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著的《天上星星延安的人》从延安历史星河中撷取18位典型人物，主要叙述他们在延安时期的多彩人生，旁及奔赴延安之前和离开延安之后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们生死浮沉的曲折命运密码，探究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组织规则、政策设计、文化支撑，透视延安时期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性。

朱鸿召著的《天上星星延安的人》以中共在陕北13年为历史时段，叙述萧军、范文澜、丁玲、陈学昭、吴光伟、江青、冼星海、王实味、周文、高长虹、马锡五、李德、白求恩等18位典型人物的多彩人生，梳理他们在延安前后的革命历史踪迹，寻找他们奔赴延安、情系延安、拥抱延安的心路历程，探讨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特殊位置和深远影响。本书反映了中共在延安时期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该书人生视角，故事笔调，学术态度，感性文字，从人物性格描述中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个体命运浮沉歌哭里倾听中国社会集体民声与历史发展跫音。作者依据大量第一手档案文献史料，长期潜心研究，对诸多复杂历史问题独抒己见、卓有见识，从而使得本书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很高的文学性、可读性。

自序：延安有星辰

文昌星篇

 萧军日记里的延安往事

 快乐顽童华君武

 罗工柳，从代用券到人民币

 范文澜，革命历史学家诞生记

织女星篇

 丁玲生命中的延安情结

 陈学昭三进三出延安城

 吴光伟，被遗忘的延安丽人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灰娃，“八路军公主”的故事

文曲星篇

 冼星海，延安文艺创作异数

 附文：“黄河”女儿冼妮娜

 王实味的性格与命运

 周文的生死浮沉

 高长虹，疯狂却是清醒时

南斗星篇

 吴满有，一个农民的天上人间

 赵占魁，一个工人的横空出世

 马锡五：社会矛盾可以这样化解

 李德在中国的真实身份

 白求恩，在志愿服务中完善自己

后记：所有诚念都有回响

萧军日记里的延安往事

萧军貌似粗武，实际上却有认真细腻之心。自20世纪30年代受鲁迅影响，开始写日记，虽经战争动乱，颠沛流离，始终坚持不辍。其中延安时期日记，为现存当事人记述延安生活最为详细的文字之一。在延安“文协”“文抗”驻会作家中，不堪忍受被曲解的情感误会，他拔刀相向，满座皆惊。为了保护未成年勤务员的利益，他出手伤人，被告发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怨无悔。他自视为孤独的英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属于任何党派，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他与毛泽东一度交往频繁，宣称：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

一、同事之间，拔刀相向为哪般

1941年5月25日，星期天，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约一年前，位于杨家岭后沟的作家俱乐部窑洞里，聚集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的驻会作家们，他们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大家轮流发言，检讨一周来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在平缓的节奏中时有插话、戏言或谑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轮到萧军发言时，他先说了两件平常事，接着话锋一转，声音变得粗硬起来：“同志们说话要负责任！”言辞间充满着挑战意味，会场气氛逐渐冷清下来。

萧军接着公开宣布，最近一个时期有人散布谣言，说他和洛男之间有恋爱关系，并且，“文协”党小组信以为真，准备将洛男调离“文协”，避免洛男夫妻离婚。萧军认为，这是少数人的别有用心，更是文协的组织堕落行为。虽然昨天深夜，他为此专门跑到艾思奇的窑洞里反映情况，得到暂缓调离洛男的答复，但是，现在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急迫和绝对：“我确定了不管组织方面怎样决定，如果不把这谣言的人和事弄清楚，L（即洛男，引者注）休想离开文协一步，如果若强迫，我就和他拼！……如果这发生的谣言没有结果，或再有所新的发生，无论是谁，我是以此地组织是问，轻者我骂，重者我打，再我就捅了他……我拼上几年徒刑……”说罢，他顺手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猛一甩手，“嗖——”的一声，刀尖插在桌子上，刀柄系着红绸带在灯影下激动地摇晃着。全场顿然肃静，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一片沉默。

据萧军次日补记的日记交待，他当时的心里已经准备兵刃相见。“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要用刀对付他们。”同事之间，拔刀相向，实际上是要扣留洛男为人质，个人挑战组织。

当时作为“文协”秘书长的吴伯箫，亲历事件过程，后来回忆说：“记得在一次俱乐部的晚会上，有人为一件生活小事向大家搞突然袭击，把匕首从皮靴筒里拔出来，猛然往桌子上一插，嘴里嘟嘟囔囔，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大概有两三秒钟，空气紧张，全场默然。就在第三秒的时候，老艾在座位上从容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有意见好好讲嘛！想吓唬谁？别看错了地方和时间。这里驻的是长征的英雄部队，大家在抗日。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拿匕首对谁？’说着，用右手食指轻轻一指，严峻地说：‘收起来！’三个字，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无可抗拒。就这样，那食指指处昂着的头低了下去。”这里所说的老艾，是时任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文协”副主任，主要负责“文协”领导工作的艾思奇。他平时不驻会，工作在杨家岭后沟口的中宣部，距离“文协”窑洞不远，通常每周过来一次参加“文协”民主生活会或其他活动。吴伯箫的回忆，带着对艾思奇的无限敬仰，对萧军隐匿姓名，但颇多贬责。不过，可以补充萧军日记对该事件收场记述之缺失。

