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探讨“非人化”，是一部涉及历史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跨学科大众读物，阅读极富快感。

作者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认为，人类的非人行为深植于人性之中，但他并不就此陷入对人性未来的悲观，因为在他看来，生物特征是可塑的，也就是说人性也可以变化。

《非人》是对人性的一个冷峻的指控。当今的人类，很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

《非人》是对人性的一个严峻指控。作者梳理了人类社会几次触目惊心的大屠杀、战争以及奴隶史和种族伤害的历史，甚至还有当代发生的种种非人化行为。读者将吃惊地发现，非人化并不仅仅存在于战争时期或奴隶社会，我们当代人的言语和行动中往往不经意地携带了非人化的因素，非人化是我们人类内心普遍存在的一个“缺角”，人性中具备了非人化的天然土壤。作者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提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非人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其机制。为此，我们有必要将科学与人性中维持非人化冲动的方面建立起关系。非人化的研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以弄清非人化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怎样才能阻止它。也许那时候我们就能用这种知识来创建一个比过去美好的未来：一个没有卢旺达大屠杀、没有广岛原子弹爆炸、没有纳粹“最终解决”的未来。

《非人》是对人性的一个冷峻的指控。当今的人类，很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

推荐序 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

前言 被忽视的“非人化”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非人化”

第二章 非人化与人性的故事

第三章 凯列班的孩子

第四章 理性的无力

第五章 亚人类和血统神话

第六章 种族之谜

第七章 残忍的动物

第八章 人性的含混

第九章 从我们的本性出发

附录一 心理学本质主义

附录二 保罗·罗斯科的战时非人化理论

译后记 击破经验的迷墙

巴勒斯坦，我的国家，

养了犹太狗看它。

——巴勒斯坦儿歌

阿拉伯人与畜生无异，甚至连畜生都不如。

——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国土报》

“狗杂种，过来啊！罕尤尼斯的狗杂种都哪去了？狗东西！王八蛋！婊子养的！”阿拉伯语的羞辱性挑衅从围栏的以色列一侧响了起来，围栏另一侧是巴勒斯坦的罕尤尼斯难民营。这个难民营位于加沙地带南端，正好处在古城罕尤尼斯的外围。它收容了35000名难民，但在1948年中东战争后的100万无家可归的阿拉伯人之中，这只是一部分。到21世纪初，难民数量已猛增到6万，挤在13座污秽不堪的水泥楼群里。

这一连串的辱骂并非出自愤怒的穆斯林之口，而是从一辆以色列武装吉普车顶上的喇叭里播放出来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当天正在难民营。一些巴勒斯坦的小男孩朝吉普车扔石头，虽然徒劳无功，却也表达了反抗之意。赫奇斯讲述道：

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响起。这些不足十岁的男孩子一哄而散，连滚带爬地从浓密的沙尘中逃窜出去，消失在我前方的沙丘后面。士兵的枪上装着消音器，开火时并没有声音。我看不见M-16来复枪的子弹，但却看到一个接一个倒下的瘦小身躯。随后在医院，我看到了更加惨绝人寰的一幕，他们被撕拉出来的内脏，他们的肋骨和躯干里敞开的弹孔。

四人中弹，三人幸存。其中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男孩子向赫奇斯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些士兵用喇叭叫我们到围栏那边去领巧克力和钱，”他说，“去了之后他们就诅咒我们。接着又扔了一个手榴弹。我们拔腿就跑。但阿里背部中弹了。”

罕尤尼斯一直以来都是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大本营。2005年秋天，以色列部队从加沙地带撤离时，所有难民营的石棉屋顶上都挂上了哈马斯鲜艳的绿色旗帜。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其宗旨是将以色列人从巴勒斯坦地区驱逐出去，并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伊斯兰国家。虽然哈马斯主要致力于修建学校、医院和丰富文化活动，但却以绑架、暗杀、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自杀式炸弹和火箭弹袭击等暴力事件而著称。罕尤尼斯市长奥萨马·阿尔法拉(Osama Alfarra)也是哈马斯的成员。当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之后，他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一样兴高采烈。“加沙只是个开端，”他对英国《卫报》的一位记者说，“知道怎么抓狐狸吧？要把它们的窝端了。以色列这只狐狸已从加沙逃到西岸去了，我们的抵抗将会把它连窝端掉。”

