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一本散文集《狂欢的女神》后，刘剑梅再次结集了女性主义思考的续篇：《彷徨的娜拉》，抛出实质性提问：当下中国女性生存状态进步与否。承接前作中高歌现当代先锋女性逆潮流而行、敢于挑战、勇敢追求自身梦想的种种，此部新作针对当下女性生存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直指女性在现实中的困境及面临的人生种种无奈，沉淀出更深层次的关照。文本着意探讨了当代现实语境下女性的问题和命运。

1879年，易卜生《玩偶之家》首演，“娜拉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

1932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发声一问，“娜拉走后怎样？”

1962年，银幕上的李双双，为自己争取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

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过半，中国女性的身、心、灵，是否已收获安顿？

刘剑梅编写散文集《彷徨的娜拉》，带领我们去探讨女性正在走向解放还是不断走向新的牢笼？

序 狂欢过后是彷徨 刘再复

自序 渴望飞翔 刘剑梅

辑一

 娜拉回家后怎样

 可悲一代“茶花女”

 时髦女谈白毛女

 李双双会很生气

 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

 现代灰姑娘的困境

 新世纪的豪华女奴们

 青春是一面镜子

 女性的《革命之路》

 伤心的五月

 子玉的衣服

辑二

 当代中西文化家庭价值观的变异

 美国小镇文化的幽灵正在复活

 海归的迷失

 没有灯光通明的夜晚

 都市中的隐形人

 没有树林可以栖居的男爵

 真实质朴的人生最可爱

 不爱战争的人们

 缺乏人生艺术化的时代

 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

辑三

 集体“遗忘症”的故事

 回归文学

 我在美国的教学生涯

 文学是否还是一盏明亮的灯？

 永远天真的“老顽童”——缅怀恩师夏志清先生

 有眼应识金字塔

辑四

 书写疾病与历史

 无处存放的女性心灵——评贾平凹《带灯》的男权主义梦幻

附录

 捡回文学的记忆——答《西湖》文学月刊刘涛问

 《两地书写》的快乐——答《深圳晚报》崔华林问

后记

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

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许多新词汇，“剩女”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如果查百度百科，对“剩女”的定义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指现代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因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女青年。”有人认为，“剩女”现象是女性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这些女性的女权主义意识过强，所以不能与男性妥协而组成传统式的完美家庭。换言之，“剩女”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传统价值判断的词，内含讽刺“嫁不出去”的大龄女青年的贬义，同时也暗讽现代都市女性过于个性化、过于自我与女权主义意识过强的生活方式。

我在国外有许多女性朋友选择了所谓“剩女”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多过得非常潇洒。她们聪明能干，有独立的工作，买得起房子车子，之所以成为“剩女”，不是没有爱过，而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步入婚姻的机会，到了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不愿意勉强结婚，宁可选择独立自在的单身生活。她们的这种选择，在多元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她们的自尊与独立不仅不会遭受任何非议，反而会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重和认可。相反，我在国内的“剩女”朋友们，则不得不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好像“嫁不出去”全是她们自己的错误，是因为她们的自我过于膨胀，不能委屈求全地过传统式的婚姻生活，而到如今年老色衰还单身一人，在世人眼中成了“多余人”和“剩余人”，被社会视为异类。

衡量“剩女”的标准之一，就是青春，就是女性的年纪。倘若还是妙龄青年，就还有嫁出去的可能性，就还不至于沦落为“剩女”。选择新型的独立生活的女性，有职业有房子，但是没有婚姻，而逝去的青春，则成了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命名她们为“剩女”的标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剧作家田汉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文章，他为女演员短暂的演艺生命而抱不平，呼吁领导对演员要有更细致亲切的关怀，不要把她们宝贵的光阴消费在开会上。借用田汉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也想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在国内，女性只要一过三十，如果还没有结婚对象，就有可能被称为“剩女”，就要忍受周遭异样的眼光。这种衡量女性的标准，不是用“三十而立”，而是用“三十而嫁”；不是用学识和成就来衡量女性，而是用婚姻来衡量女性。为什么这些拥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女性不能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而被视为“多余人”呢？为什么女性就一定得青春貌美才能受到社会的肯定和爱护，或者总得像灰姑娘一样耐心地等待着白马王子的出现才能得到救赎呢？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勾勒了一个“青春共和国”，几乎赋予了女子一种宗教的神圣地位，把“女儿”放在阿弥陀佛和元始天尊之上，可谓是“女性主义”的先驱者。不过，他只把青春少女看得如此尊贵与神圣，对上了年纪的女性就没有给予同样尊贵的地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已经成了浊泥一般的男性价值观的传声筒。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对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的描写，不是限于对“贤妻良母”的歌咏，就是限于对类似《金瓶梅》中荡妇的塑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剩女”这类充满个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的正面描写也才刚刚开始。倒是西方文学传统对“剩女现象”一直都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比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有许多“剩女”，像著名的女作家简·奥斯丁在小说中写了这么多的男欢女爱，可是自己却一生未嫁。她在未完成的小说《华生一家》中，通过两姐妹的对话，表示出对“剩女”的肯定：“我宁愿在一所学校当老师（我再也想不出更糟的事情了），也不想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当时，家庭女教师或学校的老师是对女性开放的职位，选择这些职位的女性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婚姻而生存的，但最后往往错过了婚姻的机会而沦为“剩女”。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在她的小说《克兰福特纪事》（Cranford）中写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小镇，镇里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上了年纪的“剩女”，或“老小姐”，所以这个小镇几乎可以被称为“剩女国”。在这个平静的百年小镇里，她们的生活非常简单纯朴，虽然没有琼瑶式的大起大落的浪漫史，可是有点点滴滴充满人性的温馨，有相濡以沫的感人的友谊，有欢欣纯净的日常生活，有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秩序，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尊严。当现代性的象征——铁路即将侵入这个古老的小镇时，她们一起抗拒着铁路的来临，共同保护着这片平凡可爱的世外桃源，镇上的其他居民不仅宽容地接受这些“剩女”，而且非常尊敬爱护她们。小说中的这些“剩女”们的年纪都非常大，不但不是镇里的“边缘人”或者“多余人”，反而是镇里的主流，她们都很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也都受到社会的尊重。

