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主编的《2012最佳中篇小说》收录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愤怒的小鸟、无鼠之家、大米的耳朵、糖果儿、蝉生、羞耻之乡、富兰克恩、北京邻居、东风嫁等。选文具有多种多样的叙述手法，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反映悲喜人生、复杂人性的生动和深刻方面，呈现出优秀的品质和丰富而绚丽的艺术光彩，内容丰富，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孟繁华主编的《2012最佳中篇小说》从中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作家，及时发布他们在2012年度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2012最佳中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中篇小说优选本。

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文学（序）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愤怒的小鸟

无鼠之家

大米的耳朵

糖果儿

蝉生

羞耻之乡

富兰克恩

北京邻居

东风嫁

我把美达揍了。本来不该揍，但揍了。

我们约好放学的时候和周星驰说话。不是香港的周星驰，是高三（一）班的一个男生，学校足球队的左边锋，长得不是一般的帅。他是依顿公学锁定的目标。也许相反，依顿公学是他锁定的目标。反正他挺棒的，书包里至少装了三个国际中学生理科竞赛的奖章，至于各种才艺证书什么的，估计他拿过不少，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都给他家那个著名高尚小区的小弟弟们叠纸飞机了。

我们打算对他下手。我是说，我，美达和朱星儿，我们仨。但美达破坏了计划。

我们在农林路拦住了他。他骑一辆六成新的“三枪”牌自行车，优雅地弓着箭鱼一般挺拔的身子，沿着阳光如洒的马路过来。我们都闭上了眼睛，我和朱星儿。这是规矩，帅哥过来的时候你得闭上眼。你可以把它当做某种仪式，也可以看成是紧张。有时候我会嚷嚷，谁给我可乐，我太激动了，快不行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机会嚷。

在我和朱星儿闭上眼睛的时候，美达离开了我们。这个可耻的叛徒，她朝周星驰冲了过去。我不知道这中间她是不是摔了一跤，或者像风暴过后的帝企鹅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张开傻乎乎的大嘴颤抖。反正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呆呆地站在马路边上，被凤凰木漏下的阳光切割得零碎一片，像个刚做完大脑切除术的白痴；而我们共同心仪的王子，却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把吃独食的菜花妹揍了。下次她再这样我还揍，揍得她不敢见阳光。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拿我当女头领看待。我也不在乎人们用手机下载的那些歌是不是每三首就有一首是由她妈控股的那家著名上市公司提供的。难怪难听。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生。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女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生。连最有同情心的男生都不会把我当做女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像躲避放射性元素一样躲着我，剩下几个有胆量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嘿”。我和学校里的每一个男生刺儿头都打过架。我们互相把对方揍一顿，或者我被他们当中的谁把脸打开花，但通常最后赢的总是我。相信我，如果你被人揍倒了六十次，还能从地上爬起来，随时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直视他的眼睛冲过去，最终出局的肯定不是你。其实我比男生干得出色，除了不能和他们一起站着撒尿，他们干的那些事我全都能干。因为这个，还因为别的，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在校长面前告过我的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可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糟糕的我不是我的错。

现在有一道题，请回答。

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她有一个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就是说——爸爸，一个让你怀疑做人有多么糟糕的人；妈妈，一个让你整天紧张兮兮的人；哥哥，一个让你觉得生活是多么无趣的人。想想这样的事情吧。

我就是这个女生。

我是深圳百合中学的一名特殊学生。作为外来务工特困家庭的子女，我在百合中学免费享受义务教育，同时协助学校的校工做一些杂活儿。你可以叫我学生，也可以叫我打工妹，随便。这是社区那些好心的大妈们干的。她们有本事组成庞大的亲友团，为我寻找一个又一个学校，把我像珍贵的熊猫似的骄傲地推荐给人们，并且把任何企图躲避的人逼到社会伦理的墙角里。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得认。

