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闰八月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深夜，台湾省基隆市。
这天是个鬼哭神嚎的风雨夜，整个台湾岛正笼罩在暴风圈里，就像浸在海水中的泡棉，半浮半沉。
因着闰八月，延滞了夏天脚步的离去，白天还存有的一丝暑气，却叫这场急雨给浇熄。
基隆野柳的沿海一带，更是狂风怒卷，洪涛巨浪；就连风景区的“女王头”也是坑坑疤疤，皱皱歪歪地愁着一张脸。
靠近风景区外围的防波堤一隅，独坐一个老人，瘦骨嶙峋，若不细看，怕要将他当成只是堤上残破的石块一角。
身上没有任何雨具，单薄的白汗衫，配着灰黑色短裤，脚上仅趿一只拖鞋，另一只不知是来时在路上遗落了，还是坐在这里时，被迎面不断扑来的海舌冲刮掉了。
阵阵泼洒的雨水像把长毛刷，不停挥拍，脚边的浪花也应和着同一个节奏，此起彼落拉扯；尽管顽强的身子僵硬地抗拒，却也不自觉地微倾，像吊挂在左脚大拇指头上的那只拖鞋，岌岌可危，再一阵大浪，怕要被冲落海里了。
他怔怔地望着海，瘦削而满布皱纹的面容毫无表情，干裂的唇紧闭着，任由雨水冲刷，却一点也刷不去嘴角的孤绝。只有那一双眼，不知是海波的反射在涌动，还是大脑的思潮在翻腾，却显出多种变化。偶尔，两排浓密粗黑的眉毛不堪重负，让雨水滴落眼帘，也无心理会，因为，早已分不清是雨是泪。
在这个时间，这种天气，出现在这里，很容易被误会是要来寻短；可那双恶狠狠的眼又像是来寻仇，对象是大海以及连接大海的黑暗。
他叫江凯，曾有人叫他“上海小歪(小孩)”、“试车专家”、“台湾黑眉毛”、“外省人”、“老芋头”。最近的新称呼是“台独分子”、“钉子户”。
串串相连的符号，注解了他一生的际遇；或说，他一生的际遇，成了这些符号的注解。
这不是他第一次坐在这里，但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第一次坐在这里是在一九四九年，那时他刚满二十岁，是上海江南造船所的技工，被国民党以二十个“袁大头”银元收买，懵懵懂懂跟船到台湾，思念家乡时，就会来这里看海；第二次是十年后，受到海军重用，不但辅导海军机校、官校的实习学生操作冷冻柜，还执行了“乌丘岛造水”任务，原本一帆风顺，却因念念不忘家乡，频频来此“问海”；第三个十年，历经“白色恐怖”，人生掉落谷底，形如槁木，只能在这里凭吊逝去的年华，莫衷一是；第四个十年，千载难逢的机遇，有了家就有了寄托，妻子叫阿月，女儿叫江东东，一家人来此遥祭祖先；之后来的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为了积极参加“老兵返乡”的社会运动，只好和阿月假离婚，来此捋平纠结的心情。
如今，经历返乡再返乡，决定以台湾为故乡，重拾破碎的婚姻，却为时已晚。
选择遗世独居，却又逃脱不了社会的紧迫盯人。除了被贴上“台独同路人”的新标签，又成了“钉子户”的代言人，这些都令他痛苦万分，只能到此海角一隅，尽情宣泄怨懑。
曾经想过，就这么跳下去，一了百了；可又不甘心，心想，最苦的日子都熬过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可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所有的苦吃完了，即便有了山珍海味也尝不出甘甜来；也因此才会糊里糊涂，把到手的幸福放掉，覆水难收。
“人生如果像个调节器，可以归零，重新来过；或者像电影情节里的时空机，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空，该有多好。”
江凯想，若真能这样，他会坚持选择不跟船到台湾；或许选择来台湾，但不返乡；不，应该是不要去搞什么社会运动，顺其自然，跟阿月、东东过着简单的生活。若还有机会返乡，就带着她们一起去探亲，再一起回台湾定居，共度余生……他经常在这种亢奋的幻想中痛苦着，在痛苦的清醒中茫然着。
幸福如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岁月的压痕，千斤重的记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如今．人称“小邓”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再也抚慰不了江凯的心，因为几个月前，她在泰国猝死。这个巧合，更加重了江凯的忧郁情绪。
一阵大浪拍来，终于将江凯左脚的拖鞋扑落水中，连带使他的半个身子也向下滑去；他的双手紧紧攀住一段墙垣，整个人就这么挂在堤防外，黝黑的石壁上。
无情的海浪竟趁胜追击，想将他再拉下去。江凯顽强的十指紧扣住墙头，瞬间被激发出的一股对生命的眷恋，隐含强烈的愤怒；咽喉干涩地鼓动着，自深处发出喑哑的呐喊，未及扬起，便被一波波海涛吞没，再扩散至深海处……
“我不甘心啊!谁，谁替我说句话?老天，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他的不甘心，怕只有风、雨、大海和那段被紧箝的墙头知道。
其实不然，他的呼唤，得到了距岸边一千五百公尺处海面上的回应。一艘原本奋力冲破涌浪的军舰，突然停止所有机件的运转，舰上警铃大作，舰长传令抛锚，官兵们慌乱地穿上救生衣，通信兵敲打着电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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