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本世纪初到20。8年初，全球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以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原因很多很多。什么华尔街的贪婪、监管不力、高杠杆率等，我都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些原因固然重要，但这是技术性的、第二层次的。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这轮经济全球化中，美国政府错判了形势，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宏观决策失误，拼命扩张信用，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扩大消费，促进经济的高增长。这从美国政府主观角度来讲是政策失误。美国政策失误能犯这么大的事，英国、德国、欧洲央行、中国宏观政策失误能犯这么大的事吗?不可能。说明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世界的国际货币制度有问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国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制度，但主观上判断失误，客观上拼命发美元，才造成了这么大的事。
今天美国危机了，这意味着什么?我曾在多次场合说，当危机爆发的2007年，小布什总统曾经批评，“华尔街喝醉了”，我补充小布什的话，“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是中国送的。现在华尔街不“喝”了，我们就要自己“喝”，就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原来华尔街喝的是“XO”，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喝这个“酒”。北京人喝“二锅头”、南方人喝“花雕”，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整个世界经济近七八年就是这样的发展路径，很简单。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世界经济两大“发动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国可能比中国更加困难。奥巴马正在推动医疗保险改革，美国一议员说，美国出现了自他从政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国内老百姓情绪的对立，有的甚至把奥巴马画成希特勒画像，说他是反白人的民族主义者。而且，美国白宫前两天刚刚宣布，今后的10年财政赤字要达到9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在推进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又要加快结构调整，刺激经济，无非是要多一点出口、多一点投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资源更多地放在搞金融、搞服务上。其结果会怎么样?必然会出现美元贬值。因此，美国的经济未来形势存在很多的不确定。
中国也必须要结构调整。现在大家都在讲结构调整，媒体也在宣传结构调整，我认为这里面可能要搞清楚几个关系。
中国经济目前复苏了，但是谁都认识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不扎实、不牢固，都在说，那么背后大家的潜台词是不是都一样呢?未必。
最近国务院刚刚开会，是关于钢铁、水泥、多晶硅等方面的投入，怕产能过剩，正在进行结构调整。这个结构调整，讲的是投资问题，要防止这些不该上的行业和企业产生更多的环保、资源问题，或者说产生更多的不良贷款压力问题。
有的也在讲地区结构、城乡结构，这个结构问题更多谈的还是投资的分配问题，当然也涉及一定消费总量下的分配问题、增长的潜力和社会的结构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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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3年给他人一书写序时曾说过：
“人们多称经济学是‘显学’，是人文科学的‘皇冠，。翻阋《汉语大词典》，显学是指著名的学说、学问。《韩非子·显学》所栽：‘世之显学，儒、墨也。’古希腊的Philosophia(哲学)一词，意即爱智慧。马克思主义概括，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最高概括与总结。古人也称：‘知人则哲。，由此一系列看来，难道哲学不比经济学还‘显’?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反省市场原教旨主义、现代经济学与经济社会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导言’中，开宗明义说道，‘这是一本实践的哲学著作’，‘涵盖许多层面：哲学的和实践的，公共的和个人的’。看来，一个熟谙市场经济的索罗斯，欲透彻地解释经济社会，仍想求助于哲学的思考。还曾记得，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所以我想，称经济学为显学的，肯定是出于经济学家或爱好经济学的学者口中、笔下，也许哲学家、史学家等只是不计较而已。”
同时又曾说：
“从事于经世济用之学的经济学者，基本可分三类：一是理论经济学者——专攻原创经济学。假定前提，数学推导，创新理论；二是政策经济学者——参考理论，根据脚下踩的国土现状，研制制度、政策；三是‘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作品大体分三类，即希腊书信式、动态报道式和飞机场式)，其经济学作品多是用经济学最佳兜售者语言写成，此类书大多在飞机场销售(当然也包括宾馆、书亭)。这三类经济学者，社会都需要。恐怕在我们所处的伟大的、特殊的转轨时期，政策经济学者更为重要。因为我始终认为，体现经济学的学问，其基本规则是唯一的。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使命，恐怕多是研究如何逐步‘转轨’、‘过渡’，研制一定的制度、政策，使我们的经济和体制去最大限度地贴近、发挥唯一的‘基本规则’功能。原创经济学者很重要，但那是凤毛麟角，规则不可能不断涌现，不断被人发现。飞机场式学者也重要，要让‘显学’能经世、能济用，社会缺不了他们。然而，一个经济学者一般从事其中一项或两项，当然不乏三项兼而有之者也存在。但要视精力、阅历和相关知识了。”
今天，作为一个研究经济政策的经济学者，写一篇文章、作一次演讲，我更在乎以下三点：
第一，要会发现问题。即思想要敏锐，能见微知著，察于青萍之末，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而且，在重大问题和矛盾的发现和思想、观点的形成中，重要的，不是在某一问题上，自己曾说过没有，说了多少，而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不是最先去发现，最先去说的。是独特的发现，独特的见解?还是鹦鹉学舌，或受人启发，再作补充延伸、详细描述?这至关重要。因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政策研究者，必须善于发现新问题，学会洞察历史新趋势、新特征，在旁人还对一经济现象习以为常时，能及时、果断地提出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这对需要前瞻性决策之人而言，是最大的福音。
夏斌编著的《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下中国未来何处去)》记录了在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对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的一系列深度思考与国策建议，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彰显了理性和前瞻的力量。要解决多年积累的大量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已经很难。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统筹考虑，作长期安排。《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下中国未来何处去)》作者认为，当前治国主要应抓三件事：第一，严惩党的腐败，让百姓拥护，巩固执政基础；第二，把已做大的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切一块，在稳定民心的同时，提高消费；第三，只争朝夕抓改革，只有真正加快改革，才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危机虽然过去，但它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阴影却远未消逝。现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是危机和转型在赛跑，而且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并不多。中国该如何举措？夏斌编著的《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下中国未来何处去)》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论文和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访谈实录，其中部分内容更是首次公开发表。书中内容融经济理论、热点问题、政策建议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