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和两个记者的经济下午茶》是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与中微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者，与触角广泛敏锐擅长经济报道的经济记者石良平、郑红、马海邻，就在一次次发自内心的心灵对话中，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敏感话题、发展趋势进行了有益探讨。许多话题观点，已经成为引经据典的出处。

《一位学者和两个记者的经济下午茶》是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与中微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者，与触角广泛敏锐擅长经济报道的经济记者石良平、郑红、马海邻，就在一次次发自内心的心灵对话中，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敏感话题、发展趋势进行了有益探讨。

《一位学者和两个记者的经济下午茶》中许多话题观点，已经成为引经据典的出处。比如“经济指标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说房价，市场化程度过头了”、“跳出人口承载量破解大城市困局”都是聚集热点问题。

第一炮没哑

——碰撞出来的“面对面”(代序)

经济指标的民生敏感性不能忽略

追根溯源通货膨胀

教育投资提升中国国力之本

说房价，市场化程度过头了

当“转方式”这扇门真的打开

推开“十二五”这扇门，看中国经济怎么“转”

房市严控，影响的不仅仅是房价

选择“硬着陆”政策不一定不好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后面的人口红利悬念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上海的角色

跳出人口承载量，破解大城市困局

值得警惕的不公平代价

第一夫人的选择和中国本土品牌之路

龙爪摸象：印度总在让我们困惑

美国经济“一致唱衰”的背后

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

单一指标，GDP一定是最好的

记者：那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成熟的预测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体系?

石良平：我作了一下梳理，目前，国际上大致有六大系列指标，组成了衡量与评价经济走势的框架。从大框架来说，中国也有，但再具体到下面的分子指标，统计对象、口径等，差异就很大，极易造成误判，例如就业，我会详细讲到。

我按照对经济变化反应的敏感度高低来排列这六大系列指标。首先是“就业”，这是敏感度最高的指标体系，下面包括“失业率”(下面还有分行业分部门的失业情况)、“工作时数变化”(主要反映经济景气度)、“失业持续时间”、“失业救济申请情况”、“招聘广告指数”等分类指标。中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指标，在目前我国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情况下，这一指标基本不能反映实际就业和失业情况。广大进城农民已经成为城市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就业，没有统计；城镇还普遍存在下岗等隐性失业，都未纳入失业率统计。经常看到媒体报道哪里“农民工短缺”，哪里“外来务工人员找工作难”，但这些都是局部情况，没有一个全面覆盖的就业统计。因此，我国到底多少人在就业，多少人失业，失业人口中多少人已经不再想寻找工作，多少人在寻找工作时想转岗等，所有这些信息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由于判断“就业”状况缺少必要的指标依据，也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年来经济景气度分析中的最大软肋。

其二是“价格”指标体系。CPI、PPI(生产者价格指数)都可归人这一体系框架。刚才已经讲到，CPI在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中，可以用来衡量通胀，但在中国不行，必须同时看GDP平减指数，也就是影响GDP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增长率，它是名义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它的计算范围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包括投资品价格和进出口商品价格。尽管两个指标在统计口径上有一些差异，但其覆盖面是不一致的，而GDP平减指数更能反映价格变化的整体情况。所以两个指数要同时看，互相补充。

其三是“消费者支出和信心”指标体系。中国与之对应的只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但这远远不够，你能说消费增长13%与增长15%有实质的区别吗?在美国和欧洲，这一指标体系非常完善，例如“消费者未偿付信贷”，是指以非不动产担保的贷款，如信用卡消费信贷，美国消费者未偿付信贷占消费信贷的比例高达40%；又如“私人投资者乐观指数”，这是反映消费者信心的先导指标，中国社科院编制的“经济学家指数”与之类似，但我认为经济学家不具有消费代表性，抽样对象应该是“愿意掏钱的人”。

其四是“住房与投资建设”指标体系。包括“新开工和建造许可证变化”，是衡量建筑业情况的重要指标；“成品房销售额”，由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每月公布，是现房销售情况的全面反映；还有“房屋成交价格”等。而中国有关房市的指标要么不公布，要么不透明。

其五是“国际贸易”指标体系。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指标体系已经做得比较全面，现在主要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建议商务部定期公布“国际收支平衡表”，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流动的关系。

其六是“总产出变化”指标体系。除GDP外，其他国家还有三个指标定期公布：“耐用品订货量”、“企业存货变动”、“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三个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补充很重要，因为都是先导性指标，在GDP增长之前，耐用品订货会增加，库存会下降，而PMI也会出现拐点。可以看出，我国摆在重要位置的GDP，在发达国家的指标敏感度排位很低。  记者：这些“流行指标”哪些可以为我所用呢?

