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难当头
近百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直是一对实力悬殊的交战对手。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与腐朽，国力民力的脆弱与散漫，面对强邻的欺辱与挑衅，无力自卫，只好一次次以妥协退让忍气吞声来求得苟安。但是，抱定灭亡中国充当亚太地区霸主野心的日本，依仗其逐渐发达的国力与军力及其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始终贯彻其侵略方针，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终将成为日本的美味。
在中日百年关系史上，日本始终把持着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主动权，一面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面不断地骚扰中国，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进行掠夺与奴役，以求增加其侵略实力。
1894年爆发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迂腐的清王朝统治者为了对付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不得已而又不自量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不免是战败后的割地赔款。这场战争不仅大大地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实力，而且也大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更视中国为禁脔，必欲独吞之而后陕。他们一边软硬兼施，压迫中国的统治者向其出卖更多的主权与利益，一边庇护支持中国的一切在野派、反对派及分裂势力，不论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封建王朝余孽，还是地方军阀势力，只要是反抗中国中央政府，并且被他们认为是对于分裂中国有作用的政团、派别或个人，他们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庇护、资助、支援，藉以助长中国的分裂动乱，进一步削弱其国力，以便寻找侵略时机，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是已被历史发展所验证的事实。
然而，中国并没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沦落与瓦解。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步步坚强起来，经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接着又经历了北伐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又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进程。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一成立起就处于与日本相对立的位置上，这并非是蒋氏及其政府自觉要与日本作对，而是中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客观局势之必然。因为蒋介石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计划本身就与日本的侵华灭华目标相对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具有极强领袖欲及专制独裁作风的蒋介石，他最终将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的政权的蔑视与破坏和对中国的毁灭而走上抗日之途，这就是他后来领导中国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内因。
但是，在南京政府刚刚成立的特殊情况下，蒋氏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统一事业的支持或默许，也曾极力想与日方“亲善”与“睦邻”，为此，他曾不惜在“定都”伊始就专赴日本访问，会晤日方政要及财阀，但这次访问未能得到日方满意的回答。不仅如此，1928年5月，当南京政府北伐军打到济南之时，日本驻军还进行了公开的干涉与阻挠，结果演成“济南惨案”日军杀死杀伤中国军民4000余人，其中包括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特派员，而蒋氏本人也被迫仓惶出走才幸免遭难。面对日军的暴行，愤怒的蒋氏也曾想拔刀相拼，但最终被张静江等人所劝阻，北伐军亦只得绕道北上。对此，蒋氏曾在当时日记中写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
不久，在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合作下，国民政府终于一举挫败日本军阀分裂东北的阴谋，成功地将东三省收归于中国国民政府版图之内，达成了名义上的统一。这一回合的胜利却从反面刺激了日本，恼羞成怒的日本军阀终于按捺不住而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三省，对中国实行赤裸裸的吞并。
面对日本的武力侵略，南京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欲听任“国际裁决”来制裁日本，结果使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一招得手便认定依仗其武力可在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于是又进一步强占热河、攻击绥远、威胁平津，把进攻矛头直指华北五省。这样，第二次中日大战的危机实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究竟怎样来应付这场危机呢？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国策基准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先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势力，而后再去抗日。虽然我们可以根据蒋氏的民族立场、权力地位及其个人性格诸因素来设定他最终将对日作战，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方针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族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为了“安内”，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日本人的侵略挑衅妥协、退让，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唾骂，而日本人却利用这些时机不断地加深对华侵略与扩张。
日本步步加剧的威胁，使得深陷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逐步意识到日本就是他面临的心腹大患，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建议面前他开始一步步向抗日的立场转变。我们暂且不论他和他的政府是如何要在公开的言论中保持反共政策的“一贯性”，但就其1935年以后国防方针由剿共向抗日的发展变化及其逐步实施情形来看，这种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内政方针已由反共向“溶共”转变，并进一步发展到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日战略方针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而且其形成过程及其对日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的特点对于后来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战略制定与其发展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完整叙述与全面探讨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因果得失及其抗敌战略思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战前南京政府及其决策者对日基本方针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一简单之回顾。
P3-5
本书成功之处在于“写出新意”四个字。
作者坚持“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做到“老调新弹”。
