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描写同性恋情的小说，莫瑞斯和克莱夫是剑桥大学的同学，他们背负社会歧视的压力相爱三年，克莱夫突然提出中止这段感情，遂与安妮结婚。这一变故使莫瑞斯几乎精神崩溃，走上自杀的道路。他寻求心理医生的治疗，谴责自己有罪，直到遇见深爱他的猎场看守者阿列克为止……

E·M·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莫瑞斯》创作于作家的全盛时期，可因为涉及同性爱，一直到作家身后的1971年才出版，成为这位小说大师最后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这部同性爱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早已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

莫瑞斯和克莱夫在青葱岁月于剑桥相识相恋，可是三年的相知相守后克莱夫却选择了仕途，娶了位贵族小姐，将这段感情生生离弃。仍旧坚守的莫瑞斯几乎精神崩溃，濒于自杀，在绝望中终于遇到不顾一切爱上他的猎场看守阿列克，真正的爱情使两人艰难地突破了阶级差异和社会禁忌的双重禁锢，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也成为影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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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一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肉体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切，到头来还让他做了共同经营者。

杜希先生老是惦念着什么。这次是高班的一个名叫霍尔的学生，不久就要跟他们告别，升入公学。他想在郊游的时候跟霍尔“畅谈”一番。他的同事们表示异议，因为事后会给他们添麻烦。校长说他们已经谈过话了，况且霍尔宁愿和同学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散步。很可能是如此，然而凡是正当的事，杜希先生素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他面泛微笑，一声不响。里德先生知道他要“畅谈”什么。因为他们初结识之际，在交流教育的经验时触及过一个问题。当时，里德先生反对杜希先生的意见，说那是“如履薄冰”。校长并不知道此事，他也不愿意知道。他那帮学生长到十四岁就离开他了，他忘记他们已经长成男子汉了。对他来说，他们好像是小型而完整的种族——“我的学生”，不啻是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他们比俾格米人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决不结婚，轻易不会死掉。这些单身汉是永生的，排成一字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数目不等，少则二十五名，多则四十名。“依我看，关于教育学的书没有用处，还没产生‘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这样了。”杜希先生听罢，一笑置之，因为他专心研究进化论。

那么，学生们又如何呢？

“老师，我能拉着您的手吗？……老师．您答应过我的……亚伯拉罕老师的两只手都腾不出来。里德老师的手全都……啊，老师，您听见了吗？他以为里德老师有三只手呢！……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指头’。吃醋喽！吃醋喽！”

“你们说完了吧！”

“老师！”

“我只跟霍尔一个人走。”

一片失望的喊声。其他两位教师发觉拦不住他，就把孩子们打发走，让他们沿着海边的悬崖朝沙丘走去。霍尔得意洋洋地一个箭步来到杜希先生身旁，但觉得自己的年龄大了，所以没拉住老师的手。他是胖胖的英俊少年，没有任何出众之处，在这一点上与他盼父亲如出一辙。二十五年前，他父亲曾排在队伍里从校长面前走过去，消失到一家公学中，结了婚，成为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最近死于肺炎。霍尔生前是一位好市民，但工作懒散。郊游之前，杜希先生预先查明了这些情况。

“喂，霍尔，你以为会听到一通说教吧，嗯？”

“我不知道，老师。亚伯拉罕老师在说教之后给了我一本《神圣的田野》。亚伯拉罕太太送给我一对袖口链扣。同学们给了我一套面值两元的危地马拉邮票。您看这张邮票，老师！柱子上还有一只鹦鹉呢。”

“好极啦，好极啦！亚伯拉罕老师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说你是个可怜的罪人呢？”

男孩大笑起来。他没听懂杜希先生的话，然而知道那是在开玩笑。他悠然自得，因为这是在本校的最后一天了。即便做错了，也不会被斥责。何况亚伯拉罕老师还说他成绩很好。他瞥过一眼校长写给他母亲的那封信的开头部分：“我们因他而自豪。他人萨宁顿之后，也会给本校添光彩。”同学们送给他许许多多礼物，声称他勇敢。然而大错特错——他不勇敢：他惧怕黑暗。但是没人知道这些。

