏毗对天竺输出盐、矿石，向波斯（今伊朗）输出矿石，向高昌（古西域之一国）输出矿石、手工业品，向中原输出马、工艺制品、药材（麝香、鹿茸、朱砂），可见苏毗的商路是从多个方向向周边延伸。由逻些（今拉萨）出发向北经农歌驿，过那曲的阁川驿，过安多至野马驿，翻越唐古拉山口至悉诺罗驿，再到格尔木经大柴旦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经哈密而至高昌。又可由玉树经称多众龙驿，经多玛至那禄驿莫离驿至西宁。向南入天竺，由日喀则经江孜到康马，过亚东后经甘托克进入天竺。西去波斯（今伊朗）的路是漫长的，由日喀则出发后，经拉孜、昂仁、萨嘎、仲巴、玛法木错、噶尔，经日土到叶城到莎车，经英吉沙过乌兹别里山口后进入波斯。进人中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西宁经鄯州至兰州，另一条是向东南方行进，从逻些到墨竹经工布江达到林芝，后到波密、芒康、巴塘、理塘到康定进入成都。每条商路都要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因此很有可能在途中有专门的货栈或是转运商队，更有可能在途中的主要市镇或市集就进行商品贸易。商品通过这些商路进行流通与集散，同时也将外地的商品传人苏毗地区，如苏毗女王喜爱的纹锦（蜀锦）就是通过由康定至逻些的这条商路从中原运回来的。
苏毗国不仅有对外的商路，而且有城镇处均通商路。千百年前雪域高原并不寂寞，单峰驼队、牦牛驮队、马队用出发前的号角打破宁静，宿营时的炊烟装点高原的黄昏。
商队是物质财富的转运者，同样是文化的传播者。它不仅将苏毗文化传播到外地，同样将外地的文化带人苏毗。今天在吐蕃文化中可以找到大量苏毗人留下的痕迹，如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哈拉直沟乡有“苏毗村”，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有“苏毗峡”、“苏毗人”，则是苏毗商人传播的遗址。
四东女与之同
无独有偶。苏毗国的东面，在苏毗国临近灭亡时，弱水（今澜沧江）畔兴起了另一个女儿国——东女国，其得名就是为了与苏毗区别。《隋书》中将苏毗写为“女国”，《新唐书》中记载“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中记载东女国：“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考证，“康延川”是今天的昌都，东女国东边与茂州（今四川茂汶一带）交界，东南与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交界，领土包括今四川阿坝茂汶以西，甘孜州的巴塘、理塘（白狼夷故地）以北及整个昌都地区，国土面积相当可观。
其政治制度基本承袭苏毗国的制度，《旧唐书》记载：“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不同的是，王夫已可在外任职。比苏毗国进步的是，东女国已经使用天竺文字来处理政务，而且有了自己的历法，“以十一月”为正月。礼制已有固定的程式，在颜色上崇尚青色，在葬制上使用人殉，“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在居丧期间，规定“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
在对外交往上，由于地近中原，尤其重视与唐朝的关系。从唐高祖李渊建国，东女国女王汤滂氏就派使者进贡地方土特产。唐高祖丰厚地回赠礼物，并送还了使者。唐太宗平定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后，东女国又一次派使者前来朝贡。唐太宗用盖着玉玺的国书来慰抚东女国。武则天当政时，东女国王派大臣汤剑左前来朝贡，并向武则天提出赐以官号的要求。武则天册封汤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同时用瑞锦制成民族服装来赏赐给汤氏。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十二月，东女国王赵曳夫派王子前来进贡。第二年春，玄宗命令大臣们在曲江宴请王子，并命令宰相以下的官员参与宴会，之后封赵曳夫为归昌王，并授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赏赐了王子八十匹帛。从此以后，东女国就以男子为王。
东女国被吐蕃吞并后，依然独立地保持着与唐朝的来往，巧妙地在唐与吐蕃之间进行周旋，被称为“两面羌”。
东女国在这一时期是唐朝与吐蕃通商的重要中介。商品的转口使东女国从中获利。因此，东女国不仅继承了苏毗国的商路，并在原有商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商业贸易主要集中于丝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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