在这场冲突中，奥萨马·阿尔法拉和吉普车里的无名士兵的立场截然相反，但是，他们的态度却异乎寻常的雷同。他们都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士兵将阿里及其同伴看作狗，而狗在犹太和伊斯兰的传统中都是不洁的动物。无独有偶，在奥萨马·阿尔法拉眼里，以色列和狐狸这种有害的动物一样，活该遭到追捕和消灭。将犹太人比作集贪婪和奸诈于一身的狡狐，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贬损手法。早在13世纪，穆斯林作家藻巴里(Al-Jaubari)就在作品《摘下选民的神秘面具》(The Chosen One's Unmasking of Divine Mysteries)中这样描绘犹太人：

须知这些人是最狡猾，也是最卑鄙、最虚伪和最不可信的生物。虽然表面上他们最谦卑，命运最悲惨，但实际上他们是人类中最邪恶的一分子。其本质是流氓无赖，该当天诛地灭。……看呐，他们多么狡猾，多么奸诈，多么邪恶；看看他们是如何榨取他人的钱财，如何摧毁他人的生活。……

而最近，一位名叫优素福·扎哈尔(Yousif al-Zahar)的哈马斯成员和伊玛目的评价，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犹太人这个民族最不可信，”他说道，“纵观历史，他们背弃一切协议，注定要灭亡。”

以色列军用吉普车里的士兵不把自己射击的巴勒斯坦人当人，而奥萨马·阿尔法拉和他的同伴们也如此对待以色列敌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以及在本书中其他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中——整个群体的人被非人化了，从头至尾伴随着极端暴力。面对作为他者的庶民(subaltern)，我们很容易就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视为闲言碎语，或者单纯理解为贬损性的隐喻。而我要论证的是，这种观点完全误入了歧途。非人化并非一种言说方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可悲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太容易养成。非人化是一种灾难，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它是一种心理润滑剂，既可以消解我们内心的种种限制，又可以点燃我们具有毁灭性的激情。就其本身而言，它给予我们一种力量，使我们能够做出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种种行为。在本章和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竭力阐释这种思维模式由什么组成，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自觉地掉进这种思维模式。

在着手阐释非人化的运作方式之前，我想借一个例子作为开场白，来说明非人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因此，在开始之前，我要简短地讨论一下非人化在一个被很多正义之士视为人类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这个事件就是二战。至少7000万人在二战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数百万人死在战斗中，有许多人被燃烧弹活活烧死，后来还有核武器的袭击。这数百万人是有组织种族灭绝的受害者。非人化使很多这样的大屠杀成为可能。

让我们从战争末端谈起。德国和日本战败后，1946年纽伦堡对纳粹医生的审判是在德国举行的12个军事审判中的第一个。受审对象是20位医生和3位管理人员(22男1女)，他们被指控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他们参与了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用毒气杀死约20万被认为存在生理和心理缺陷的无辜犹太人。他们还对数千位犹太、苏联、罗马吉普赛和波兰战犯施行了残忍的医学实验。

主诉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以沉痛的语调开始他的陈述：

本案中被告被指控以下行为：谋杀、严刑逼供，以及其他以医学的名义而开展的暴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数目成千上万。至今仍然存活的屈指可数，他们中的几位将出席庭审。然而，大多数不幸的受害者当场就被屠杀了，还有一些在酷刑中死去。……对谋杀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根本连人都称不上。他们大规模地被捕，遭受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