我当然有自己的爱好。你也可以说是热爱。这有什么区别？我喜欢唱歌。但我不想像学校百合合唱团那些得意洋洋的小鸟们一样，每天在交掉作业之后不要脸地飞进练声房张开嫩黄的小嘴喊上一个小时。就算在这所二吊子“高富帅”和“白富美”聚集的名校，我是唯一白领课本不交钱的特殊学生，我也不想拥有这种白捡的机会。  我想做一名歌手。我是说，那种不需要和别的什么人乱糟糟挤在一起宣泄青春的歌队成员，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独自歌唱的歌手。

我就是这么认识左渐将的。他是百合合唱团的指挥，著名音乐人，我的偶像。我注意他很久了。我很少这么关注一个人。我的耐心有限。我对付不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干吗要关心它？但有的事情你必须有耐心，比如对左渐将，他的出身正好和我有相像之处。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本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就是那个乌鸡变凤凰的例子，对吧？”

第一次站在左渐将面前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合唱团的小鸟们正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去练声室。朱星儿的娃娃脸在门口晃悠一下，消失了。我的注意力全在左渐将那张消瘦的脸上，没有留意朱星儿是否对我竖起小拇指，给我发来一个NO的警告。学校活动大楼另一头的乐团里，一支圆号在暗自抽搭。我应该感谢班主任黄莺的努力推荐，否则我根本没有可能踏进合唱团的指挥办公室，但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让谁拿住。

左渐将坐在乱糟糟铺满了歌谱的办公桌前，费力地佝偻着，吃着一片毫无姿色的隔夜面包。我去，他的样子可真是太老太弱了。他有多大年纪？他可一点儿也不像三十七岁零八个月又二十一天的男人。我敢保证，如果没有超过一百遍地研究过他的资料，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活体时，我会拿他当一个随时需要关照的老人。

可是，在听过我的发声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很遗憾，你没有唱歌的天赋。你的声带没有打开。你多大？十四？看来打不开了。让我们想想，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你为什么不去生物兴趣小组？”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一点客气也没有。这个结果我早知道，用不着他告诉我。不是知道声带这玩意儿，是知道“打开”。满校园的女生和男生都是花骨朵，都在打开或者已经打开了，可我除了打架斗殴、打碎教学用具、打扰同学做作业、打破校纪校规，还没有打过别的什么东西。我这朵蓓蕾没法打开，打不开，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个结果还是激怒了我。

“亲，我觉得吧，咱俩都是特殊人物，应该团结一致。”我叉开双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再说，你也不是正式老师。交响乐团什么时候把你开除的？我琢了个磨，你也不光是打开的高手，也有让人踢出场的时候。”

他停下吃面包，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不是看一下就把视线收走的那种看，而是坐正了身子，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全神贯注，认真地看。为这个，他把手中剩下的半块面包放下，好像不那样，他就没法看清我似的。我必须承认，虽然老相，他那张消瘦的脸挺有特点，可怜的周星驰没法和这样苦难的脸比经历。还有，我发誓我能听到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在轻轻呻吟。他不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交响乐团的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问兰大宝。”

“谁是兰大宝？”

“我哥哥。顺便说一句，他是智障。”

他看着我，有一阵没有说话。我当然也没有。我觉得他在倾听大楼对面的那支圆号。他肯定在想，那个执着的高一年级的圆号手怎么会把音准走偏到东部华侨城去的，难道那里有勃拉姆斯的《学院典礼序曲》在等着他？但看上去不是。P1-4

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文学

——2012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孟繁华

2012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年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后，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新媒体时代的特点，因此有些说法不能、也不必当真。但是，在我看来，莫言获奖对文学而言意义重大：首先，它终于了却了我们挥之难去的诺奖情结，使我们终于找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对接的欣然感觉；其次，西方强势文学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终结冷战思维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第三，在文学阅读日益跌落的当下，文学——尤其是小说，再次被读者关注，再次燃起阅读小说的热情——哪怕是短暂的热情对文学而言都将是幸事。至于莫言获奖，是否真的实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或文学尊严感的建立，则另当别论。

2012年的中篇小说，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它在延续过去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不曾经验的题材、情绪、人物和场景。由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文学——没有，也不可能死亡。它“小众化”的时代已然来临，但它固有的魅力和意义依然如故。

