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瑞中所著的《韩国访学录》有别于一般旅游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它以一位外国访问学者的视角,从历史与现实双维度,展示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了一位中国学者在韩国大学工作、生活的心境。从这些随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中国学人的文化情怀、家国情怀,同时也可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韩国社会留下的诸多痕迹;可以一窥韩国人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的渐渐走出自己民族的独特道路。现代中国人对韩国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欣羡韩国在科技、体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又不满于韩国对待源自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的作法,如何认识韩国,如何认识现代的韩国人?可以说这本书呈现出中韩国历史、韩国社会、韩国普通人有别于“韩流”呈现给中国人的更为深刻的一面。
《韩国访学录》是邱瑞中先生2004—2006年在韩国青云大学校做访问学者期间的随笔集,内容涉及青云大学校的自然人文景观,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作者在韩国图书馆寻找有关中国的韩国古典文献的经历,以及作者在韩国医院检查出癌症并接受治疗的境况等。有别于一般旅游者走马观花的见闻,也有别于关于韩国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本书从一位外国访问学者的视角展示了普通韩国大学生、大学教师的面貌,同时记录了一位中国学者在韩国大学工作、生活的心境。从这些随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中国学人的文化情怀、家国情怀,同时也可看到韩国学校、韩国社会、韩国普通人有别于“韩流”呈现给中国人的另一面。
总长的接风宴
2004年4月1日晚,金熙重总长在中华餐馆请我吃中餐,这是我到韩国第三周。同席有图书馆馆长、企划部部长(他在2002年内蒙古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时,到过中国)、总务长(长我2岁)、放送科教授,还有中国科主任崔毅铉。是夜小雨。我忘记带笔记本,请餐馆老板准备纸笔。
总长带来了两本月历,其一是国立汉城大学校出版的附有韩围历代书法、绘画作品的月历。他指着金正善的字说:“这是韩国最著名的‘秋史’体。”金正善(1786一1856年),嘉庆道光间人。他的字有些像郑板桥,也爱画兰花。金总长说,这种“秋史”体,在韩国自成一派。此册乃割裱之册页,其中有《高丽史》作者金富轼(1075—1151年)的字,有李齐贤①(1287—1367年)的字,有李珥②(1536—1584年)的字。这些人都是我编辑《韩国文集中的中国史料》时涉及或研究过的人物。
我首先向他请教韩国的植树问题。这是我来韩国二十多天所见、所想、所思最多的问题。总长告诉我,韩鲜战争以后,这里的树几乎没有了,一直到60年代,韩国没有多少树。国家把每年的四月五日定为“植树节”,全国人都植树。他说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好”,“山林绿化+责任绿化”。那时候全国“禁止入山”,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我想中国已经植了四十多年树,为什么到现在,很多山还是光秃秃的呢?很重要的问题是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韩国刚刚植树时,每棵树都挂牌子,上边写着公务员的名字,责任到人。20年以后,韩国的山全部绿了。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进山了,但许多地方,树长得茂密,人进不去。”我在公路两侧发现,许多山确实因林木茂盛,人无法进入。春天干燥,仍然禁山。以防山林失火。总长说,现在韩国没有原始森林,树都是人工种植的。除几个岛外(像济州岛),春天不允许人们爬山。这是管理方法。
我国植树造林已很多年,像内蒙古中部地区,成效不大,其中原因就有管理问题,很多矛盾难处理。种树以后,牧业怎么办?牛羊圈起来么?不圈,小树是家畜度春荒的好口料。禁山么?人们怎样生活?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执政者系统考虑。总长问内蒙古雨水怎样,我说年降雨量300毫米。他说取地下水,我说已经不够用了。他说学习以色列。南水北调工程就很好,建设水库。1983年夏,我从江西到浙江,沿途看到江西的很多山都是光秃秃的。江西是红土,韩国也是红土。呼和浩特的大青山石头多,韩国的山石头也多。因此,造林的关键还是管理。