接下来他详细描述了这些实验的情况。一些被视作实验豚鼠的人被停止供氧，以模拟高空跳伞。还有一些被冷冻起来，或被疟疾感染，或被置于芥子气中。这些医生在他们身上弄出切口来模拟伤口，在切口里置入碎玻璃或木头削片，然后缝合血管，引入细菌，以生成坏疽。泰勒还描述了他们是怎样被强制喝海水，怎样被感染上斑疹伤寒和其他致死的疾病，怎样被红磷毒死和烧死，以及医护人员如何勤勤恳恳地记录下他们痛苦的尖叫和剧烈的抽搐。

泰勒所讲内容十分可怖，因而我们很容易就忽视了一个可能看似无足轻重的言语修辞：他评论道“这些可怜的受害者……遭受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他的看法提出了一个深刻而根本的重要问题。究竟是什么使一个群体的人如此对待另一个群体的人，仿佛他们是比人类低等的动物？

勉强的答案并不难找到。思考为行为制定好过程，而将这些人看得比人类低等则为暴行做好铺垫。纳粹分子深知自己手下加害之人的地位，认为他们只是亚人类而已，因此本质上就被排除在道德权利和义务的体系之外，而正是这种体系将人类连接在了一起。杀人是错误的，但消灭老鼠则情有可原。在纳粹看来，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种族都是老鼠，危险而且会致人生病。  犹太人是种族灭绝计划的主要受害者。从一开始，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认为犹太人对人性高贵之处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在纳粹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中，这些公认的文明之敌被刻画为寄生生物，如水蛭、虱子、细菌和接触性传染病的携带者。“当今，”希特勒在1943年宣称，“世界上的犹太民族已然是分裂各民族和各国家的酵母，就像他们在远古时期一样。如果各民族聚集不了力量来消灭这种病毒，它就会继续猖獗下去。”死亡集中营(其中的毒气室模仿的就是灭虱室)和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德国军队兴起时在东欧四处游荡的准军事暗杀队)便是纳粹分子对其眼中致命瘟疫的回应。

有时候纳粹把敌人视作邪恶、嗜血的掠食者，而非寄生虫。当苏联占领区域内游击队员开始展开针对德军的游击战时，德军总司令沃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发布了一项命令，要对“犹太亚人类因子施以严酷而正义的报复”(纳粹将所有敌人都看作“全球的犹太民族”的一部分，并深信犹太人控制了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国家政府)。军事历史学家玛丽·R.哈贝克(Mary R.Habeck)证实道：“士兵和军官都将苏联人和犹太人看作必须消灭的'动物'。将敌人非人化能使德国士兵和军官认同纳粹的新型战争幻想，并在战斗中对苏联毫不手软。”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非人化毁灭性恶果中证据最为充足的一个案例，其可怕程度超乎人之想象。然而奇怪的是，专注于它又可以让人很放松。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第三帝国看作一种怪异的失常，看作一次在一小撮精神错乱的理论倡导者密谋夺取政治权力并将国家玩弄于股掌时，民众被怂恿而导致的大规模精神失常。或者，也许你也会不自主地将过去(或者现在)的德国人看作无比残暴和嗜血成性的民族。但这些判断既不正确，又很危险。纳粹现象最让人不安的是，纳粹不是疯子或者怪物，相反，他们都是正常人。

我们在考虑二战中的非人化事件时，自然会想到犹太人大屠杀，但将敌人非人化对待的不仅仅是德国人。当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构想者们忙着执行他们致命的种族清洗方案时，苏联犹太裔诗人和小说家伊里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也正在为斯大林的红军大量创作宣传手册。这些小册子中也充斥着非人化的修辞。它们谈到了“德国畜生喘息的臭味”，并将日耳曼人描绘成“掌握了战争技艺的双腿动物”——理当歼灭的“仿制人”。“日耳曼人根本就不是人，”爱伦堡写道，“……如果你宰了一个日耳曼人，不妨再宰一个——最大快人心的事便是看到一堆日耳曼人的尸体。”P2-6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

最近经常有人引用这几十个字。它们所表达的理想状态——所有人(也即，全部人类)都因为“人”的身份而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很容易赢得共鸣和激赏。但杰斐逊之言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究竟谁应该被归为人类？