一、历史与现实：感伤和咏叹

邵丽在2011年曾有《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表达了她对这个变幻、动荡、转型时代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它的现实感一如她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但《糖果儿》这篇小说与她此前的作品是如此的不同，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生活，这是一篇温润如玉苍茫如海的小说。小说以“我”与女儿幺幺的情感关系为主线，旁逸出“我”与敬JIl、苏天明与金地以及幺幺、姥爷姥姥、父亲母亲等爱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在小说中既是一种检视也是一种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我”与敬川的爱情和婚姻是作家讲述的主体。这个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大概都乏善可陈，因此，“我”回忆起与敬川的婚姻生活时竟是如此的失落：“我们长达十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每天早晚都按约定时间通电话，所涉及的话题总是身体，锻炼，少喝酒。有时候我们也表达爱情，感情丰沛，话说着说着就柔软起来。他几乎常常说他很爱我很想我，可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一桶矿泉水放不到机器上而哭泣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发现我们家的十六支灯泡只剩下一只了，癔症了半天，说，这日子过的！我也常常说我爱他，可过了这几十年，我为他洗过几次袜子呢？有一次我告诉他他有白头发了，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已经白了好几年了，你才发现？”其实大多数婚姻大抵如此，英雄救美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莫名忙碌的时代，居家过日子的夫妻谁都难以做到恋爱时代的恩爱或体贴。比起上一辈人的爱情，比如在幺幺眼里：“姥姥姥爷的婚姻，美满但不美丽，典型的老式婚姻，就那样被人一撮合就搬在一起过日子了，充其量是志同道合，爱情是谈不上的。但与爷爷奶奶的婚姻比起来，他们算是过得好的了。人家说她爷爷和奶奶一起生了五个儿女，爷爷到死都没有正眼看过奶奶一眼。”他们也是过了一辈子。但是，敬川“出事”后，“我”所经历的人间暖意和善意，使小说洋溢着一股春天般的溪流。而且，小说毕竟还是讲述了一种圣洁的情感的存在，这就是“我”与女儿幺幺的没有条件的爱，或许只有这种爱才称得上大爱无疆刻骨铭心。比照了这些情感生活后，“我”终于释然：当女儿的孩子要出生时，“我”坚持要给孩子取一个小名——“糖果儿”。

糖果儿——

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将来，但对过去的日子总该知足吧！难道我们握在手里的生命，还不够甜吗？

我祖母那样活，是甜的。

我母亲另一种活，是甜的。

我这样活，是甜的。

我女儿以她的方式活，也是甜的。

这甜的生活，如果不把它叫做糖果儿，怎么配得上它？

这就是小说题目“糖果儿”的由来。这似乎是一曲漫长的咏叹调，优雅而繁复。在结构上它似乎应该是一个长篇的解构。作为中篇小说在叙事节奏上略显失于局促。

二、青春期：现实的隐忧和想象的微光

2011年底，邓一光出版了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一22。52’》。这部作品集书写的人群或对象，基本是深圳的平民阶层。平民就是普通民众，他们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导阶层，但他们是主体阶层。只有这个阶层的存在与精神状况，才本质地反映或表达了真实的深圳。过去我们也阅读过很多表达深圳底层生活的作品，比如“打工文学”等，这一文学现象和命名本身，隐含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属性。但在当下的语境中，那种简单的民粹主义已经很难阐释今天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在我看来，当邓一光在表达深圳平民存在与精神状况的时候，他不是讲述这个阶层无边的苦难或泪水，不止是悲悯或同情。他看似貌不惊人的讲述，恰恰极端化地呈现出了这个阶层的存在与精神状况。2012年邓一光发表的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延续了他对深圳底层生活的创作路线。不同的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青少年教育领域。深圳百合中学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兰小柯。她的家庭环境极端恶劣：一个是“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是“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一个是“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恶劣的家庭环境和无爱的心理环境，使兰小柯成了一个问题少年。她自己都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生。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女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生。连最有同情心的男生都不会把我当做女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像躲避放射性元素一样躲着我，剩下几个有胆量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嘿’。我和学校里的每一个男生刺儿头都打过架。”这样的学生显然是学校面对的一个难题。但是，兰小柯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百合中学合唱团指挥——编外教师左渐将之后，事情有了转机：左渐将用理解、尊重和爱的方式改变了兰小柯，他让兰小柯参加了百合合唱团；发现了兰大宝的音乐天赋，让他做了合唱团的领唱。在参加勃拉姆斯音乐节比赛时，左渐将因心脏病昏倒，是兰小柯替代左渐将指挥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个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左渐将用他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兰小柯，使一个叛逆的问题少年转变为一个有爱、阳光的少年。她对父亲、母亲和智障的哥哥不再怨恨，而是深怀爱意的理解。