可惜在国内，“剩女”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这些“剩女”被社会遗弃，被推向边缘，是社会把她们变成了“多余人”的，也可以说，“剩女”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中的“多余人”。说起“多余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组特殊的形象群体，如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这些“多余人”是在俄国专制社会中最早觉醒的一些先进的贵族青年，他们不满沙皇统治，不愿意与腐败的贵族阶层同流合污，拒绝遵守社会的常规，于是被社会所拒绝与排斥，最终在社会上苦闷彷徨，成了多余的人。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虽然是社会把这些先进的贵族推向“多余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主动地选择了“多余人”的位置。他们的这种选择，并不只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个体有意识而能动地去思考与探寻人的心灵与灵魂的一种方式。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实际上也是一个“多余人”，是与传统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充满宗教悲悯情怀的“槛外人”。在我的眼里，“剩女”就像这些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主流的世俗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是值得敬重的。她们重视的是如何做一个不卑不亢的依靠自己能力生存的人，而不是成天琢磨如何能够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就是说，她们把重心放在自己的独立价值上，而不是仰仗男人的恩赐与救赎。如果真正的爱情来临，她们也一样会爱得天翻地覆，但是当真正的爱情没有来临时，她们也不自怨自艾，因为她们有养活自己的手艺，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房间，有不随波逐流的意志，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男人的价值世界里，她们硬是勇敢地在隙缝中开辟了一个充满女性气味的感性世界，并不为俗世的观念所动摇。

“剩女”这个新词汇，从表面上看仿佛是由年龄所命名的，但从深层上看，还是由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所规定的。为此，我不仅要为剩女的青春请命，而且要为她们的智慧、勇气、尊严和独立的人格请命。

P19－23

狂欢过后是彷徨

刘再复

剑梅这部新散文集，命名为《彷徨的娜拉》，显然是与第一部散文集《狂欢的女神》作对应。从狂欢到彷徨，从浪漫基调到现实基调，剑梅的心态变了。十多年的岁月沧桑，剑梅从青年时代进入中年时代，从博士生变成副教授变成女学者，几缕白发悄悄地飘上头顶。这之间，有一个东西静悄悄地消失了，那就是“青春”，所以集子中有几篇乃是青春的挽歌，如“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青春是一面镜子”。剑梅的“青春祭”里，没有狂欢，但仍然有生命的激情，只是激情里已浸入许多彷徨与困惑，甚至有些忧伤。