杰斐逊的同代人也不确定。一边是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一边是人的尊严的启蒙思想，二者之间的纠葛早已有之，而对辗转于良心的需要和自我利益的引诱之间的人来说，逃出困境的方法并不是没有。他们可以否认说，非洲奴隶不是人，以此来调和这种道德矛盾。只需略施小计，“自由人权乃天赋”的坚定信仰者就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和响应残暴而堕落的奴隶制。启蒙运动中的很多伟大思想家都是倡导个人权利的先锋，也为美国的这个“大实验”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他们却一致地将非白人排除到人类之外。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的话说，18世纪的巨人们倡导众生自由的观点“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而且误人子弟”。这种观点“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高度神秘化了，……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范畴还能忠实地勾勒这个世界，那就应该挑战和怀疑这种观点”。

并非只有有识之士会认为黑人比人类低等。知识分子——哲学家、政治家、政客——的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天衣无缝地拼合在了一起，虽然它们都是拙劣的表达，但却深入人心。因此，1760年发表的废奴小册子《关于贩买人口的两个对话》的不知名作者写道：

染指贩卖人口的人脑中有一种错误的想象或半成型的想法，认为黑人不是和白人一样的物种，而是某种低等的生物……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想象，如果每一个白人都认为黑人有理性的、不死的灵魂，那他们的良心能否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作者继续写道，“即人性共通的情愫会允许他们用那样残酷野蛮的方式对待黑人。”人们认为，亚人类是缺乏成为人的某种特殊事物的存在。因为这种缺乏，他们并不能要求我们这种真正的人类像彼此给予一样给他们应得的尊重。他们可以被奴役、被折磨、甚至被消灭——这些方式我们都不会允许自己拿来对待同类。

这种现象被称为非人化(dehumanization)，也就是本书的主题。

在探讨非人化之前，我原以为研究非人化的现存文献定然不少。而事实上，非人化在大众媒体和学术文章中的频繁出现，导致我认为它必然已经被广泛研究过——结果我想错了。后来，当我开始搜集非人化的文献时，却突然明白，虽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确信非人化在战争和种族灭绝等残暴行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该主题相关的文献却稀少得令人吃惊。我发现，这个词常常被东一页、西一段地顺带提及。除了社会心理学家所写的十来篇文章，几乎就没有别的文献了。如果非人化真的像学者们所说得那么重要，那理清其运作方式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研究空白却令人困惑，也非同小可。我写作本书是为了将非人化从暗处带出来，并推动一场耽误了数个世纪的对话。为此，我已搜集了各种资料一历史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生物学的、人类学的——从而对非人化及其背后的支撑力量和机制作出描绘。

有时候人们会说，非人化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社会建构。根据这种说法，非人化就应该是普遍人权教条的产物，那矛盾就出现了：这种观点是启蒙运动道德和政治的标准，但是它又和欧洲人犯下的残暴殖民罪行相冲突。本章开篇提到的例子就能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正是由否认被压迫者的人l生来化解的。

这个故事固然真实，但这种真实却是片面的，因为它也模糊了非人化冲动的性质、历史和范围。非人化既非欧洲人特有，也非现代社会特有。它的范围更广，时间跨度更宽，而且和人类经验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远不止建构主义的观点那样简单。为了了解非人化的运作过程，单纯研究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现象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往更深处看。

当然，非人化的具体表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时期，非人化也会留下特别的印记。18世纪的欧洲人采取某种类型的非人化，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人，以及新几内亚高地的艾坡部落也是如此，他们都将敌人称作粪坑里的苍蝇、蜥蜴及蠕虫。

在本书中，我要证明的是，非人化是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结构三者共同的产物。要抓住非人化的本质和运作机制，必须兼顾以上三种要素。排除任何一种只会让我们得到扭曲得令人绝望的图景。