邓一光是一个深怀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他塑造出左渐将这样的理想人物并不出人所料。在我看来，当理想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理想主义应该死亡；当理想主义被当做怪物、毫无理想可言的时代，理想主义必须复活并光大。没有理想的人不值得谈论，没有理想的民族没有未来。在这样的意义上，虽然《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并不是邓一光最好的小说，但在今天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它是一部昭示或点燃理想和爱的小说，因此它才格外重要并值得我们珍视。

余一鸣《愤怒的小鸟》，一改他《不二》、《放下》、《入流》等书写江湖和民间的风格和题材，转向了他从业的教育领域。教育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民的关注，教育黑洞、腐败、制度等，成了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但是，当下教育最大的症结或病灶究竟在哪里？当下的孩子为什么逃学、厌学乃至离家出走？他们究竟对什么更感兴趣？怎样因势利导使孩子走向学习的正确途径？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作家有能力或义务全部回答的。但是，关注了这个领域的问题，就是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一种方式。《愤怒的小鸟》是另外一个“江湖”——虚拟的江湖。小说一开始就是学校常见的场景：教师愤怒的喊叫，学生我行我素翻墙而过。这个名日金圣木的学生是网络游戏王国的帮主，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应约去一家宾馆赴宴并会见长老3号及属下，商讨帮内事务。有趣的是，邀请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厅级巡视员，但在游戏王国他必须听命于一个只有十五岁的中学生。虚拟王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权力关系，这使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在现实中因受挫而产生的愤怒、不满、怨恨等，在这种关系中得到了释放或缓解。但没有人能想到，就在这个江湖王国踌躇满志觥筹交错之时——

包厢门被人推开，来者是一中年汉子，他指着金圣木破口大骂，兔崽子，真的是你，老子今天饶不了你。

长老3号问金圣木，他是谁？

宿敌。

宿敌是网络用语，是指天生的冤家对头。帮主说完，放下杯子，转身进了卫生间。

三位精英立即冲上去扭住了来人的双臂，他嘴里还是骂骂咧咧，精英11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个耳光，这人太让帮主没面子了。

金圣木出来，说声对不起，直接朝门外走去，那人被按住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他昂然走出门外，金圣木留给他一个背影，肩胛骨高低耸动，大概正得意地笑哩。

作为金圣木爸爸的金森林此时的光景可想而知。然后小说进入了家庭场景。父亲金森林虽然受到了羞辱，但金圣木在家学习期间有特权，就是不许有人打扰更不要说体罚。这与金森林对金圣木望子成龙的期待有关，金圣木是全市奥数冠军，光宗耀祖指日可待。但是，这个偶然得到的冠军并没有为金圣木带来好运，初中之后奥数冠军再也没有垂青他。但在游戏的江湖王国金圣木如鱼得水，数月之间便成为帮主，他可以呼风唤雨拥者无数。与此相反的是金森林的命运，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沦落为连襟郑守财的司机。家庭的败落使金圣木连一台自己的电脑都不能拥有。为了得到一台爱怕它电脑，金圣木约手下一起夺取表妹爱怕它电脑时将其误杀。令人震惊的是，三个孩子竟毫无惧怕之心，而是草草掩埋了表妹郑婷婷，兴致盎然地玩起了电脑。游戏的巨大吸引力和江湖帮主的幻觉，使这些孩子冷若冰霜毫无人性。后因与网上宿敌大战，洗白了长老3号的金币而东窗事发。此时更名为金淼淼的金圣木，竟然还不觉得自己犯了罪，更耸人听闻的是，某网络公司居然登门高新聘请这个刑事和网络犯罪的“天才”。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新媒体尤其是网络与青少年的关系，“愤怒的游戏”远不止是游戏，它的后果也是我们未知的与魔共舞。生动的人物和多变的情节一直是余一鸣小说的特点，它复杂、丰富又好看。