石良平：刚才我也已经讲到，敏感度高的指标，其实都可以为我所用。在这里，我再重点举两个例子。一是PMI。这是由全球采购经理人协会发布的指数，国外一直在做，每年的采购经理样本是4000个，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周期拐点的先导性指标，也是GDP的重要补充，数值“50”是个拐点，大于“50”表明经济趋于景气，这一指标在出现拐点时具有意义。分析一下PMI的权重分配，我们就能看出这一指标于经济周期趋势判断的意义。它主要由五个指标加权平均：新增订货量(权重35%)、产量(25%)、积压订货量(15%)、雇佣劳动力情况(10%)、供应商交货期(15%)。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越来越具有风向标作用，全球采购经理人协会现在也开始采集并公布中国的PMI。

另外一个可以加以选用的指标，就是“消费者舒适度指数”。在美国，这个指数是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每月发布的。这一指数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大方面：你对国家经济变化状况有什么感觉?你自己财务状况恶化还是好转?你购物时心情如何?再将回答按照职业、阶层作分类加权处理。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够“正儿八经”，事实上却最能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动向，因为消费是很受情绪影响的事，这种主观性指标往往能够真实反映消费者对经济现状的感受，表明了一种消费趋势。P5-8

下面这些文字，是我们三人第一次“经济面对面”对话后，由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马海邻、郑红两位记者趁着余兴写出来的感想。后来这篇感想发表在《新闻研究》2010年第2期上。现在回头再看这篇文章，意犹未尽。这篇文章既准确地表达出了我们这本书的起因和过程，同时也把我们拉回到了参加“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的一批学者与《解放日报》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学者和记者，由于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因此他们之间的观点冲撞往往会产生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可以让人们品味出不同的学术意境，既耐人寻味，也留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将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序言。始料未及的影响力

一次偶然的思想碰撞，“碰撞”出了一篇报道，而且报道影响力竟然不小，甚至引起中宣部关注，这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但现在想来，也应在意料之中，因为此次报道所涉及的话题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相比于常规的经济话题偏“小众”点罢了，于是便有了些出奇制胜的效果。

我们所说的这篇报道，就是2009年12月19日刊于《解放日报·新财经周刊》的封面文章《经济指标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与《新财经周刊》平时的封面报道相比较，这篇文章本身的“形式”就有点“不同凡响”。其一，专辟了一个全新栏目《浦江对话》(在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的建议下，从第二期对话起，栏目名称改为《经济面对面》)；其二，与石良平教授采访对话的解放日报社经济部记者，首次把照片醒目地“挂”到了报纸上；其三，报道形式主体是“对话”，同时还有类似的旁白，抓眼球的东西特别通过栏框与黑体字突出。

除了上述“眼球”表现形式的新颖外，这篇文章真正打动读者，在业内引发热议的关键，是话题本身的“非主流”，大胆提出“政策不显效是因为忽略了经济指标的民生敏感性”，是“作为决策依据的指标有缺失”，导致“对指标解读出现偏差”，“所依据而出的政策就使不上力”。

我们也说不能“唯GDP论”，也说通胀不能光看“CPI”，但我们的经济指标到底有没有其他缺陷，一直说不清。石良平教授把“说不大清”的问题给说清楚了，这就是这篇报道的影响力所在。该报道刊登之后，在经济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热议话题。随后在21309年12月29日被《作家文摘》摘录于头版，大篇幅刊登。不久之后，中宣部社科规划办来信，向石教授约稿，请他写成4000字的文章，拟摘发到呈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部参阅件《成果要报》上。不得不说的故事铺垫

还是要从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说起。

2003年6月，我们二人因缘际会，参加了上海一批经济学人的学术聚会，东道主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费方域教授，在座者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学者十余人。天气乍热，学者们的心也很热，大家说，从今天开始，以在座各位为基本团队，发起组织一个松散型的学术沙龙，议经济热题，论国计民生。虽然是松散型，也有约定的章程需要自觉遵守：每月聚会一次，各院校机构轮流召集主办，每次集中讨论一个话题；会期半天，人数规模十人左右为宜，以保证每位学者都能有时间发言；会后可备简餐，未尽之言边吃边谈，学者们不收车马费、讲课费等任何费用。

经过一番讨论，一致同意名称就以当天围坐的圆桌为题，定为“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取平等、开放、民间性质之意，同时商定学者们不管头衔职位，坐在这个圆桌边就只用教授(或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等)的身份发言；除了“首发团队”，圆桌会议还要不断引入志同道合的、水平高的学者。还有一个决议就是，我们两人也获得了基本成员而不仅是记者的资格，参加圆桌会议。