事情原委是“文协”驻会作家之间的个人情感瓜葛，求助组织处理又不能完全信任组织。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到延安，作为“文协”驻会作家，与丁玲有过一段亲密接触和情感交融。尽管双方在交往中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个性太强，无缘共同生活，但是心灵深处又都非常在意对方的情感动态。萧军在日记中自我剖析对于丁玲的情感：“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娶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他没有直接表白，是避免伤了她的心。可是，当丁玲的窑洞里出现陈明的身影，萧军日记里却出现明显吃醋的文字，并且次日晚餐因此醉酒呕吐。丁玲对于萧军的异性交往也是非常在意，甚至动用组织行为。1940年10月，舒群、萧军、丁玲等共同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每次活动轮流主持，但日常工作主要由萧军负责。萧军聘请洛男担任该会秘书，帮助校对会刊《文艺月报》，处理一般杂务。洛男曾经是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又身怀六甲。萧军对其不算幸福的夫妻生活表示关心和同情，有时因为工作关系或其他事情，时常出入洛男的宿舍。丁玲对此很关切，多次找洛男训话，警告她不要跳进火山口。惹来麻烦的是，每次训话后，洛男都及时转告萧军。“她（丁玲，引者注）为她（洛男，引者注）而流泪，她（丁玲，引者注）总要证明L（即洛男，引者注）和我在恋爱，甚至说了些可耻的无聊的谎言，她确定我们是恋爱了，她最伤心的是我爱了L，她甚至说了我更多的坏话。”丁玲与洛男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年龄上也大一些，训话或警告显然是情不自禁。萧军对于洛男，关心有之，同情有之，一起散步，一起聊天，都会有之。尤其是夫人不在身边，自己夫妻感情出现缝隙，萧军此举都在情理之中。但是，他没有逾越同志关系的底线。“我分析过了，我觉得我对你并没怀过不洁的目的，或是用了什么可耻的手段……”他此时自许甚高，不许自己在情感上再花费时光。“我真不需要一个女人常常陪伴我，她们会耽误我的工作的计划。”这样，对于周围的猜疑和谣言，萧军非常反感。

1941年5月18日，洛男被自己丈夫痛打，遭遇家庭暴力，跑到萧军面前诉说、痛哭，表达其委屈。萧军只能一般地感叹：“结婚不一定是爱情的最高形式啊！”他并没有深刻意识到事态发展与自己的关系。

P3－5

自序：延安有星辰

把历史归结为人生，叙事就有了体温。

延安，是一段伟大的历史，一连串闪光的名字。轰轰烈烈的事业集聚了无数英雄豪杰和贤良才俊，成就了无数多姿多彩的杰出人生。他们像明亮的星星，闪烁在延安的天空，指引着后来者的方向。

陕北十三年，延安十年（1937－－1947），延水河边，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穷山沟里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及时回应时代社会关切；在局部执政环境下，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设置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通过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加强自身建设，锻造革命队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绝对执行力。十年探索，十年创新，十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走出延安，赢得天下。延安改变了中国，新中国从延安阔步走来。

那是一个团结又紧张，严肃又活泼的时代。物质条件总体贫乏，一度艰难。但人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享受，而是光明的社会理想。社会风气清明廉洁，人们感觉公平正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书信约见自己想见的领导人。如果一时不能实现，也回信说明原由。傍晚散步，领袖的身影时常融人同志们休憩的人丛中。歌声一起，热血沸腾，那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舞步一迈，尘土飞扬，不是革命者的开放情怀，就是人民大众的红色浪漫时尚。为劳动者披红挂彩，树碑立传，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精神理念深入人心。

延安十年，春秋流转，天翻地覆，岁月如歌。

本书从延安历史星河中撷取18位典型人物，主要叙述他们在延安时期的多彩人生，旁及奔赴延安之前和离开延安之后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们生死浮沉的曲折命运密码，探究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组织规则、政策设计、文化支撑，透视延安时期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性。

延安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点，更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延安人物，凝聚着新中国人生命运的遗传因子。工人农民如此，知识分子更是这样……

