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性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革命前，他曾六次入狱；也有人说他曾做过沙俄密探。

苏联在他的领导下崛起，也曾因他而痛失许多国之栋梁。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是对抗法西斯的世界三巨头之一。

他不喜欢的儿子带着沮丧，战死在二战沙场，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因忍受不了他的粗暴而自杀。

他晚年病重时怀疑身边的医生是英、美间谍，拒绝使用任何药物。

……

本书客观公正地再现了斯大林波澜壮阔的一生。

序

第一章 风雨飘摇

 库纳河畔话沧桑

 神甫之梦

 初出茅庐

 短暂的甜蜜

 离别故土

 崭露头角

 极地的雪寒

第二章 在震撼世界的年代

 对动荡的感悟

 言过其实

 历史的机遇

 弹雨时节

第三章 变革与分歧

 危机后的选择

 总书记之路

 树欲静而风不止

 故乡的抗争

 最后的遗愿

 不幸而言中

第四章 拾级而上

 暂时的沉寂

 多数派的围攻

 二重唱

 无原则的联合

 后遗症从这里开始

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集体化：一个神话

 繁荣的背后

 和阿利卢耶娃在一起的日子

 斯大林的危机

 基洛夫死之谜

 震惊世界的大审判

 盲目的崇拜

第六章 纵横捭阖

 烟幕下的交易

 传统的扩张

 暴风雨来临前

 逼到台角的拳击手

 来自盟国的援助

 渡过难关

 历史的宠儿

 挺进欧洲

 从雅尔塔到波茨坦

第七章 斯大林晚年

 恢复与重建

 日丹诺夫“消毒水”

 列宁格勒案件

 从“蜜月”到对峙

 “一边倒”的前前后后

 晚年的“发现”

 斯大林逝世

后记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没有什么文化，仅能“马马虎虎写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很固执，也很严厉，有时也揍自己的儿子，但与她的丈夫那平白无故的揍不同，她的揍出于母爱，她想让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叶卡捷琳娜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甫。在当时，做一个神甫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按规定，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梦寐以求的安逸生活。

1888年，叶卡捷琳娜把儿子送进了哥里教会小学。除了学校当局每月发给贫困学生3卢布的助学金外，为了维持儿子的学业，她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洗衣服、做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但斯大林的父亲对此并不以为然。维萨里昂想让儿子继续走自己的路，将来也成为一名鞋匠。有一次竟然对妻子大嚷大叫：“你想让我的儿子当上大主教吗？痴心妄想我是个鞋匠，我的儿子也只能当个鞋匠，他不会比当鞋匠有更大的出息了”维萨里昂真的去了学校，把儿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了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当童工。叶卡捷琳娜不顾一切，到鞋厂把儿子领了出来，又送回了学校。1890年，维萨里昂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但他的去世对斯大林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据斯大林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父亲的过早夭折，对儿子是完全无所谓的事。被他称作父亲的这个人的死，没有使他失掉任何东西。”也就在10或11岁时，斯大林被马车撞倒，他的左臂肘关节受了重伤，伤口发炎溃烂，差点死掉。“我不知道当时是谁救了我，”斯大林后来说，“也许是由于我健康的体格或是那个乡下医生的膏药。总之我好了。”这就是斯大林告诉他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有关肘部不易弯曲和左臂较短的原因。安娜在1946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此事。由于这点小小的残疾，后来1917年初被宣布免服兵役。

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斯大林在哥里小学读了6年书。他通常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记忆力非凡，上课听讲时聚精会神，从不漏听一字一一一句，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作业完成得干净利索。他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其他方面的书，如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还有恰夫恰瓦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写的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短篇小说《弑父》，它取材于1845年格鲁吉亚山民反对沙皇压迫的真实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拯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索索的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索索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真谛。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和著名人物。索索认为柯巴将在他身上复活。此后，索索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斯大林虽然体格瘦小，但很结实，强壮有力，他是学校最优秀的摔跤手。他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斯大林天生机敏而任性，有着强烈的报仇心理。当一个最不受同学们欢迎的教师走过去之后，他就带头起哄，在这位老师背后吹口哨、说些讽刺挖苦的话。他有时候挑动同学们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受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他总是能使那些听话的同学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抱打不平。有一次学校的一位学监带领高年级学生去郊游，路上有一条较宽的溪流，斯大林第一个跳了过去，而学监因害怕落水，让一个学生把他背过去。斯大林对那个学生说：“你是驴子吗？就是上帝我也不会让他骑我，更别说小小的学监了。”斯大林的这种“胆大妄为”和“足智多谋”自然赢得了同学的敬重，他也开始在同学们中间确立其“领袖”形象。  尽管如此，1894年6月，斯大林还是获取了全优文凭，轻松地考取了梯弗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梯弗利斯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由严厉的教士严格地管理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日夜待在学校里，学生一律早7时起床，然后是晨祷、吃早点，上课到下午2时，下午3时进午餐，5时点名、晚祷，8时进晚餐，上自习，10时就寝。连节假日都要做三四个小时的祷告活动。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外出一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时校门关闭前返校。学生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过修道士认可的作品才可阅读。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而且学校也鼓励互相告密。对于穷困学生来说，学校生活是很艰苦的，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