——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 茅家琦
像这样出色的专著，日本的读者也衷心期望能尽快地读到。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
马振犊同志的新作《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我是个小学生。阅读了这部书稿，我得到很多知识；能够有机会和读者谈一点体会，我是很高兴的。
近几年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方面的佳作不断出现。马振犊同志的这部著作，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作者“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发动抗日战争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学者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的客观原因。本书作者着重从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思想观念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主义思想是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内因。作者说：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最终不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也不会做“儿皇帝”，因此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必然的。作者同时也指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错误地选择了“安内攘外”的战略，“误国”的后果是严重的。对抗战正面战场历次战役，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点。在早期华北战场论述方面，作者从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集团的崛起及其与蒋、日双方的微妙关系，说明华北战场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宋哲元集团的对日妥协与幻想。本书对宋哲元、张自忠的对日态度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八一三”上海战场，本书作者对国民政府采取“引敌南下，以我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鲁南战场，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台儿庄一役是有启发和辅助作用的，但主要战功应归于李宗仁。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日军战略撤退说”，同时还肯定了我军徐州撤退的正确性。
本书分析了以“湘北大捷”为代表的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特征。
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牺牲已达顶点，不能再继续牺牲下去了，在敌人进攻时只能进行有限作战，即日军进攻，我避其锋芒，保存主力，并消耗、疲惫敌人，待其后撤，再恢复原来的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国际战略上，国民政府欲以英、美为主力抵抗日本，“等待”胜利。在这个问题上，中英美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与矛盾。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战略构想形成了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发展特点。
对缅甸战场我远征军的作战功绩，本书作者给予肯定，认为远征军对盟国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还充分论述了中美英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印缅战场上的合作和矛盾，正确评述了美国远东政策在“二战”中的利弊得失，明确地指出英国政府与军队在印缅战场的自私与失误，力图从盟国战略关系的高度来评论中国远征军两次缅甸战役的胜败原因及其影响。
本书作者还认为，正面战场不存在一个“反攻”过程。本书叙述了胜利前夕的正面战场情况，说明国民政府并未制定具体可行的反攻计划。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一次空前的大溃败，这正是“等待”战略造成的恶果。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日军开始从云桂前线撤退，收缩兵力，以稳定后方，国民党军队只是“跟进”而已。收复广州的计划虽然出了台，但未及实行，日军即宣告投降。
作者在资料利用方面力求做到充分、真实，大量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包括已公开出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若干年来，台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档案和其他各种资料，本书作者也充分利用了。
对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本书作者注意吸取其成果并在书中加以介绍。广泛运用有关资料，认真吸取各家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取得成功的基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坚持“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除必要者外，一般不叙述各战役的具体作战过程，而采用“跳出圈外”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做到“老调新弹”。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总之，本书成功之处在于“写出新意”四个字。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写了上面的一点体会，供广大读者参考。马振犊同志是一位青年学者，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茅家琦
1992年9月于南京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主要记述并评论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史实，如华北战场、“八一三”上海战场、鲁南战场等，分析了以“湘北大捷”为代表的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特征。《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语言通俗流畅、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马振犊在资料利用方面，广泛运用、认真吸取各家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充分、真实，大量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光藏档案，包括已公开出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并充分利用了大量台湾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档案和其他各种资料，使得书稿内容详实准确，具有“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特色。在对具体战役的描写上，常采用“跳出圈外”的方法，即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写出新意。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研究整理出版了不少专著和研究论文。但“不少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介绍发生在正面战场上的几次主要和较大规模的战役的范围内……在宏观上缺少对整个正面战场我方整体战略的考察，在微观上缺乏对主要战役战略背景性因果关系的总体分析。”然而，马振犊所著的《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做到了“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写出了新意，写出了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