三、启蒙的余绪与惊心的场景

刘庆邦是书写乡土中国的圣手。他也是一位多年来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许多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仍然固守于他们过去的乡村经验，而对当下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没有能力做出表达。而刘庆邦恰恰是密切关注当下中国乡村变革现实的一位作家。《东风嫁》是写乡村姑娘米东风嫁人的故事，婚丧嫁娶是乡土小说常见的题材或场景，这些场景最典型也最集中地反映了乡土中国的生活与文化。但是，米东风的嫁人却不是我们惯常见到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不是乡村新青年的自由恋爱。这与米东风的经历有关。米东风进城后做了风尘女子，她用身体赚的钱为父母在家乡盖起了两层的小楼，但父母终觉得女儿的营生不是正路，硬是把她从城里赶回了乡下。父亲米廷海不断为米东风寻找对象，但是，所有的青年听说是有过“鸡”的名声的米东风，避之唯恐不及。米廷海只好一再降低标准，最后恳求村长介绍了一个名叫王新开的青年。王新开虽然人高马大，但干不成事，只会喝酒打牌，家境也十分困窘。但米东风到了这步光景也只好认命。重要的不是米东风嫁人的过程，而是米东风嫁人之后。

米东风嫁到王家后，确有洗心革面之意，“她是带着赎罪的心情接受到来的日子”的。但是，米东风的“小姐”经历，成了王家公婆和丈夫虐待她的口实，她受尽了侮辱和践踏，不仅每天战战兢兢看着公婆和丈夫的眼色，承担了全部家务，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丈夫王新开动辄拳脚相加，米东风的日子可想而知。最后她萌生了逃跑的念头。就在米东风绝望无助的时候，另一个在隐秘处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王新开的弟弟王新会。王新会在家里没有地位，是家里可有可无的人物。在他看来只有这个嫂子把他当人看。于是，在米东风最危难的时候他放走了米东风，自己悬梁自尽了。

这显然是一出惨烈的悲剧。令人震惊的是，从“五四”运动的启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乡村中国的某些角落的观念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性的变化。对一个有过过错女性的评价，仍然没有超出道德化的范畴。他们不能理解，当他们用非人的方式对待米东风的时候，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因此，“底层的沦陷”在《东风嫁》中得到了远非夸张的表达。刘庆邦的这一发现，使他对今日中国乡村生活，特别是精神状况的表达，达到相当的深度。

陈应松多年坚持书写底层的路线，使他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家。这一文学现象曾引起过广泛讨论。批评者认为这一现象有“同质化”趋向，而且其文学性也值得讨论。大概2004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底层写作”的这一问题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展开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在这里寻找文学资源的努力是绝对应该得到支持的。因此，我一直关注并支持这一创作倾向和潮流。陈应松不仅多年来一直没有分散他关注底层的目光，而且日渐深入和尖锐。这篇《无鼠之家》不仅仍然是他熟悉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将笔触深入到了一个家庭的最隐秘处：阎国立是一个以卖“三步倒”鼠药为生的农民，他因家有特效鼠药，所以是一个“无鼠之家”。在燕家湾卖鼠药时遇见了燕家大女儿燕桂兰，并亲自为自己的儿子提亲。穷苦人家的燕桂兰不日就自己去了野猫湖阎国立家，谎称再买些鼠药，实则实地查看阎国立家境及未来丈夫阎孝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燕桂兰对阎家及未来丈夫都满意，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不久燕桂兰就被阎孝文用大红轿子抬进了阎家。农家日子倒也寻常，但时日久了阎家发现燕桂兰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惊动了阎家老少。事情出在十三年前的一个夏天：燕桂兰的母亲得了脑溢血，但阎家没有人愿意夜里陪燕桂兰去燕家湾，阎国立只好骑单车亲自送燕桂兰。这个路途不仅艰险，更重要的是阎国立知道了阎孝文没有生育能力，他得了一种叫做“脓精症”的病，此前小说曾交代：

