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时代,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东方,西方人只能在地球的另一角赞叹它。但是,欧洲经历产业革命,国力迅速增强,而中国则固守君主专制制度,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毫无进步,全面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到了晚清,尤为严重。
光绪一生,处于晚清末期,由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顷刻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急于侵略和掠夺中国,其野蛮和凶狠程度,超过了西方列强,而极端腐朽的清王朝对日本的崛起,毫无认识,直到甲午战败,朝野才为之震惊,导致光绪坚持变法,度过了他屈辱一生中最辉煌而短暂的时期。
历史不能假设,但总结光绪的一生,在抚今思昔、仰天长叹之余,也可以思考:近代中国,为何既没有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沦落为完全的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光绪不仅是清代的一位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亦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
本丛书由台湾著名清史、档案学家陈捷先主编,延揽两岸清史权威分别执笔。它有别于目前市面上传记、编年、辞典等类别的清史书籍,可说是第一部结合传记、年表、辞典的工具书性读本。每册集中介绍一代皇帝及其制下的王朝,主要内容包含“皇帝小传”、“皇帝年表”和“皇帝辞典”三大部分。其中,“小传”简要评说这位皇帝的特色与经历,“年表”清晰地展现当朝的重大事件,“辞典”则条理清晰地介绍、解释走入重大事件中的人与事。书末还附有“后妃表”、“子女表”、“年代对照表”、“辞条索引”、“译名对照表”等,以便读者查阅检索。
本书为“清史事典”丛书之《光绪事典》。
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东岸醇王府的槐荫斋。其父奕譞是道光皇帝曼宁的第七子,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十九岁的同治皇帝载淳病逝,无子嗣,按清廷祖制,需从皇室近支的晚辈中选一人为同治立嗣,继承帝位,但这样一来,可能由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垂帘听政”,慈禧太后则成了太皇太后,很难继续操纵政权。同治生前也有为自己立嗣的愿望,并选好了继承人。但慈禧置祖制及同治遗诏于不顾,力排众议,以她的外甥载湉继承大统,自己继续“垂帘听政”。当日,四岁的载湉被迎入宫中,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载湉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成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位皇帝,建元光绪。他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在位三十四年,终年三十八岁。
一、帝德教育
光绪入宫第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五岁的载湉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紫禁城内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读书,这里又称上书房,由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读。清朝入关共十帝,有五帝是儿童,他们当皇帝的年龄为:顺治六岁,康熙八岁,同治六岁,光绪四岁,宣统三岁。明朝多昏君,清朝鉴于明亡的教训,十分重视皇子的培养,当然更重视儿童皇帝的教育,除了同治,其它四人,从日后长大成人情况看,所受教育都还算是成功,并形成了一套制度。但是这种教育制度亦存在不少弊端。
以光绪为例,五六岁的儿童,经常在睡意朦胧中被太监唤醒,太监还念念有辞地告诫皇帝要“黎明即起、勤政爱民”之类的话,然后被太监送往毓庆宫,学习儒家经典、历代帝王治术、列朝实录、圣训等课程,并读诗作文,除了汉文功课,还有满洲师傅教授满文及蒙文,武臣传授“骑射技勇”。
光绪开始学习这些枯燥的课程肯定感到厌倦,尤其翁同龢是江苏人,夏同善是浙江人,其浓重的地方口音,更令幼年的光绪莫名其妙。慈禧发现光绪也对学习感到乏味,遂下令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常川照料,天长日久,小皇帝适应了单调的学习生活,二位师傅也注意调整教学方法,光绪学业渐有起色。
光绪自幼是个性格温顺、脾气平和的“乖孩子”,加之四岁就失去了母爱,在慈禧的淫威下,终日战悚惊恐,因而养成了服服帖帖、懦弱沉默的作风。从档案记载可知,每年慈禧的生日在十月初十,宫中举办万寿庆典;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生日,此外,还有新年、端午、中秋等大小节日,宫中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年节光绪仍坚持学习。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光绪黎明即“到书斋朗诵书史,作字,未尝间断”。光绪二年十月十二日(1876年11月27日),为给慈禧庆典,宫中演戏,六岁的光绪对翁师傅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1877年2月18日),别人过年看戏,光绪“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九日(1879年8月16日),光绪九岁生日翌日,慈禧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当然,从光绪好学习的另一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光绪小小年纪,在长期受到慈禧对他的精神压抑后,已经失去了儿童应具备的本性,他凡事要仰承慈禧脸色而行事。慈禧担心光绪成年后不再驯服,她一方面将光绪塑造出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品格;另一方面,她还高度重视对光绪的“帝德”教育,以人伦孝道束缚光绪的思想。