总长说,韩国这么多树,以前用木筷、竹牙签,都从中国进口。韩国很注意保护资源,现在用钢筷子,用马铃薯粉做牙签。
总长问我:“学生怎么样?”我写道:“学生很可爱,很懂礼貌。”总长写了两个字——忍耐。他紧接着问我:“你的生活怎么样?”我写道:“就像在家,很习惯。”总长说:“我在德国生活了十七年半,你过半年就会习惯的。”我糊涂了,他写的“忍耐”是让我忍耐一部分学生的不学习,上课说话,看手机信息,随便走动,女同学抹口红,照镜子,说说笑笑呢?还是忍耐生活上的不习惯呢?后来与崔昌源教授谈起,他说:“大概都有吧。”我觉得,总长是让我忍耐学生,所以我又写道:“我爱韩国,能够理解韩国的青年人,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总长说:“你不要说你是研究历史的,唐太宗李世民不好。你对人家说,你是搞文学的。”他说的话,一半是玩笑,一半不是玩笑。然后他把话题转了,说:“去年你说要来韩国读书,我希望你来。你没来。”崔昌源告诉我,总长曾和他商量我来以后怎么住,他要安排我去读书,且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我对崔说:“我感觉到总长的意思了,但是我不能那样做,不能给他找麻烦。”总长接着说:“这次我是特意安排你来读书的。”我内心很感激,当时无以言表。
韩国讲究中国的传统历法,他问我年龄,说我属牛,应该57岁,因为我是农历四月十八日出生,前半年,出生时占两岁。我的对面,总务长57周岁,长我2岁,但看上去比我小得多。我说:“韩国的男人、女人都年轻,总长首先年轻。”按中国的算法,他62周岁。
他问我还吸烟吗,带了多少,说吸烟者生活在“二等人间”。1999年我们访问韩国,总长吸烟,不过吸得很少。
他又谈到在德国的生活。我写了17年,他加了“半”字。他写道“26岁—44岁”以后回韩国。我想,他在德国的生活一定不如我今日在韩国,有这么优厚的待遇。他去留学,然后工作,一定很辛苦。
他问我妻子什么时候来,我说八月份,开学前到。他接着问:“她的学生怎么办?”我说学生今年6月份毕业后就没有了。他又问:“她的学生怎么办?”翻译向我解释:“总长的意思是,像夫人这样好的中学数学老师,离开了,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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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2004、2005年写于韩国。那时,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是《燕行录研究》,一是《韩国游记》。游记部分,当天的活动,当晚就记下了。由于《游记》的文字量大,故《日记》就从简。后来《游记》独立成篇,其活动的准确时间,可以从《日记》中查出。
青云大学校的金熙重总长指令图书馆长,在2005年底出版《燕行录研究》和《韩国游记》。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我当时不曾设想过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两部书才未能由青云大学校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策划者,一直把我去韩国访学作为重点,我想起了,我最初要去韩国访书的因缘。在责任编辑樊华杰先生的引导下,我补充了访学的内容。因此,“游记”扩大为“访学录”。1989年9月,我和何林夏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国内访问学者。2003年,他出资,让我去韩国访书。
当我结集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再一次感觉到崔昌源(法号普元)、金正善夫妇对我的热情帮助和诚挚的关怀。本书写到的绝大多数活动,都与他们夫妇有关。我想起第一次见姜英善课长,她说:“我让你在两年内,看到二十年才能看完的东西。”
我之所以不积极出版它.是因为本书的第四部分必须隐瞒我的母亲。1912年,她出生在因虐杀女婴,被《申报》揭露,震惊中外的绥远省萨拉齐镇乡村。她有幸被送到瑞典人办的基督教救婴堂。她的奶妈姓王,住萨拉齐镇南10公里旺财圪旦,王家给予她胜过亲生父母的爱怜,这里就是我的姥姥家。我的父亲因手术输错血去世,给她留下五个4岁到16岁的儿女。在韩国手术后5年里,我不回家与她过年。我准备着死后,姐妹们告诉她,我又出国了。今年7月16日,母亲走完了她93年人生路程,去见相别51年的父亲。她曾梦见那里满是盛开的白花。
愿本书化作一朵小白花。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