阎孝文生于七。年代初，是野猫肆虐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农药使用最严重的时候，而且都是剧毒农药，像乐果、甲胺磷、甲拌磷、对硫磷等。农药因雨水大量地流入堰塘，加上阎国立等回乡知青开始研制杀猫的毒药，一些试验器皿的洗刷和试验尾水也流入堰塘，周围一些人家的吃水都在此塘，因而那几年几家出生的伢子都有一股农药味且爱躲门旮旯儿。直到后来一个县里来的驻队干部发现此水已不能饮用，便要求周围住户到野猫湖挑水食用。自阎孝文之后的他的两个妹妹，才恢复了自然的花容月貌，身上也就有了莲荷清香。

阎孝文的病显然与他长期与农药接触有关。但事已至此，阎国立绝不能让自己断了后。他思来想去以及和燕桂兰的单独接触，他决定“代儿出征”，燕桂兰在家照顾母亲几个月的时间里，阎国立经常在燕家湾过夜，燕桂兰终于怀上了阎家的血肉。于是阎圣武终于出生了。这是一个不伦之恋的结果，更糟糕的是阎圣武出生后，阎国立仍长久地霸占燕桂兰，并致使燕桂兰多次堕胎流产，乃至得了宫颈癌而且已经晚期。绝望的燕桂兰终于道出了阎圣武是阎国立而不是阎孝文儿子的惊天秘密。阎家此时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环境可想而知。燕桂兰最后悲惨地死去；阎孝文用砖头砸死了阎国立然后逃之天天，是阎孝文的大妹妹报了案，砖头上有阎孝文的指纹，结果已经不言自明。这显然也是一出悲剧，旧文化与新科技是这出悲剧的合谋制造者：没有传宗接代的旧观念，就不会有阎国立和燕桂兰的不伦之恋；如果没有化学农药的长期毒害，阎孝文就不会得“脓精症”而失去生育能力并为父亲阎国立提供机会。小说写得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

四、新文明的构建与都市景观

多年来，荆永鸣一直以“外地人”的身份和姿态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白水羊头葫芦丝》等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成了“外地人”写作的代表性作家。这篇《北京邻居》还是他“外地人”写的北京故事，还是他以往外地人看北京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北京故事”或“北京往事”渐次退出了作家笔端，书写北京的人与事已不多见，其间的缘由暂付之阙如。荆永鸣的“北京故事”与以往考舍等“京味小说”并不完全相同：老舍的“京味小说”是身置其间的讲述，他就是老北京，因此，关于北京的四九城、风物风情、习俗俚语都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而荆永鸣则是外来视角，是通过观察和认知来描摹北京的。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写的都是平民的北京。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的北京表面看早已不是平民的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以及白领阶层的北京。是这些人物在主导着北京的生活和趋向。因此，如果没有北京平民生活的经验，要想写出北京平民的魂灵是没有可能的。

荆永鸣多年“飘”在北京，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对当下北京的熟悉，在他的小饭馆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穿堂而过，永鸣又是一个喜欢并善于交结朋友的人，这些条件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北京邻居》写了众多的小人物：房东刘大平、邻居赵公安、八旗后裔海师傅、小女孩楠楠、李大妈、冯老太太等，这些人物是北京胡同常见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但是社会环境变了，这些人甚至与陈建功“辘轳把胡同”里的人物也大不相同。荆永鸣在处理与这人物关系的时候，几乎用的是非写实的手法，比如找房子租房子，找朋友牵线搭桥，比如与赵公安“抄电表”时的冲突，海师傅的从中调停，小酒馆里的温暖话语，小女孩楠楠和小朋友的对话等，小说充满了北京的生活气息。虽然“外地人”有自己生活的难处，虽然皇城北京人有先天的优越，但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普通平民。最后，二十一号院被拆迁了，无论北京人还是外地人，经历的是一场同样的苦痛。二十一号院成了他们共同的念想。《北京邻居》虽然写的是当下，但却浑然不觉间写出了当下瞬息万变转眼即逝的历史时间，这个变化之快实在是太惊人了。仅此一点，《北京邻居》就不同凡响。