朱鸿召

2013年5月26日沪上

后记：所有诚念都有回响

18位延安人物，20年神交梦往。

因缘际会，三生有幸。我与他们每个人之间的梦魂交会，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冼星海有大情怀，大才艺，其瑰丽的音乐背后，是坎坷的身世和传奇的经历。1996年前后，我在读书期间，先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收集到冼星海的部分文字材料，为之感动。后来，承蒙吴海燕同学盛情雅意，从广州到上海，为我带来《冼星海全集》。我为同学盛情所感动，更为冼星海的心路历程所折服。抗日烽火，救亡图存，冼星海从法国选择中国，从武汉选择延安，有其内在的精神轨迹，代表着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从而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时代最高音，民族最强音。因为研究冼星海的缘故，我得缘写信求教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女士。锦邈尺素，受益多多。我也有机缘，到杭州西子湖边登门拜访，或在上海迎迓大驾。

1999年5月，冼妮娜光临上海，参加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纪念活动。她下榻上海国际饭店，我应约与他们伉俪吃饭喝茶，叨陪鲤对，话题从冼星海扯开来，就逐渐谈到冼星海从延安受命到苏联，因为战乱未能及时回国，留在延安的钱韵玲和冼妮娜母女生活，以及后来的曲折经历。当时，我已经博士毕业，供职于解放日报社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所属《新闻报》一日三刊。出于一种职业敏感，我发现冼星海离开延安后，其家人的荣辱浮沉与《黄河大合唱》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鲜为人知的历史，就为报纸撰稿发表。当我把报纸奉寄给冼妮娜女士，得到的却是严厉的责备：为什么文章发表前不给我审阅？

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报纸需要赶在纪念活动期间发稿，时间不允许来回通信邮寄审稿。再说，请您审稿是礼数，独立发稿是本职。我的解释和歉意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她又数次致函我所在的报社领导，而所有的回复都是我操作的。后来，我再去信，就很少有赐复了。仅有一次，我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上，淘到冼星海岳父钱亦石的著作原版本，购置并奉寄冼妮娜，得到的回信是：“书已收到，谢谢！”

2013年5月，我应邀参加鲁艺女儿回延安活动，邂逅冼妮娜女士。我主动上前问候，她已行动迟缓。

在此，我再一次向冼妮娜女士表示歉意！

周文来自川西康巴山区，是一位诚恳勤奋，处事认真，不苟且，不懈怠，身体消瘦，戴着眼镜，敢于担当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因文艺创作深得鲁迅的赏识和信任，协助冯雪峰办理鲁迅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后来，他举家到延安，主持大众读物社工作，创办《边区群众报》，把文艺大众化和文化民生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好评如潮。整风运动中，他倡导并厉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改革，让人民政权脱去了旧衙门之乎者也的长衫。离开延安，却遭遇非正常死亡。  我在上海的中山公园旁边的一个弄堂里，寻访到周文遗孀郑育之女士。周文在北京非正常死亡后，她带着孩子默默地回到上海，先在苏州河边的国棉十七厂工作，后在长宁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工作。持续交往中，老人的记忆力逐渐衰退，模糊，幸亏幺女周七康悉心照料，安享晚年。我最初的拜访，是为了征询意见，希望她们同意我将周文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收集到拙编《王实味文存》。老人爽快地答应了，周七康在授权书上签字。这位革命老人祖籍广东，父辈在沪担任银行职员，家境小康。她在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中，结识周文，受命到火车站接应从南京软禁中逃到上海的丁玲，掩护来沪疗伤的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老人不幸仙逝后，其子女们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周文档案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承蒙信任，我接手周文晚年日记和非正常死亡的相关文献资料。经过条分缕析，查证核买，我初步梳理出周文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原委和历史脉络，并写成文章。遗憾的是，这篇将近3万字的文章，在大约十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家报刊愿意发表。甚至在参加鲁迅纪念馆举办的周文纪念活动中，原计划安排过的发言，都被取消了。

我对文章是坦然的，史料也是公开的，任何人需要文章，我都奉赠请求教益。曾经在北京与周文共事的长辈们看过后，对文章做出非常肯定的评价。我多方打听周文晚年遭遇所涉及的矛盾对立方子女，把文章奉寄给他们，希望能够征询到不同的意见。数次努力，都没有得到回应，信函也没有被退回。

尔后，这个文章披露的大量文献史料和对事件发展脉络判断，被一位作家改写为文学创作题材，得到公开发表。我的文章是在写作十年后，承蒙褚钰泉先生慧眼，在其所主编的《悦读》书刊公开发表。从写作到发表，我没有修改过这篇文章的史料和观点。