事后证明，这个决议对圆桌会议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日报》的热情报道是支撑圆桌会议一期期办下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也不算过分。

在集团和报社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部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解放日报社经济部也加入了主办方队伍。一方面，我们风雨无阻，差不多每期都参加，从头听到尾，对特别的亮点和不清楚的问题还补充采访，回来立即写出详细报道，报社领导认为专家们发言精彩、切中时弊，往往拍板安排在醒目版位刊登；另一方面，经济部每年主办一至两次经济学人圆桌会议，报社领导只要抽得出时间，总要来参加，分管副总编辑更是全程与会，与学者互动。每次在报社开圆桌会议，教授们总是来得特别齐，发言准备得也特别充分。2006年6月8日、2007年5月17日，解放日报社分别与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两场“扩大版”圆桌会议，引起轰动，有30多家媒体进行报道。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后，结合《攻坚克难36策》栏目，又召集了两次专题圆桌会议，反响也很好。

一路走下来，我们感觉到，之所以解放日报社通过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与经济学者们形成了如此长期良好的互动，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解放日报》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对圆桌会议的报道，能够为会议所议话题的目标受众所重视和正面解读。第一次会议经报道之后，一位原本比较熟悉的教授就兴奋地告诉我们，不少北京等地经济学界的同行来向他询问圆桌会议的事，连海外都有反馈。学者们非常看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见解的机会。圆桌会议的宗旨就是“发发上海经济学人的声音”，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比《解放日报》更适合担任传播这个声音的角色了。由于报社领导的大气魄大手笔，不惜版面，声音传播得响亮深远。

二是解放日报社的办报思想、记者编辑的职业操守和业务水平，赢得了学者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们曾吐过苦水，常有各媒体的记者要求采访，结果报道出来一看，所讲的观点有时被断章取义、有时被片面放大某一层意思以求哗众取宠；甚至有恶劣者，故意在提问中设下陷阱，引出学者一句他们想要的话，便拿来大做文章，可实际上学者表达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也有的记者水平不高，学者认认真真讲了半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写出来稿子不知所云，却使人读后误以为这位教授乃昏庸“砖家”一名。所以，学者们设了心理防线，不敢轻易接受陌生记者的采访，接受后大多要求审阅成稿。而解放日报社坚持权威公正、真实客观，同时善于把关，能与专家学者友好合作。他们说，解放日报社记者打来的采访电话，一般都不会拒绝。要不是有此信任基础，我们两人恐怕未必能得知第一次聚会的消息，毕竟会议开成什么样子、讲些什么，发起者们自己还没底。而合作一段时间后，他们更解除了心理防线。他们说：你们总结得很到位，标题也总是做得吸引人。

这里要补充一点，上海的学者，就我们所接触的范围来说，大多不太好为惊人之语，他们既希望触及一些敏感地带，保持独立的“学格”，而不是做政策传声筒，但也并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批判者”，他们倾向于在体制内与政府密切接触合作，贡献自己的智慧，做一个高参。这其中的分寸颇为微妙。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一位教授发表敏感观点之前先打招呼表示“我们关起门来说说，报纸不能写哦”，另一位教授立刻接口“不用担心，他们(《解放日报》基本是唯一的与会媒体)比我们会把关”。

三是全程参与锲而不舍，屡有创举为圆桌会议注入活力。前已述及，几次扩大版，做大了圆桌会议的品牌效应。每一次会议后，《解放日报》总是及时并尽量大篇幅地给予报道。会上时间所限只能三言两语简述的观点，有新鲜的分量足的，我们凭着新闻嗅觉抓住，再与专家约单独采访，充分报道。后来，《解放日报》报道简直成了每次圆桌会议召开的目的之一，会议筹备前主办方会先与我们沟通，问《解放日报》对什么话题感兴趣。由圆桌会议，经济部结识了大批著名主流经济学者，成为所有记者共享的智库。报社领导想得周到，每年为他们送上订报单，倾听专家对办好报纸的真知灼见。因此专家们已把《解放日报》当做值得信任的朋友。

以上三条，正是“面对面”的基础。

“七年之痒”后的兴奋

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也有“七年之痒”。该讲的话题讲得差不多了，形式上也缺乏新意了，参与者疲惫疏懒，整个沙龙的活力有所衰减。尤其是在2008年，由于某种原因，会议的主办权从分散转向了整合。如何保持《解放日报》与经济学界的良性互动，继续占据宏观经济报道高端，我们一直在努力思考。