晓航的小说一直卓然不群，他坚持在虚构的领域展开他的想象。他的《师兄透视镜》、《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断桥记》、《灵魂深处的大象》等，大都虚实相间亦真亦幻，他的小说融入了难以厘清的谱系和师承的诸多元素。这篇《蝉生》也是如此。赵晓川在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之际成了一个失业者，从踌躇满志到无所事事只是一夜间。居委会大妈动员他参加“扮靓城市”活动——

整个活动起因是这样，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失业率不断增高，整个城市的人都垂头丧气的，因此城市管理者别出心裁提出要搞这么一项活动用以励志。根据规定，活动的参与者要从一些对这个城市没太多意见的志愿者中遴选，被选中者要在一列很长的电瓶车上坐着，在城市中不停地游逛，他们被要求每到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对着城市里庞大的人群大声欢呼，表现出相当大的快乐，不管对面的人们是否搭理，他们也要对着污浊的空气，喊出人生最美丽的口号：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作为回报，参与者会获得一份免费午餐，是那种有一荤一素的盒饭，如果他们在某一天表现得格外出色，还会得到一份具有奖励色彩的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荒诞的活动将赵晓川引向了生活的纵深处，于是他进入了桂小佳、老刁、冯关、于臣等人的生活和故事。桂小佳是一位大提琴家，乐团解散后为了谋生做了收债公司专业收债员，赵晓川被琴声吸引结识了桂小佳；青年人冯关为做一种智能作曲系统软件借了高利贷，银根收紧时合作人逃跑了，债务都落在他身上。债主雇了收债公司，桂小佳就是这桩案子的承办人；冯关还不起债务并患了一种“蝉蜕人”的病，这种病人“一辈子能活别人几辈子”，“躯体与精神可能在某处停滞，却在另一处前进”。如果找不到另一个城市的冯关，大提琴家桂小佳“恐怕永远要白等下去了”；赵晓川显然喜欢桂小佳，但他知道桂小佳与冯关的关系远不是讨债和负债的关系，但他依然决定帮助桂小佳。最后，冯关终于“清醒”并重新创业还清债务，并为桂小佳成立了室内小型乐团。赵晓川则依然去参加他的“扮靓城市”活动，依然“两袖清风”地过着日子。他只能一厢情愿地想：“再等等吧，生活总会好起来的，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日子总会到来的……”小说虽然不乏荒诞，但其间挥洒着鲜明的浪漫主义气息，经济紧缩并没有让所有的人万念俱灰，善和爱依然在人间流淌。晓航曾说过：“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被提起，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我参与这种‘私人’的‘星际旅行’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通过非凡的努力，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因为理想的存在，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见《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晓航说这番话已近十年，他仍坚守诺言实属凤毛麟角。

杨小凡也是坚持底层写作的行家里手，他的建筑工地和医院故事在圈内被不断谈论。这篇《大米的耳朵》是写两个男女青年进城打工遭遇的故事：大米是一个本分而有主见的女孩子，进城后一直在一家酒店打工，而且深受主管和客人的喜欢；耳朵是大米同村的男朋友，为人厚道性格倔强。失去工作后本想找一个地方过夜，却被警察怀疑盗窃作案连同寻找自己的大米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被盘问无数遍之后，警察虽然一无所获但仍在无休止地折磨耳朵和大米。这时，大米曾在包厢服务过的警察队长郝春解了他们的围。离开警察局的大米让耳朵到酒店工作，耳朵做了传菜员。其间保安孙深圳和警察郝春队长都曾向大米表达过爱意，孙深圳爱大米应该是真实的；而郝春几经努力终于将大米骗上了他车里，虽然没有过分，但还是少不了亲热拥抱，而就在大米下车的那一刻，耳朵将郝春搂抱大米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大米决心将身体先献给耳朵，如果是这样，郝队长就不会纠缠自己了，大米决绝地将自己献给了耳朵。但是城里的麻烦防不胜防，躲过一遭还有另一遭：常来酒店吃饭的胥经理看好了大米，他要大米到他的公司上班被大米婉言谢绝。事实上胥经理也并不是多么青睐大米，只是他隐约感到大米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她亲眼目睹了胥经理和一些高官的交往和交易。果然，胥经理被抓走，然后有人找到了大米：“大米跟在她后面，心里一阵打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了门口，汪经理对大米说，‘这是纪委的人，要找你了解一点事。你去吧，千万可要实话实说啊。’大米一下子愣了。她想说旬什么话，但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接着，就被一个女人拉上了车。”就在大米被找谈话的当天晚上，大米后来调任工作的材料库被人放火了，耳朵发现后拼命去救大米——他不知道此时大米并不在材料库里，但耳朵却被严重烧伤。大米只希望耳朵能够好起来，此时——