非人化这个论题太重要了，不能只面向专业人士，因此我力求既能吸引大量普通读者，又能兼顾到一些学科的专家学者的诉求。为此，我已竭力兼顾精确的学术表达和吸引人的文风，我的原则是任何值得阐释的事物都值得以清晰、有趣的方式来阐释。在大体上，我已尽可能多的避免了专业术语，实在无法避免时，就予以解释。然而，仍有几处例外。有两个普通词，我在使用时常常没有取其一般意义。这两个词是人(person)和人类(1auman)。我并不是有意沉迷于学术模糊性之中。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普通语言难以表达的含义被恰当的词汇表达出来。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

先来看非人化这个词。字面意义是“去掉作为人的特征”(removing the human-ness)。好，想象一个人的人性被除去了，还剩下了什么？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将自己的奴隶非人化时，这些奴隶剩下了什么？当欧洲殖民者将美洲印第安人非人化，或纳粹将犹太人非人化时，后者剩下了什么？在他们看来，剩下的是一个看似像人的生物——有着人的外形、双腿行走、说着人话、大体以人的方式行事的生物——但却绝不是人。我在后面会解释，非人化是一种看法，认为某些存在只是看起来像人，但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却不是人。纳粹将犹太人称为“亚人类”(Untermenschen，subhumans)，因为他们确信，虽然犹太人处处看起来都和雅利安人一样，但这只是一方面，而在这背后，犹太人其实是污秽的寄生虫，当然，犹太人并没有让自己亚人类的特征外露。纳粹认为，他们是隐蔽的亚人类，而他们表面上的人性至多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显然就需要一套词汇来区分看起来像人类和是人类的概念。与常规说法和历来的学术传统相悖的是，我用人(person)来指代看起来像人类的存在。作为读者的你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人，而如果德古拉、终结者或其他人形的怪物真的存在，他们也是人。我用人类(human)来指代我们这一种类的成员，而不管他们的外表如何(虽然“我们的种类”这种说法直到第七章才会完全明确)。你是人类，但德古拉和终结者不是，即便他们看起来像人类。“象人”(Elephant man)约翰·梅里克(John Merrick)是人类，虽然他没有人类的外表。  我想要填补一个似乎被忽略了的重大空缺。关于非人化在女性压迫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什么可说。因为这种通常直接针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非人化与本书中探讨的非人化有着根本的不同。自20世纪80年底起，包括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凯瑟琳·麦克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和琳达·勒蒙切克(Ifinda LeMoncheck)在内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声称，女性在被客体化(objectified)的同时也被非人化了。当男性将女性客体化时，他们视女性为物，而非人类，视为引起欲望的肉团，而非作为人类的主体。本书中关注的非人化牵涉的是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暴力。女性的客体化是另一系列力量导致的，分析这种非人化需要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作为工具。在精神分析框架内，某些学者做出了不确定的思索，但客体化的心理运作模式很少被放到社会政治学的维度下来思考。我会不时地指出，女性非人化可以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但这毕竟是个大课题，需要一本书才能谈清楚。

另一种空缺关乎某些群体——性取向方面的少数(尤其是同性恋)、移民、生理或心理残疾之人，以及各种特定的民族群体(如罗马吉普赛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他们所有人都曾在不同的时候沦为非人化的受害者。在本书中我对他们也只能提上几句，或者干脆不提，这并非因为我低估了他们的重要性，而是因为非人化无处不在，很难在一本长度中等的书中讲清其所有表现形式。因此，我不得不限制一下本书的中心。我的选择主要集中(但不完全集中)在犹太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遭遇的非人化上面。这样做有几个原因。第一是重大的历史意义，人类的历史充满了痛苦和悲剧，但是在我们针对彼此做出的恐怖行为中，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毁灭、对非洲人的残暴奴役、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摧毁在很多方面都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事件都被完整地记载了下来，因此为了分辨非人化过程的核心特征，它们是最佳范例。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能适用于其他案例。