剑梅和我一样，一手写论文，一手写散文；一手用脑子思索，一手用心灵感受。所不同的是，她比我多了两样东西：一是英文教学与英文写作；二是女性主义立场。因为有后者，所以她总是用女性视角观察社会、观察人生，也总是为女性说话、为女性请命。也因为有此视角，所以她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女性并非在不断走向解放，而是不断在走向新的牢笼。而世俗世界对女性的态度也并非在不断“进步”，而是在不断“退步”，甚至是大倒退。于是她不平、不安、不满，常常彷徨。《彷徨的娜拉》集子中的主骨部分全是她对“退步”的叩问：“娜拉回家后怎样？”这是典型的“剑梅问”。当年（五四时期）的社会潮流是妇女解放，是妇女走出男人的羁绊，鲁迅提出的问题是“娜拉走后怎样？”八九十年代后的今天，中国妇女掉过头来，转回家去，重新进入男人的“樊笼”，追逐男人所设置的铜墙铁壁。只要有钱有势可做依傍，管它什么女性独立、女性尊严、女性人格。剑梅常对我说，当下女子眼睛转向“安乐窝”，只要能摆脱“蜗居”而赢得豪宅，也宁愿充当财主奴、雇主奴、官僚奴。“当下的女性缺乏主体性！没有自己了！”剑梅常常愤愤不平地说。后来大概是觉得面对困局，自己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就自嘲，就彷徨。十年前她写作《狂欢的女神》时的“酒神精神”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冷静观看的静穆的“日神精神”。我觉得从做学问而言，这种由“热”而“冷”，倒是“长进”，至少可以眼光深邃一些。然而，有时也让我难以“认同”。例如她最近对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的批评，就让我感到诧异。她认为，那个名叫“带灯”的女主人公太崇拜男性了，情愿充当一个省级男性干部的“粉丝”，自己的灵魂完全站立不起来。好像没有男性这座高山，女性的树木就会枯死。再杰出的女子，身上顶多也只有“萤火虫”似的可怜的微光，没有男性的红太阳的照耀，简直没法活。剑梅坦率地说，《带灯》不仅未给她带来光明，而且带给她“绝望”。凡是把男子写得很有力量而女子毫无力量的作品，她都质疑。而我则认为，人类文学中，女子一向只代表“审美维度”，而非“力量维度”，其柔性，其弱态，其对杰出男性的倾慕，是完全正常的。于是我们就争论起来，最后只能“各自表述”。我的提问也许使剑梅的“彷徨”又深了一层。

剑梅一边鼓动“女性解放”，一边则陷入社会义务（教书、著书）与家庭义务的双重压力之中。沉重的担子压得她“顾此失彼”，喘不过气。这种困局恐怕得等到她进入晚年从学校退休之后方能有所了结，也就是说，彷徨还将继续下去。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困境，东西方皆如是，古往今来皆如是。“狂欢”只是瞬间，“彷徨”倒是常态。想开了这一点，剑梅应当还会积极地前行。倘若不求抵达真理的彼岸，只重寻找的过程，那么彷徨也是很有诗意的。

二○一四年九月六日

香港清水湾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的题目是《狂欢的女神》，第二本散文集的题目定为《彷徨的娜拉》。记得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堂吉诃德型，一种是哈姆雷特型。《狂欢的女神》似乎倾向于堂吉诃德型。在那本集子里，我描述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敢于逆潮流而行，敢于挑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在世人眼里，堂吉诃德仿佛只是一个可悲的骑士，然而他代表的精神，他对幻想世界的追求，却是可贵的，是超越世俗世界的。《彷徨的娜拉》则更倾向于哈姆雷特型，直面现实的困境以及人生的种种无奈，体验存在的痛苦和荒谬，探讨当代现实语境下女性的问题和命运。

这两本书的不同倾向也如鲁迅之《呐喊》与《彷徨》。先是有了“狂欢的女神”觉醒后发出的惊世骇俗的“呐喊”，让人看到女性也能发出如“金玉之声”，然后回到当代现实的困境中，通过“彷徨的娜拉”的不同人生选择来思考女性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前者更为“浪漫”，如同革命者和战士，向主流地位的父权文化观念挑战；后者则更为“现实”，把当代女性面对婚姻、事业和男权压迫的矛盾心理展示出来，书写当代现实中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女性常常被“女儿性”“妻性”和“母性”所定义。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如知音一般的父亲，有慈爱的母亲，有青梅竹马、相恋成长的先生，有一双可爱的子女。有了亲人的支持和爱护，我自己在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之余，还能有足够的空间追求女性的“自性”，成就自己的文学梦想。可是，我周围的许多女性，有的不如我幸运，为了做“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自我。女性伟大的牺牲精神和贤淑的“妇道”美德固然值得歌颂，但是女性也应该冲破所有这些传统角色的束缚，在人生舞台上放出流光溢彩。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商品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看到在物化的社会里，女性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娜拉无论是出走还是回家，都充满了困境，都没有找到最终的出路。哈姆雷特式的犹豫和彷徨其实折射出当代女性面对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时复杂的心态和困难的抉择。

这本书的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后来是我父亲帮我收集起来，并亲自帮我做了目录，才有了现在的书稿。父亲一直都是我中文写作的第一读者，他也很支持我对女性困境的思考。平日里他看我“多肩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教书作研究，心疼之余，也总是说“知识女性最值得人敬重”。我的先生黄刚一直很爱我和两个孩子，也很支持我的写作，他也提了不少从“男性”方面思考的意见。我的母亲陈菲亚和妹妹刘莲也常常跟我讨论女性的问题。我的两个聪慧可爱的孩子，宗源和宗玉，更是让我常常思考着母性的永恒内涵。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表叔叶鸿基，他非常细心地收集父亲和我的所有文章的电子版。我也要郑重地感谢三联的李昕先生和郑勇先生，每次我们在北京见面，他们都不忘跟我约稿，他们的催促成就了这本散文集。这本书也要感谢责编苏毅，她对女性问题也非常关注，跟我有许多共同话语。

二○一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