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兴名臣”,深谙政商智慧权谋的“红顶商人”。从卑微百姓到富足高层的发迹之道,乱世中从大起大落到困局崛起的处世韬略。曾国藩和胡雪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谋略,这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谋略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人生智慧的结晶。这些智慧和谋略,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表现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智慧和谋略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理,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必备能力。
破解胡雪岩叱咤商场的手腕,洞悉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心机。商贾奇才胡雪岩教你怎样经商,他是经商之神,学到他经营之大成,可成就宝贵;中兴名臣曾国藩教你如何做人,他是做人之贤,学到他的精要之处,可为人上人。用胡雪岩、曾国藩的做人哲学去经商和处世,想不成功都难!
曾国藩到长沙之初,本想大干一场,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毫无顾忌地日夜练兵。塔齐布是一个武官,他奉曾国藩之命,训练湘军很有成效。但引起正规军绿营军官的不满,长江协副将清德说:“本朝的制度是将官不受文官统辖,即使巡抚也不问营操。”提督听到这番话后,把怒气发到塔齐布身上,说盛夏练兵是虐待兵士,而且提督现驻省城(长沙),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这下也退缩了,不敢再出来主持湘军操练。湖南省的司道文官暗自欢喜,认为这下“可惩多事矣”。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他是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署云贵总督,张与在云南任职的胡林翼关系颇好,意气相投。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后,在胡林翼的力荐下,延聘左宗棠参赞军务,从此湖南军事略有起色。不久,张署理湖广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山东巡抚。
张亮基是第一个以巡抚大员身分请曾国藩出山的人。当时曾国藩重孝在身,省城长沙被围,张亮基亲笔写信,请曾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信的末尾说: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虽当时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实上,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保持一致。张在离开湖南时,曾国藩也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庖代俎”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从此毗邻京城,坐镇泰山,大展宏图。只是在目前两湖整肃吏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项建设初有起色的时候,仁兄却突然奉调离职,这不仅仅使刚刚开始的各项工作无法继续,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为仁兄的调离而感到惋惜,他们怅若所失,顿失依靠。
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也是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相当一般。他在信中接着说:今年以来,我所经手办理的各项事宜,大半有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之嫌。但我认为,在当今艰难的时局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天下百姓,即使受再大的委屈,我也要努力去做。以期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之力,以伸张正气,振奋民心。之所以训练乡勇,也并非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和原因,仅只是因为当今军队,无不骚扰百姓,去年就曾发生潮勇在湖南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事情。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种种流言,说官兵反倒不如贼匪安宁。我对此深感痛恨,担心将失去民心而不可挽回,因此发誓要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回民心,根绝流言。每逢在三、八两日集中训练的时候,我总要对乡勇训话,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只求他们不要搔扰百姓。自四月以后,我有时也命令塔齐布将军带领旗兵,与乡勇一同操练,塔将军派他手下将领来听我的训话。我每次对这些人讲演,往往有一小时甚至数小时之久,虽然不敢夸耀我的讲演可使顽石点头,但我的苦心,我的诚意,却确如杜鹃泣血,只希望他们被感化,并幡然悔悟。练只是其名,训却要求其实;听众自然十分轻松,而我这个一讲几小时的讲演者肯定十分辛苦。如今那些听过我讲演的旗兵仍在湖南,若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则可一一询问。只要他们稍有良心,就不会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感化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再骚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匪贼之耻辱,并使旗兵漫无纪律的现象稍有改变。到六月初,提督鲍起豹来到长沙,他说,军队的任务是防堵逆匪,因此不要经常训练,在炎热的夏季,军队也不宜过于辛劳。他根据这些理由严厉斥责塔齐布,袒护清将。而中丞您也对我起了疑心,认为我不应当插手干涉旗兵的内部事务。恰在这个时候,我与您保举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在同一时间发出,而且您又在这个时候写信来,责备塔将军为何不勤加操练,这样,提督于是怀疑您和我暗地合力排斥他,都是挟持私心而非难公正,难道果真如此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自此之后,在处理旗兵与乡勇之间矛盾的时候,我虽然尽量做到公平,但往往都是压抑乡勇而抬举旗兵。我扪心自问,可以说无半点私心,也可以让天下所有人来评判。到初六这一天,发生了兵变,有的人说兵变是暗中有人指使,也有人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兵变的苗头,为什么不早作防犯。君子之行坦荡荡,怎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去与人争狠斗勇?我本是一普通乡绅,为理公事又没有真正有权的职务,全凭名声来震慑匪徒。如果名声因此受到损害,那么,奸猾小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我当初的设想与事情发展的结果恐怕难以一致,想到这些,我只得抽身隐退,暂时到衡州驻扎。
很显然,曾国藩出山之初很不利:一是他手中没有实权,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哪一项都要与地方官打交道。曾国藩此时性格外露,没有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统辖武弁,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再者,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l生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但曾国藩就是这种性格,直到咸丰八年再度出山时才有大的转变。P008-010
曾国藩,一代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兴名臣”;胡雪岩,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之法的“红顶商人”。曾国藩的做人箴言既是他阅历了波谲云诡的官场,经历了风云莫测的战场后的智慧提炼,同时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为世人指出了走向卓越的捷径;胡雪岩的经营思想,贯穿了他商场的成败得失,同时也蕴涵着中国特有的经商之道和致富秘诀,对当代中国商人仍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曾国藩用自己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践行了儒家几千年来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身上的众多优点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学习曾国藩的智慧,汲取他做人、为官、用人、修身、治家、养生等方面的营养,为我们提供可资实践的宝贵经验。
曾国藩和胡雪岩的成功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以及经商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开一代风气之先,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商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同时,这些绝学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表达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些绝学,对于今天那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曾国藩如何从一个一无天分,二无背景,三无关系的起点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成就一生事业的?这是一个普通人成功的故事。最关键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任京官时如何窘迫,又为何能连升九级?他办团勇,未成时,如何被地方官场大小官僚掣肘折磨,办成事又受多少委屉和猜忌?他面对一次次的挫折,身处无数个横逆的环境,又如何一次次站起来的?
洞悉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兴名臣”,深谙政商智慧权谋的“红顶商人”。从卑微百姓到富足高层的发迹之道,乱世中从大起大落到困局崛起的处世韬略。曾国藩和胡雪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谋略,这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谋略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人生智慧的结晶。这些智慧和谋略,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表现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智慧和谋略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理,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必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