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的趣味
面对宇宙万象与人间百态，我们难免觉得好奇，求知之心乃油然而生。“求知”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譬如，借着求知，增广见闻与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立足的条件，这大概是十分普遍的想法。于是，随着职业与工作的进展，知识越分越细，庄子所说的“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遂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
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未必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是对人有益的知识呢？简而言之，就是智慧。然而，智慧又是什么？哲学家以“爱好智慧”为其天职，同时也谦虚地坦承自己只能保持“爱好”之心，却未必能够抵达“智慧”之境。原因何在？本书试以亚里士多德、托玛斯、休谟、怀特海为例说明。
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纷然杂陈、变迁流转的大千世界绝不是虚幻的假象，在它背后应该可以找到最基本的“原因与原理”，否则万物在生生灭灭的过程中，不仅毫无规律，并且不可理解，最后必然陷入荒谬的结局。只有探讨原因与原理的知识，才可以摆脱功利实用的心态，享受“为了知识而求知”的乐趣。我们所要了解的，不再是个别差异，而是异中求同，看出万物的共同面貌，也就是“存在”。凡存在之物，皆有最后基础，亦即亚氏所谓的“纯粹形式、纯粹实现、第一不动的动者”。这几个名词使人困惑，但是说明清楚之后，将能展现一幅具有深度透视效果的整体世界观。
接着，中世纪的哲学以托玛斯为集大成者。他顺着亚氏的思路，配合基督教的信仰，肯定上帝就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但是，身为哲学家，他依然努力证明“上帝存在”。我们中国人对鬼神与上帝这些信仰的对象，常有泛泛的认识，却较少由知识角度作系统的研究，影响所及，理性思辨在信仰世界里缺少应有的地位，以致正信与迷信容易混淆，此世与彼世界线不清。托玛斯关心的问题是：大自然与人世间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永恒的根源，然后才能据以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对于德行、善恶、幸福才能提出充分的说明。若不如此寻思，光是在社会或历史中打转，恐怕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近代的休谟深富怀疑精神，对于传统以来上帝或世界的知识，都要严格省察批判，最后还把焦点移到人类身上，大胆宣称并无所谓的“自我”。
连康德这么好学深思的人，在看了休谟的论证之后，都要虚心承认自己“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然而，如果真的没有自我，或者“自我只是一束知觉”，那么是“谁”在做梦？又是“谁”被惊醒？休谟如何回应这一类质疑？他的回应充分显示了锐利的观察与周全的辩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不过，在设定了理智的界限之后，他转而同意人有一些信念，可以借此维生及活动。他关上大门之后，又开了一扇窗，其间转折耐人寻味。
然后，我们翻阅怀特海的著作时，对于其中科学、哲学、宗教三者的协调并存，不免觉得佩服。当代西方能将这三门学科融于一个完整系统的，首推怀氏。稍加分析，可知他的意图在于回归传统哲学的理想，就是提出一套理性架构，涵盖全体存在的领域，兼摄变化生灭的历程，以求彻底说明一切现象的意义。别的暂且不论，怀氏主张西方科学精神起源于“悲剧、法律与信仰”这一段见解，就足以启迪世人，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科学了。相对于此，科学家也能经由怀氏的接引，以正确态度欣赏哲学、宗教与艺术了。
回到前面所列的问题，为何没有人宣称抵达“智慧”之境呢？智慧女神的容貌并不是隐藏的或善变的，却必然是精神的与灵性的；因此，人在有生之年，以自己身心合一的处境，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对于智慧自然是无法完全企及了。不过，爱智的趣味则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如何舍得错过或放弃这样的权利呢？
启发智慧——亚里士多德
引言
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的马其顿人，其父曾任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氏十七岁离开故乡，赴雅典求学，成为柏拉图学院的一员，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之久。在学院里的时候，亚氏表现了过人的精神与毅力，对一切学科的知识，无不认真钻研，并且从不厌倦。传说他曾自己制作一个机器，用来惊醒自己，使睡魔不至于打断他研究的时间。亚氏三十七岁时，柏拉图去世，他一度有机会接掌学院，但败在柏拉图之侄史伯西普士手下，于是便离开了雅典。
亚氏后来受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之聘，回乡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太子才十三岁。在哲学家之中，像亚氏能担任帝王之师，算是很幸运的。亚氏见闻广博，或许由于这一因素，使得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眼界大开，不再局限于马其顿一地，终能兼并希腊各邦，并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当雅典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里士多德以帝王之师的身份重回雅典，创办自己的学院。他的学生们后来被称为漫步学派，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亚氏讲学的时候，经常一面说话、一面散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崩逝，希腊各邦掀起反马其顿的风潮，亚氏亦被波及，且被雅典人控以“渎神”之罪名。为了避免重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覆辙，他逃离雅典，留下一句名言：“我不要让雅典人第二次谋杀哲学。”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亚氏的哲学虽以理论建构知名，但是对于实际人生也有明确指引。他除了启蒙亚历山大大帝的眼光与心胸之外，也对其他人物产生影响。例如，他有一个身居城邦领袖要职的亲戚，在兵败被俘之后，坚不透露军事计划，在严刑逼供之下，未吐一言，临死前说：“请转告我的亲朋故旧，我不曾做出任何使哲学之名蒙羞的事。”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
思想背景
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我们不该只研究关于大自然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对大自然研究得如何透彻，却仍然可能并不明了立身处世之道。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与其在雅典城外研究树木，还不如在街头跟一些朋友谈论人生问题，换言之，人必须将注意力由大自然转到人自身之上。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摆在人的身上时，却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世界是相对的。城邦之间的法律规章、风俗习惯往往大有差异，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亦不尽相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找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真理的追寻上，形成一套不断往上提升的历程，企图为每一件事物，找到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或标准。常言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要你跟一位背景不同的人讨论问题，就会发现：原来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想法，如此便可借此修正己见，让自己慢慢进步。通过这种辩证的形式，我们便可获知宇宙与人生中，真实而永恒的原始典型，柏拉图称之为“理型”，正确的认知活动应该以其为对象。
在一切理型中，柏拉图特别看重关于价值的理型，但对于树木、牛、马等自然界事物的理型，则不太关心。因为柏拉图认为，关于自然物的研究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用处，反之，关于节制、勇敢、正义、忠诚这些概念，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抉择有关，为人生价值之根源所在。 由上文叙述可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先去肯定一个价值上的标准，以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典范、原则。换言之，柏拉图思想是推崇一个永远不动不变的理型世界。柏拉图的理型论将价值视为理型界的事理，而非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否定了现实世界有属于真理的可能。但是亚氏认为，我们不该只肯定上层的理型世界而忽略了下层的现实世界，反而应该正视后者所有的问题，肯定其实在性。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