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编著的《多余的话》精选瞿秋白各个时期创作的散文十六篇，始于《饿乡纪程》，终于《多余的话》，无论参观游览、社会见闻、文化探讨、人生感想，都记录了一个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探索中国光明未来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就义前夕写就的，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也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更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深潜于心的述怀。“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瞿秋白被视为“叛徒”。

也有人怀疑《多余的话》为国民党伪造，但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当时杀害瞿氏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也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

对于这本书，三十岁之前的人读到的是激情，三十岁之后的人读到的是反省。在格瓦拉成为激情符号的年代，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他有格瓦拉一样坚贞的革命操守，又有大知识分子悲悯的人文反思。所以说，《多余的话》不多余，读《多余的话》，更不多余。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多余的话

 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记忆中的日期

乱弹

 乱弹(代序)

 世纪末的悲哀

 画狗罢

 哑巴文学

 一种云

 菲洲鬼话

 狗样的英雄

 猫样的诗人

 吉诃德的时代

 苦力的翻译

 水陆道场

 民族的灵魂

 流氓尼德

 鹦哥儿

 沉默

 暴风雨之前

 新鲜活死人的诗

 财神还是反财神？

 财神的神通

 狗道主义

 红萝卜

 “忏悔”

 反财神

 小白龙

 《铁流》在巴黎

 谈谈《三人行》

散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猪八戒

 美国的真正悲剧

 美国的“同路人”

 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慈善家的妈妈

 鬼脸的辩护

 王道诗话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透底

 中国文与中国人

 关于高尔基的书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美”

 出卖灵魂的秘诀

 最艺术的国家

 人才易得

 择吉

 《子夜》和国货年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

 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①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P3-8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