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式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囚犯，没有犯任何罪行，却必须在那儿待许多年。我们大家都很沮丧和忧郁。……当青年人的气质偶尔表现出来时，就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到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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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性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实事求是地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二战后苏南冲突算起，至今已争论了半个世纪。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次重大冲击和批判，但是由于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并未深入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谈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苏联实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但改革却导致了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解体。

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是找出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总结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用科学态度研究斯大林时期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必须研究和探讨对苏联、东欧以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症结之所在。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和论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综观以前的研究，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即在工业、银行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领域，不分企业大小，不分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统统由国家实行垄断，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急风暴雨般地强制推行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到1936年，苏联已完全消灭了私人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总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确立起来了。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而且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2)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均由国家统一决定。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质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服务收费、工资均由国家统一规定，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质上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中央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命令性，“计划就是法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计划无所不包，资金来源、物质供应、生产数量和品种、销售等等，均由国家统一编制和规定指标，按部门或地区逐级下达。各经营单位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各生产单位只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负责，至于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则与它们无关。

(3)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证全社会各种经济机构、生产和管理部门能够切实运转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是这种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路线，并且向前发展了这条路线。“直接过渡”的方针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急速实现超工业化的计划，并把农村变成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积累的源泉。因此，实行暴力剥夺农民的政策和绝对的集权制就应运而生。

(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以党代政，党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权力机关的权力流于形式，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成了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学术问题、学派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乱贴政治标签，开展政治大批判，结果造成“万马齐喑”、舆论高度一律的局面。

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特点，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论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速成论”。在斯大林看来，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认为，只要建立几种“制度”，社会主义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使之变成国有财产，确立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资本家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也就实现了。在政权建设方面，只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实现了上述标准，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1936年，他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年又认为党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第二，“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斯大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且他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行事的。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形式，变革了生产关系，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盘公有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会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

第三，“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这是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到处抓“人民敌人”，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接连不断地搞“大批判”运动，无端上纲上线，戴政治帽子，进行粗暴打击。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记，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四，“行政手段万能论”。在斯大林看来，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他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指挥一切，决定一切。

总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的设计和初步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论模式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模式是涵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政治模式是涵盖党的领导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权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论模式是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论反映和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从它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_而它的失败也绝不是偶然的。

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传》，文字流畅，结构严谨，观点明确。书中所引材料经过反复甄别，真实可靠。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传记，但文中贯穿着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的阐述，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这一模式的理论思考。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积累材料、思考的成果。当然，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笔墨从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作详尽的描述。但是，读者从作者对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动、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写中，会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想，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1997年8月第一稿

2008年4月修改

我的《斯大林传》出版有将近十年了，确有修改之必要。一是经过这十年，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理应予以吸收；二是出版了大量中外文档案，亦当需充分利用。只是这次从决定再版到交稿，时间很紧迫，无法一一去加以利用，想来甚为遗憾。

聊以欣慰的是，我的这本传记，无论从立论，还是取材，迄今仍然站得住脚。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既好读又比较严谨的东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照顾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要通俗易懂，此其一；其二，我个人还是把它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来写的。全书以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巩固为主线展开的，旁及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家庭、爱情生活。

斯大林是20世纪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对苏联及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要准确、全面地写好斯大林这个人物，委实说，是不容易的。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斯大林在国际上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评价不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有的可能是对的，是功绩；有的可能是错的，甚至是严重错误；有的可能既有对的又有错的。这些需要我们予以客观地介绍和评价。我以为，对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用所谓的“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定量评价(诸如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等标准来评价是不恰当的。我采取的是分阶段的事件评价法。我努力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阶段所经历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后果弄清楚，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评述。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我们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所老先生们的教诲和指点。他们是李宗禹(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兴耕(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副局长)、殷叙彝(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全国政协委员)、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顾家庆(中央编译局编审)等人。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还远未结束，还有进一步深化之必要。近年来曾出现过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热烈争论。其中一派断言，当今的俄罗斯出现了“斯大林热”。在他们看来，似乎今日俄罗斯大部分人还向往斯大林，向往斯大林时代。他们的论据是近年来俄罗斯报刊上有不少有关怀念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文章和言论。实际上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俄罗斯转轨以后，俄罗斯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是多元的，各种声音、各种意见可以自由表达。自然，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向往者有之，鄙弃者亦有之。我们不能择取其一就下结论，必须看其整个社会的全貌，观察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心理。如果择取其一，特别是把社会非主流的思想和心理说成是主流思想和心理，这只会误导民众，误导决策层，是不负责任的。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论定。当然，斯大林问题本身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弄清楚。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已出版、发表的有关斯大林问题的大量论著和译著。在修订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了最新的档案材料。我在引用他们的材料时尽可能加了脚注予以说明，在此我向他们深表谢意。由于篇幅等原因，有些脚注加了后又删去了，在此，我只能向他们深表歉意，同时也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修订出版，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使本书得以再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夫人陈秋霞女士，在她辛勤工作之余，除了操持家务，还帮助我完成了许多录入排版的工作。

本人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也编译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毕竟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作者  2008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