在理清背景和澄清某些可能的误解之后，我就要来讲讲本书的大致内容。

在第一章，我会解释为什么非人化值得研究。为此，我从二战中找了一些例子。虽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意识到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的非人化，但鲜为人知的是，包括同盟国在内的战争各方，都曾将敌人非人化。在钻研了这些史料之后，我会讨论非人化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主要关注它在大众传媒中的体现，尤其是当下的中东冲突和反恐战争的相关报道。

在20世纪的社会心理学家的著作中，对非人化这一概念的历史的探讨就已经开始了。但他们其实不是最早的——早在数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有人探讨了。第二章的任务是描述非人化的概念在数世纪以来的演变，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波伊提乌这些古代作者到中世纪、启蒙运动，再到当前。这些迄今为止尚未书写的历史也让我有机会介绍一个关键的理论概念：本质。这将对本书后面的论述起到重要作用。

在第三章，我会讲述新世界的殖民和美洲土著遭遇的非人化。从西班牙人抵达加勒比海时起，美洲印第安人究竟是否是人类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自从1550年印第安人权利的倡导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与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6sde Sepfilveda)的辩论点燃，这个问题变得非解决不可。这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我以此次事件作为跳板，来讨论和评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提出的非人化理论，最后通过简单探讨第二章提到的本质与外表的概念，圆满结束本章。

第四章集中探讨奴隶制中非人化所扮演的角色。我从古代开始讨论奴隶制的历史，涵盖了跨撒哈拉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着重分析奴隶是如何被看作亚人类的动物的。在本章中，我也略提了一下种族和种族主义(在第六章还会回到这个话题)，然后谈到道德脱离的问题，看非人化如何削弱同类相残的禁忌。

第五章讨论非人化在种族灭绝中的作用。我在这一部分中提到了六次重大的种族灭绝：1904年德国人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1915—1916年间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柬埔寨种族灭绝、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以及最近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种族灭绝。随后我将解读20世纪40年代纳粹刊发的《亚人类》杂志，并借助其中文本指出非人化过程的一些核心特征。

接下来三章将前面章节探讨的很多问题罗列出来，并用其编织一套建立在特定文化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维度上的非人化理论。

第六章分析种族这一概念，以及种族主义和非人化的关系。虽然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概念并无科学根据，但大多数人仍然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个概念。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种族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其心理基础。我认为，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种族的概念，那它(以及我们带着种族的眼镜去看待人们的行为和脾性背后的心理过程)对我们弄清非人化的过程至关重要。非人化依赖种族主义，没有种族主义，非人化甚至可能无法存在。

人们常说，战争并非人类特有的，因为蚂蚁和黑猩猩也会对同类发动战争。第七章将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这种论断，并指出，这些动物的同类相残不应该被看作战争。在将黑猩猩共生区之间的暴力或“突袭”行为与亚马逊河流域雅诺马马人的突袭相比之后，我做出了这个结论。然后我继续分析古多尔所谓的“人类是唯一残忍的动物”的说法。我细致地分析了残忍的概念，认为古多尔是对的。这进而让我们深入理解，为什么非人化会导致道德脱离。

 第八章包括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着重分析人类对杀戮的含糊态度。一方面，我们兴致勃勃地屠杀自己的物种，另一方面，我们又对流血心存恐惧。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虚伪做作，而是表达了人性的两面性，每一面都是真实的。在第二部分，我将考察非人化的能力是从本物种中产生的可能方式。我认为，这可能是其他几次发展的副产品，而且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解决独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类内心产生冲突的方案。