张仃的犀利，华君武的幽默，罗工柳的智慧……我与一大批延安艺术家们的交往，得缘于我数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有关延安电视纪录片的摄制采访。《张仃谈艺录》出版后，我发现其中缺失延安时期张仃发表的数篇谈论艺术的文章。从图书馆里的延安时期报刊上复印下来，我将其奉寄给张仃先生，得到老人的满心欢喜。老人挥毫为我题写篆字“道远知骥”，成为我的座右铭。后来，先生又馈赠《大山之子：画家张仃》大型画册，我为其匠心独运的焦墨山水所感佩，窃以为走出延安的张仃先生，正是用焦墨山水，艺术地升华了一代革命者的生命精神。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写成。张仃先生已经作古，我欠张仃先生一篇文章！

挤占这篇文章的，是我写了张仃夫人灰娃的文章。多次拜访张仃先生，灰娃老师都是那么静默慈祥，热情周到地接待我。终于有一次电视采访张仃先生后，我提出采访灰娃老师，她坚决拒绝了。但她改变了以往的沉默，开始与我交谈，并惠赐她的诗集《山鬼故家》等数种。也许是我对中文汉字的敏感更大于对线条色彩的审美，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诗歌，一下子就把我震慑了！滚烫的语言，澎湃的诗情，仿佛是从延安，从黄土高原上奔涌呼啸，冲决跌宕的精神洪流，是那么亲切，那么深刻，那么壮美！

我不能等待，必须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否则心灵会被严重灼痛烧伤！于是，就抢先完成了《灰娃，“八路军公主”的故事》。

在延安女性形象中，江青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她是什么时候，怎么到延安的？她在延安的经历如何？她与毛泽东的婚姻和生活，等等，都是语焉不详，云遮雾绕。我寻找到关于江青在延安的几乎全部文字材料，尤其是她文革期间主动约请美国学者洛克珊·维特克所写的英文传记《江青同志》，虽然带有很多不实之词，但毕竟是她主动陈述的个人经历。沿着她自己陈述的人生轨迹，我查阅到她在上海时期发表的文章，感觉其卓有文采，不羁志气，绝非久为人下之人。延安时期，她相夫教女，恪守本分，偶露尊容，风采倾城，是其人生中最恬静甜蜜的十年。如果不是符号化地理解一个人，我们应该还江青在延安时期的本来面目。她是一位革命知识女性，在延安扮演者一位演员，一位秘书，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位有情有爱也有恨，识大体顾大局，又不甘寂寞，爱出风头的中年女性形象。

但是，我的这篇《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完成后，让几位亲近的朋友看过，褒贬参半，反对者恰恰是抱持一种僵化的观念。稍后，文章在《悦读》书刊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摘发。

与江青擦肩而过，她们未曾谋面，却命运相关的另一位延安女性，是吴光伟。她的身世和命运材料更是虚无渺茫。我为此苦苦追索十余年，先后寻访到她当年在北平、南京、延安、西安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和同事，还有她在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美国的知情人。从文字材料，到历史图片，细加辨识．多人认证，才敢作出判断，写出文章。她是一位非常敏感的延安人物，曾经是一位颇为耀眼的明星，延安历史不应该忘记她美丽的倩影。

吴满有曾经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是共产党开创的劳动光荣历史的时代先锋。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西北保护战，在战事失利中，不幸集体被俘。隐姓埋名中，他被叛徒指认出身份，从此走上一条身不由己，百口莫辩的人生不归路。我收集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华北根据地所有报刊上关于吴满有的文字材料，以及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关于吴满有的文字材料，还辗转在西安、延安、靖边等地寻访到吴满有的侄辈、孙辈、重孙辈人士，以及曾经在吴满有家当过长工的耄耋老人，倾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渠道所形成的关于吴满有的记忆印象和感受。在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我把吴满有放置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放置在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农村农民农业政策设计，放置在有效推进陕北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背景下，写作《吴满有，一个农民的天上人间》，分章节投寄几家杂志发表，基本廓清了吴满有的人生归宿和命运浮沉问题。

还有其他诸多延安人物，都是建立在我对他们长期追踪，不懈探寻，经过几多山穷水复，花开花落，最后柳暗花明，水落石出，才形诸文字，命笔文章。

此情此景，寻找资料是漫长的，破解难题是痛苦的，进入写作是畅快的。

借此机会，感谢曾经为我，并不断为我提供延安历史研究文献史料的朋友们、读者们，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促使我对延安人的研究，可能还有续篇。

感谢《上海文学》《炎黄春秋》《档案春秋》《名人传记》《悦读》《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杂志，分别首次发表这些文章，让我的延安学研究成果得以问世，并广为传播。

感谢张佳彬先生为此书出版，所付出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和努力。

由于学疏识浅，书中可能还存在错误，恳请历史知情人和方家学者，不吝赐教。我的电子信箱是2892148640@qq.com。

朱鸿召谨识

2016年1月29日沪上双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