大米的心却回到了他们的家——龙湾。之所以叫龙湾，是那条不太大的龙河在这里拐个了弯，河的上游有五条支流，像龙的五爪，沟沟坎坎；一湾湾一汪汪的水，荡漾回旋，水波闪闪：河坡堤岸长着各种果树和庄稼、野草，野鸡、野鸭、野狗不时飞来跑去……  《大米的耳朵》是一篇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小说。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城市的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这与大米和耳朵的遭遇有关，当然也与杨小凡对城市现代性的理解有关。在我看来，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与都市相关的关键词大概就是欲望和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杨小凡在略带夸张的叙事中，却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今天的都市文明。

吴君的《富兰克恩》还是深圳的故事。这个故事吴君是受到现实生活启发创作的。她曾自述说：“几年前东莞发生了一场火灾。记得南方某著名媒体的报道中饶有意味的一笔：本可以逃生的客人被女店长拦住，为了保护老板的财产，她竟置客人性命于不顾，跪地哭求不要毁坏物品，导致自救的时间被拖延，结果十死九伤，包括客人和服务员。”多年之后她还在想：“那个跪在地上的店长，曾经花样年华。我常常想到她的身影，那是怎样的一个鞠躬尽瘁，怎样的死而后已。她在天国还好吗？她的死有价值吗？甚至，她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名字？”（见吴君《富兰克恩》创作谈：《忠诚与谄媚》，载《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6期）。这是吴君创作《富兰克恩》的缘起。小说设定了潘彩虹和老板庄汉文、丈夫张国坚以及员工陈祥、阿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并不复杂，潘彩虹在一家酒店打工，从端盘子一直做到经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接JL-T-~丈夫来深圳，全家人一起过日子，这是一个女人最为简单和朴实的想法。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潘彩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酒店的生意几乎一半都是她拉来的。于是，当丈夫张国坚和儿子来到深圳之后，问题出现了：丈夫隐约发现了潘彩虹的不正常——潘彩虹与丈夫亲热时也确实眼前两次突然浮现过老板庄汉文的形象。不仅如此，潘彩虹的作为也遭遇了其他员工的诟病或不满，阿奇和陈祥都说她是flunkey，富兰克恩——穿制服的狗。阿奇并用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报复了潘彩虹，这就是潘彩虹的命运。潘彩虹并不是一个有权有势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人，为什么她的境遇如此糟糕，丈夫、老板、同事都对她排斥、厌恶和不满？小说在极为平实的讲述中呈现出的潘彩虹是一个虽然辛苦、也爱家庭的女人，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左右逢源、欲望深重、不择手段的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她不计代价和后果。这样的人物在吴君过去的深圳故事里还没有出现过，生活的复杂性并没有，也不会在已有的概念或理论中得到全部揭示或厘清。这就是生活，永远大于所有的想象。但是，小说中有些人物的处理还是显得简单了些，比如老板庄汉文，他因有钱可以和属下任何女员工发生关系，但是他的心理层面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揭示，他与女性的关系似乎仅仅停留在发生关系的瞬间，这不大符合人物性格。

2012年的中篇小说，不仅在艺术上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坚持这个文体创作的作家一直保持着对当下中国的关注和关怀，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形象感受和感知当下中国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环境。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与我们有关。

2012年11月北京—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