在最后的第九章中，我简述了本书提出的非人化理论的要素，并对我们应该从何处去解决非人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外墙内其实错综复杂，犹如一个迷宫，这是我译完《非人》的一大感受。作者是明眼人，也是一个追根究底的好事者。一路翻译下来，就像跌跌撞撞穿行经验的迷宫，发现到一堵堵遮盖真相的墙。然而作者无心与迷宫周旋并逃离出去，而是抡起知识的锤子奋力砸向迷宫的宫墙。到本书结尾处，作者总算砸倒了一些，令读者视野大开。迷宫内的破坏之声若能吸引一些同样好事的看客，并诱使他们一起来围攻这个迷惑性的东西，看清里面究竟有何玄妙，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在书中罗列了大量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并一一进行了质疑。所以阅读此书，要做好时时质问自己的心理准备，切勿简单粗暴地以经验去对抗和驳斥。本书于我，除了内容，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撕破文明的假面。一个文明就是一个充满了秘闻、造假、歪曲、神话、粉饰的迷宫。作者虽未言明，但仔细阅读会发现，本书虽然谈论的是人，但实际上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作为群体的人。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是有身份的群体(哥伦布的舰队、日耳曼民族、基督徒、胡突人、美国人、无产阶级)针对其他群体(美洲印第安人、犹太人、穆斯林、图西人、基地组织、知识分子)做出的非人化举动，而这些，无不带有强烈的文明和政治建构色彩。每一个群体背后都有一个神话，即他们高人一等。而事实上又如何呢？作者没有凭空胡思乱想，而是将考察的目光投向茹毛饮血的人类早期，投向不久前的卢旺达大屠杀。而作者发现，在相隔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针对敌对群体的运作方式竟然如出一辙。没有谁比谁高明。可是，人类越来越开化，本群体高人一等的神话，还在继续被建构。

在宏大的政治宣传和说教的浸淫下，当今很多西方学者都游离子西方文明至上的经验之宫外，但作者却满心疑窦，发现这一切肤浅宣传背后其实大有玄机。他在书中突出了西方文明在扩张过程中的种种恶行，也丝毫不认同某些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正义战争，而是揭露了其中并不那么“文明”的政治手段。在作者的眼中，每一种对其他群体的摧毁，无论动因如何，其宣传策略都是一致诉诸非人化，这取决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号称热爱自由民主的美国人，还是号称善良温顺的中国人，一旦需要消灭敌对者，都会戴上文明的假面，对自身恶行赋以崇高的正义性，并煽动群体来加入这种破坏。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但遗憾的是，作者并不通中文，否则他将会发现更多惊人的例子。而在民族情绪极易被煽动的网络时代，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阅读此书应该也能受到警醒。

第二，认清常识的化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很多最初的概念在时间中慢慢变更，以人为的矿物质渗透最初的躯壳，虽然或许能保留原有的外形，但实际上本质已发生巨大改变，鲜活可变者已变成僵死者。这种行为的目的正是为了修筑迷宫的宫墙，让人置身于累积的、可疑的常识而不自知。本书作者带着学者式的敏锐和怀疑主义，对自身、对经典、对常规都提出了质疑，一心要透过宫墙，看看非人化背后究竟有何玄机。

本书的出发点其实是一种语言现象：为什么我们会将他人非人化？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说着“蛇鼠一窝、狼狈为奸、心如蛇蝎、猪狗不如”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些词汇背后暗含的内容？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已成模式，便少有人会去反思。而这正是掌握话语权力者希望看到的现象。或许国内某些不假思索的学院派也会搬出他者、主体这些概念来做出简单粗暴的解释，但除了机械地照搬这些舶来的术语，又何尝知道，“他”一字在远古时期是“佗”，而“它”其实是蛇？为什么是蛇？作者在书中有所解释。

我们在认知世界的时候，原初的好奇和探索精神被强加的经验扼杀无几，而后又被看似有理的常识带入了迷宫。活在被人书写的现实中。当一切习以为常的似乎理所当然了，当我们对语言和常识见怪不怪到忘了最初的所指，经验就成了真理。而一旦依赖经验，无论谈论的是时事，是历史，还是理论，都容易犯下人云亦云的错误，并言之凿凿地说出漏洞百出的话。于是，媒体说一是一，书本说二是二，而这种盲目正是促进非人化的主观条件。在作者看来，更是导致大规模屠杀的必要条件。

