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载了1850至1950年间中国十位杰出的基督徒，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他们皆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痛苦经历和坚定的信仰经历。他们带着一颗服事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标准：成为“光”与“盐”。

书中的十位历史人物是当时社会中的“光”和“盐”。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国人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持守自己的信念。

序

绪论

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第二章 唐国安：“清华”第一任校长

第三章 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

第四章 范子美：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五章 丁淑静：中国“新女性”的开路者

第六章 梅贻琦：战争年代的大学校长

第七章 林巧稚：用双手托起千万人的希望

第八章 韦卓民：跨越中西文化的桥梁

第九章 吴贻芳：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第十章 晏阳初：立志乡村建设的改革家

本书人物大事年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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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1850年至1854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快快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德改革的领袖”。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1854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8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早年的机会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一水之隔。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土郭士立(Gutzlaff)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他成为那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当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持怀疑态度，容闳的父母却看到西方教育可以帮助儿子成为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以帮助家里摆脱贫困。后来，学校关闭，郭士立夫人带了三个盲女孩去美国，容闳回到家乡。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照顾四个孩子。容闳因为懂英语，找到了一份帮助罗马天主教神父折叠文书纸张的工作。

四个月后，英国医生兼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带话给容闳，让他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读书。早些时候他们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见过面。郭士立夫人曾经叮嘱合信医生，当马礼逊男子学校开班后，要招容闳回来上学。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至1834年在中国传教，这所学校就是为纪念他而创建。1841年，容闳入学，当时那里已有五位年龄比他大并且比他早一年到校的学生。第二年，容闳和这些同学随学校搬到香港，新的学校位于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熙攘、繁忙的海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R．Brown，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因身体状况不好需要回国，带容闳和另外两名男生去美国学习。他们到美国后住在布朗先生母亲的家中。后来，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读了两年书。其间，他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名信徒。容闳最早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但两年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到耶鲁大学读书。孟松学校的董事们答应支持容闳读完大学，条件是容闳要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同意这个条件，就有可能“坐失为中国谋福利的事”，他相信“上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布朗先生到佐治亚州萨瓦纳去看望姐姐，和她谈到了容闳的情况。当地的妇女会同意帮助容闳读完大学而不设任何条件。容闳在读书期间也曾担任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管理员，挣一些额外的补贴。

1855年，容闳在美国度过八年之后，回到了中国。见到年迈的母亲时，容闳试图让母亲明白他所取得的成就，让她为他感到自豪。由于多年不用汉语，他无法参加能够让他走上仕途的科举考试。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汉语之后，他当上了翻译并进入商界。容闳知道，为了能让朝廷同意派幼童到美国学习，他必须同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借助西方教育让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高官们建立联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P3-6

何光沪

这本书所讲述的十个人物，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人物；这些人物后面的历史，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历史。

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继续进行的事业；这些事业后面的精神，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从中吸取营养的精神。

为什么呢？

在往昔，我们所记住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古时所谓“才”，多半指“文才”)；在当今，我们所关注的同时代人，也多半是政界、商界的“大腕”和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然而，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包括日用设施、家庭关系、学校教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书报传媒、国际交往等方面，以及这些现代化生活所依赖的各种的“硬件”和“软件”，却更多地是得益于古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之外的一些人，即那些献身于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仁人志士们的努力。这些人在“1850年至1950年”间，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凭着感人的献身精神，通过艰苦的终生劳作，在那一个世纪“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许，有一些人记得容闳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归”派；有一些人记得梅贻琦的名字，因为他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校长；有一些人记得林巧稚大夫，因为她在1949年以后还很有名；还有一些人记得吴贻芳女士，因为她曾作为中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但是，我们却久已淡漠了他们，还有晏阳初、韦卓民、石美玉、范子美等人那活生生的高尚的人格，淡忘了他们在踏踏实实的大量工作中展现出来的精神生命，忘记了他们为乇千万万普通的学生、农民、读者、病人、产妇、婴儿带来的巨大恩惠！

在当年，中国人不但记得中国与外国交往中的屈辱和不平，也记得其中的友好和互助；不但记得俄国沙皇夺去了我们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记得美国政府退还了清朝千万两庚子赔款；不但记得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和英法在上海的租界，也记得美国在抗战时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和“飞虎队”员的英勇战斗、“驼峰航线”上的惨烈牺牲。在本书讲述的人物故事后面，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互助的历史，而当今无数国人却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历史的这一面。在中美关系对全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明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在今天，虽然有一些近现代史专家不曾忽略中美关系中友好互助的大量事实，但许多知识分子并不曾注意过中关文化关系中基督教的作用，一般的国人更不知道。本书讲述的这些具有留美背景的杰出人物，其事业和贡献背后的精神动力，乃是他们真诚的基督教信仰。

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中国的普通民众谋取实实在在的福利。在中小学和大学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方面，在医疗卫生保健尤其是妇女儿童的保健方面，在工人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农民的技术辅导方面，在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出版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果。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不仅仅为下层民众的外在福利或生活改善而辛劳工作，而且更为普通国民的内在福利或素质提高而殚精竭虑。因为他们都深刻地了解，道德提升或精神文明，是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真正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直面今日的国情民情，这样一项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不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吗？

这样一项事业，当然需要种种条件的配合，然而，它最需要的乃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把亿万民众看成自己的兄弟姊妹、骨肉同胞的精神，即《论语》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圣经》教人“爱人如己”的精神；那也是在流俗腐败的环境中抵制腐蚀、抗拒不义、寻求人生真谛和历史亮光的精神，即中国贤哲所谓“众人皆浊我独清”、“朝闻道夕死可矣”和耶稣要人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精神。在今日的世风人情中，扪心自问，我们不是该从这种精神吸取营养，甚至以之革面洗心吗？

由此四端观之，这本书说的是历史，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讲的是以往的志士仁人，却有益于今日的平民百姓。所以我很希望，有幸能够识字读书的年轻“读者”，不但要读读这本书，更要深长思之，并且起而行之！

2009年2月24日凌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这本书所讲述的十个人物，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人物；这些人物后面的历史，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历史。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继续进行的事业；这些事业后面的精神，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从中吸取营养的精神。

——何光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