也是巧合，2009年11月，又是在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那问会议室举办的一次圆桌会议，主题为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议论纷纷中，忽然听到现任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的石良平教授讲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预测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无定论，不是预测者水平不够，真正的原因是用来支持结论的依据有缺陷。只看GDP(国内生产总值)和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够，这两个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中国经济的状况，尤其在转模式调结构的当口，严重落伍，易误导政策制定。统计专家出身的他大声呼吁：中国需要引入新的指标体系。

平心而论，那天好几位教授讲得都很好，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者唯有石教授。当下我们两人一边听着，一边就“眉来眼去”，茶歇时间，立刻走过去拦住石教授。多年友好合作下来，什么样的话题会引起共鸣，大家基本上都心里有数，所以，石教授早就预见到了我们捕捉到一个好题材的兴奋。专访时间很快约好。

12月上旬某日上午，在世茂皇家艾美酒店的咖啡厅，石良平教授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常用的衡量经济周期的六大系列多项指标，解释了为什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美国可以据以判断通货膨胀，在中国却不行。这六大系列指标中，排第一位的是就业，第二是“价格”，第三是感性的“消费者支出和信心”，而我国最看重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家仅排“老末”，与民生相关度越大的越靠前。六大系列，大框架中国也有，但具体到下面的分子指标，统计对象、口径等，差异就很大，比如就业，中国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等都未纳入失业率统计，判断就业状况缺少充分的指标依据，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年来景气度分析的最大软肋。他建议，敏感度高的指标都可以引进，为我所用，精确化、细致化观察经济走势和民生现状，把握经济波动规律，完善我国经济预测和决策依据。发布主体可以是国家相关机构，也可以是民间机构、媒体等。

这里要介绍一下石良平教授其人。我们在圆桌会议上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大本营”为华东理工大学，时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而其实他是统计专家出身，在上海市统计局工作了十余年，曾任上海市统计局综合平衡处副处长、上海统计科学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仍是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在统计界，石良平教授绝对是资深元老级人物，是上海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统计筚路蓝缕的开创者之一。所以，他来讲这个观点，完全有资格，而他力主“颠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老大地位，也是极富说服力的。

采访完，三个人都感到意犹未尽，这么好的题材不能按常规做一个专家访谈就完了，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创新，来匹配新观点?一番商讨，初步拟订在《新财经周刊》封面创办一个新的栏目，不定期作专家深度访问，所谈话题一定要触及敏感点、兴奋点，观点一定要新而准，发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争取把它打造成圆桌会议的后续传承。栏目名，几经邮件短信往复，暂时采用了石教授提议的《浦江对话》。

对话以《经济指标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为题，于12月19日《新财经周刊》封面整版刊登。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各界反响，29日《作家文摘》头版大篇幅摘登，随后中宣部社科规划办来信约稿。据石教授说，接到的其他约稿、采访请求不少，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有记者致电约稿或采访。

看来，第一炮没哑!

“面对面”的境界

《解放日报》的经济报道，究竟该以怎样的“面孔”面对广大读者，应该是没有程式框框的。并不太老的我们，似乎还怀着一颗驿动的心，但我们很清楚，这样的一种全新探索只是走了一小步，究竟会走多远，走得好不好，都是未知数。而正是因为未知，想象的空间很大。

石教授的兴奋甚至超越了我们。时不时就会打电话告诉我们报道刊出以后的热烈反响，以及在他脑海中时不时进出的有趣话题。终于，在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来来回回中，我们商定了第二期的题目，一个我们三人认为当下谈论很多但谈得还不到位的话题，整整一个下午的采访，大家谈得热火朝天，总是把一个问题谈透才算完。

关于栏目名称，上述原为《浦江对话》，当时因为话题本身有一定新闻性，想赶早刊出，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名，所以暂且用了。刊出后，即有读者来电来信，表示话题不错，内容精彩，但栏目名称似乎传统了一点。一直关注经济报道的集团领导尹明华社长看了这篇报道后，也特别提出栏目名称应该“炫”一点。在综合了各种有益的建议之后，我们决定改名，所以第二期开始，这一与经济专家的对话栏目，名称改为《经济面对面》，或许还非最佳吧。

至于话题本身，我们开栏即言是“为了更好地对一些有争议、有关注度、有前瞻性的经济话题展开深度讨论”才有此探索，所以对于“内容”会不折不扣地做到“宁缺毋滥”，我们的愿望是用心精写每篇报道，在“力所能及”的框架下追求一种最佳的境界。触碰到一些敏感话题怎么办?写得巧妙点吧。毕竟，活得好，首先要活得长。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