第三，击破经验的迷墙。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时时让我想起福柯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文明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建造迷宫和试图拆除迷宫的过程。人类历史中有很多思想家，或带领人们穿越迷宫，或干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工具来破坏迷宫的墙，作者正是第二种人的追随者。他们痴迷于对经验世界的剥离和对起源的追寻，并拣了寻常人不肯走的路，一路破坏到底。如本书所述，作者的起点十分微小，但为了寻求答案，他带着原初的问题走进迷宫，面对各种障目的墙，——拿起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行为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工具，丝毫不忌讳自己门外汉的身份，平等且批判地利用已有的成果，择其有用的砸向一堵堵可能被破坏的墙。书中所见的，只是击倒的部分，而还有很多摇摇欲坠或已然裂缝的墙，作者并未提及。作者并未拘泥任何单一的工具，而是综合各家之力，也只有这样，墙才能被击穿击倒，而放在讨论中，所得的结论才可能经得起推敲，所考虑的问题才有可能全面，对事物真实面孔的把握才算接近。

作者没有考虑民族国家叙事、文明冲突这一类宏大的主题，而是揪住很多简单的概念，思考其真正的内涵。比如，什么是种族？种族从何而来？种族去向何方？而就是在类似的考量中，作者抛弃了已有的解释，重新置身历史的破烂堆，重新去敲开层层覆盖下的真实内容，从中找出人的圈改和涂抹，最后大胆得出结论：种族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纯属人类的建构。当你看到新闻里各种肤色、各种发色、各种身高体型的人，以为种族只是一种说法，但又听到这样的结论，那该是何等震惊！也许艺术作品曾以隐微的方式暗示过这一点，但作者的考据更让人觉得有理有据。平心而论，译者在翻译“种族”一章时确实感到振聋发聩。至少有这么一堵墙，被作者击倒了。

作者的初衷是推倒迷宫，在原地建设一个更加开阔、开放、开明的世界，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朝夕之功，好事之人任重道远。虽然全书的基调略显压抑，但作者的理想主义之光也在结尾闪烁：

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非人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其机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为此，我们有必要将科学与人性中维持非人化冲动的方面建立起关系。我在本书中已经给出了一些建议，但我所作的只是抛砖引玉。非人化的研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大学也好，政府也好，非政府组织也好，都应该投入时间、金钱和人才，以弄清非人化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怎样才能阻止它。也许那时候我们就能用这种知识来创建一个比过去美好的未来：一个没有卢旺达大屠杀、没有广岛原子弹爆炸、没有最终解决的未来。

这是作者的希望，也是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希望。如果有更多的人和机构加人这种“破坏性”同时具有开启意义的活动，迷宫将渐渐失去其迷惑性，变得开阔透明，让人和思想得到解放，更加自由。

本书作者博取各家研究成果，其学术视野对译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译者遇到了多个学科的各种人名和术语，翻译之时如履薄冰，不敢妄译，尽可能都查阅文献，有中文译本的著作尽可能地参考其译文甚至原文照搬，以求不混淆视听。但时间有限，加之译者才疏学浅，难保不会有所疏漏，故请各位读者利用网络和出版社，给译者以指点和批评，如此，也算不辜负作者的一片苦心。

冯伟

2012年9月

史密斯提出，为了避免未来的卢旺达大屠杀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对非人化的研究应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该论点在本书中得到了绝佳的证明与强调。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警告：本书将是对你的挑战！事实上，它精彩易读，但提出了可怕的事实，你将看到人类(当然包括你我)内心普遍存在的缺角，这是让我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的好机会。

——戴维·巴拉什(David P.Barash)(《为什么我们会报复》的作者)

史密斯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非人化根植于人类本性。……本书涉及的话题很少被研究，有趣而浅显易懂。

——《纽约时报周日书评》(New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史密斯对被用于反对犹太人、美国黑人与其他“他者”的“非人化”手段——作为剥削与灭绝人类的伴随物——做出了全面的审视。

——芭芭拉(Barbara Ehrenreich)(著名社会批评家)

我们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异类来敌视和仇恨，还是当作己类来怜悯和爱，真正受到考验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性。

——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