“喏，亚伯拉罕老师说什么来着？”当他们走到沙滩上之后，杜希先生重复了一遍。这预示着将有一番冗长的谈话，男孩希望自己跟同学们一起在悬崖上步行。然而他知道，当一个孩子遇上一个成人的时候，孩子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

“亚伯拉罕老师教我效仿我父亲，老师。”

“还说了什么？”

“我决不能做任何羞于让我母亲知道的事。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会误人歧途。他还说公学跟本校迥然不同。”

“亚伯拉罕老师说过怎样不同了吗？”

“困难重重——更像是两个世界。”

“他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情况了吗？”

“没有。”

“你问他了吗？”

“没有，老师。”P3-6

出版于1910年的《霍华德别业》获得了成功，却起到了扰乱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满了迷信的预感，生怕自己会失去作家的创作力。随后他整整焦虑了一年，对本国的生活感到烦恼，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着手撰写一部新小说《北极之夏》，然而却搞得杂乱无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写得出小说。印度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身上那褊狭保守、呆板土气的成见被消除殆尽。不过，还是不可救药。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创作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但随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脱出来的方法。他私下里谴责自己虚弱无力，并琢磨起这么懒散的一个人，究竟有无权利批评为了谋生而劳动的大众。他害怕倘若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随后，1913年9月，他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爱之先知，并体验到一次启示。他本人在《结尾的札记》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触了触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话来说，触觉从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构思。就在那一瞬间，一部新颖的小说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爱，给予三个中心人物以显要地位，并且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终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来，《莫瑞斯》或是类似于《莫瑞斯》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诞生的要求。他已经写了几篇以同性爱为主题的轻浮的短篇小说来宽慰自己。然而，这还不够，尽管他并不因它们而害羞，也无意放弃它们。但当时磨炼与自我抑制还不够到位。

现在，时机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他相信同性爱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

他心头的郁闷消失了。他进入一种兴奋状态，立即坐下来写作，不出三个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与剑桥之经历的初稿。那时，他的热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读完他那些轻浮的短篇小说之一，感到震惊，引起反感，这使他心烦意乱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休·O·梅瑞狄斯之间的友谊，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对它完全感到厌烦——不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冷漠有什么关系。此次打击使得福斯特考虑放弃这部小说。然而，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脱稿。

他完全没想过此书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认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国消亡”，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实际上，他原先仅仅打算为自己而写。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拿给经过挑选的朋友们看，头一个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觉得它很感动人，使福斯特非常宽慰。但是，在迪金森看来，那个快乐的结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晓得这是此作差劲儿的部分，就着手予以改进(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这关系到他写此书的整个动机。“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这部分)也化为尘埃或雾霭，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写信给迪金森说：“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让作品能够不朽的这一渴望，引导一位小说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时谈理论。死亡这桩事实是理论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许我在《最长的旅行》中过分沉溺于死亡了。无论怎样，我越来越不倾向于将主人公杀掉。”(1914年12月13日)

一两个月后，他多少有些焦虑不安地把这部小说拿给交情较浅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担心的那样感到惊愕。然而此作没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异议促使福斯特进行更长的辩护。

“我的确想拨开神话那片薄雾，提出这些问题：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们，而把克莱夫这样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让其处于‘性反常者’(这是个荒谬的词，因为它假定他们是被赋予选择之自由的。然而，咱们还是用它吧)状态。由于社会那罪恶的愚昧无知，使得这些‘性反常者’对恶的倾向不均衡(我承认这一点)。他们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样好或坏，还是天生就这么坏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说他们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强强这么回答的，我却希望你充满激情地回答：‘我这本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他差点儿毕生过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背着罪恶感的包袱。你说：‘倘若他没遇上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真的，会怎么样呢？不过，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说里，当一个人得以过上自己所能过的最美好的生活时，应感谢才是！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