光绪的启蒙师傅翁同龢,是晚清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光绪的一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极力希望将光绪培养成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并总结了同治不成材的教训,面对慈禧令他加强对光绪“帝德”的教育,他引导光绪树立爱民的思想,将《孔子家语》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当作座右铭向光绪灌输。因此,在光绪小小的年纪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观念就占据了他的思想,光绪懂得,历代帝王“或耽于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位者”,是水覆舟的重要原因。当皇帝的只有爱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会使天下臻于太平。光绪在少年时期的作文中写道:
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
翁同龢以自己的见闻,向光绪讲述地方官吏如何“用度奢靡,漏卮不塞”、“剥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光绪在深宫中,也能对外界的黑暗有所耳闻,他在评论唐玄宗理财一文中写道:
善理财者,藏富于民;不善理财者,敛富于国。国之富,民之贫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营其筐箧之蓄,其为鄙陋,岂不可笑也哉。
光绪在翁师傅的熏陶下,逐渐树立了爱民思想,在他少年时期写的诗文中,有充分的反映,他写道“畿辅民食尽,莱色多辛苦”,想到“民食”已尽,人有“莱色”,进而发出了“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的感叹。对于一个长年深居宫中,养尊处优、衣簇锦食,从未接触下层社会的少年皇帝来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何等难能可贵!他还写过“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的诗句,发出了“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慨,显然这是他学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古诗后的有感之作。他终日在冰盘竹簟、云淡风轻的荫清斋里独坐纳凉,能想到“锄禾当午者”在“汗流沾体”,“小民困苦有谁尝”,在中国帝王中,屈指可数。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他端坐在温暖如春的殿堂里,思绪却飞向了小民的寒舍,飞向了百姓的茅棚,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写了《围炉》诗:
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
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
这种将宫廷的奢侈豪华生活同贫苦万户的生活强烈对比的诗文,是同龄的同治皇帝当年不可能写出来的。
儒家治国思想,重要的一条是“求贤若渴,破格用人”。翁同龢很认真地给光绪讲这个道理,他认为,天下之大,绝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贤人而共治之”,“权者,人君所执以治天下者也,人君无权,则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权尽归于人君,而其臣皆无权,则天下亦不可得而治”。这种思想已表明不主张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还不属于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把选贤任能当作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兴衰存亡的大事。
P17-20
清朝是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中国专制与民主政体的分水岭,因此清朝在整个中国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历史长河中,清朝确实也是中国由强变弱、由先进变为落后、由主权独立变为半殖民地的转折时刻,而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族等等的问题,又大都与清朝有着分割不了的关系,不是清朝演化的,就是清朝延伸的,这就使得清史研究至今仍有其学术与实用价值的主要原因。
然而清朝的史事纷繁,有宫廷的,有国内的,有边疆的,有国际的,有政经文教的,有军事外务的……真是不一而足,包罗万象。同时这些历史事象又能反映巨大世局的变化,更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因此一个人若要研究清史,往往真有翻读《二十五史》的感觉,“不知从何开始”。清朝的史料也是浩如烟海,有汉文的,有满文的,有其它少数民族的,也有东洋与西洋的,要搜集、整理、编印、利用这些资料,实在不易。同时清朝史料还有内容失实的、伪造的、互相抵牾的、简略疏漏的,不经专家学者精心考证分析与去芜存菁,势必不能取得有益的、可信的素材,根本写不出让人共信的历史。
所幸近几十年来,清朝深宫大内的珍藏,中央与地方的档册,非汉文的多种国内外语文史料,逐渐编辑或翻译成书了,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日新月异的陆续问世了,这给治清史的人提供了不少参考之资。不过这些学术论文、专书与史料汇编,有的过于专精艰深,有的分散不易获得,对研究、教学及一般人士的利用,仍有不便之处。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为服务各界,特发起编纂《清史事典》丛书,邀约清史学者多人,分别执笔,以清朝历代皇帝为单位,用年表式开列其在位期间的重要大事,再以辞典式文字来详解人、事、时、地的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掌握当年的史实。本丛书出自多人之手,写作时间又不多,疏忽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方家君子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