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人，自然有一个人体的立面。这个立面也涉及到灵魂。赵瑜新著《小闲事》摊开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

《小闲事(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以慧黠笔法讲述了鲁迅的恋爱故事。从“小鬼”苦闷中一封问询的信开始，与许广平情愫暗生。两人一起探讨出路，分享隐秘和艰难，互致慰藉与关爱，开始了相濡以沫的十年光阴。

鲁迅说：“我可以爱！”。但他是如何去爱的，却鲜为人知。

《小闲事(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以《两地书》为蓝本，并参考大量资料，以慧黠笔法讲述了鲁迅的恋爱故事。从“小鬼”苦闷中一封问询的信开始，与许广平情愫暗生。两人一起探讨出路，分享隐秘和艰难，互致慰藉与关爱，开始了相濡以沫的十年光阴。

作者赵瑜所著的独具慧眼，发掘出信中隐藏的暧昧与相思，让我们恍然发现，鲁迅绝不总是那个冷峻的“斗士”，他和常人一样多喜易嗔，极富柔情，甚至特别孩子气。这一切还原了最真实的鲁迅。

《小闲事(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取名“小闲事”，缘于鲁迅自己在《两地书》中的对自己恋爱的戏称。但伟人的情感永远不是“闲事”。

作者文风冷静、从容、幽默，颇有几分鲁迅的笔调，让读者更容易走近鲁迅，走近那个时代。

自序：宴之敖，或者许霞

之一 分享隐秘和艰难

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

之三 马前车后的暗恋

之四 你这一匹害群之马

之五 西瓜皮

之六 五月八日的信

之七 寂寞燃烧

之八 鲁迅枕下那柄短刀

之九 苦闷的象征

之十 一杯安慰

之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

之十二 道歉信

之十三 嫩弟弟

之十四 半个鲁迅在淘气

之十五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之十六 我多年不浮水了

之十七 九十六级台阶

之十八 住室比赛

之十九 目不邪视

之二十 有福的人

之二十一 展览会

之二十二 酒后的告密者鲁迅先生

之二十三 顾颉刚，《两地书》中鲁迅憎骂的人

之二十四 鲁迅的无赖

之二十五 做文章呢，还是教书？（一封天花乱坠的信）

之二十六 小闲事

之二十七 发牢骚的鲁迅先生

之二十八 毛绒小半臂和鲁迅图章

之二十九 给我一条光

之三十 太阳、月亮和夜

之三十一 批评信

之三十二 编编讲义，烧烧开水

之三十三 不准半夜到邮箱里投信

之三十四 做名人很累

之三十五 鲁迅的助教

之三十六 二太太的谣言

之三十七 我可以爱

之三十八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之三十九 书店老板

之四十 怀孕时的许广平

之四十一 李秉中的婚姻

之四十二 唔唔唔

之四十三 《莽原》杂志编辑部主任韦素园

之四十四 小狗屁

之四十五 海婴的病与小偷

后记

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

一个小学生谨慎的问询，烟雾弥漫的理想啊。灰尘覆盖的前程啊，黑夜吞食的寂寞和无助啊，坎坷的道路啊，暗淡的人生啊。真让人苦闷，这苦闷比爱人还来得亲密，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是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写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许广平和许羡苏交情颇好，而许羡苏呢，经常出入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偶尔会给许广平带来一些秘密的消息。惹得许广平极为嫉妒，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写了这样一封信，信里面的措词极为柔软，撒娇还伴随着捂着嘴笑的羞涩，明智者若鲁迅先生，一看便知，这是一个暗地里喜欢自己的人。

心理医生于鲁迅，倒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前没有做过，之后，也很少做。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起来。安慰别人。最好的办法是丑化自己，自己越是窘迫，越显得对方所遇的困难巨大，对方的不安是正常的反应。这样，以铺衬的方式，鲁迅开始了幽默的话语自虐。

他的大意是，人生的长路，最大的两个困难，一是歧途，一是穷途。若是到岔路口，遇到让人迷茫的歧途。他是不会学习墨子兄，大声哭着回家的。他的做法独特：“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若是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最终的结局，还是没有法子。

在此之前，他的学生，《京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曾经就“关于爱情的定则”一题求助于他参加讨论。他的答复也是如此，不过是爬上一棵树，看看老虎走不走的态度。每一次看到他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复信，我都由衷地为先生“不装导师”的精神感动。要知道，1925年，《呐喊》一纸风行，他已经是万人的偶像，不独有他的学生，在郁达夫的笔下，就连北京大学的部分知名的教授，也都是他的崇拜者。这个时候，他清醒得很。

他的清醒，还包括当时有部分人对他的批评。他对现实的不满坦露于文字，让很多人惊慌，认为他毒性颇大，过于放大黑暗。这一点，在1924年致李秉中的信里表达得非常充分。李秉中是何许人？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大约受了鲁迅文字的影响。便和许广平一样，写信向鲁迅先生问计，大约也是黑暗和迷茫该如何度过之类的话题。好在，他的文字里没有许广平那股小女人撒娇的气息，让先生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所以，在复信里，鲁迅这样写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李秉中向鲁迅先生借钱，二十元，鲁迅说，如果还需要的话，下周我还可以再帮你弄一些。那时，两个人只通了一封信。为了帮助李秉中，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胡适写信，催促胡适能帮助李秉中看看稿子，并在信里反复说明，该学生很穷，等着书稿换钱。

物质上的帮助，并没有解决李秉中心里的苦闷，李秉中便南下，参了军，后来又留学到日本。许广平正是在这个时候，挂号请求鲁迅给她开处方治疗内疾的。

已经满身毒气的鲁迅正在和现代派的陈西滢笔战，那个年代的文人关系复杂。陈西滢与林语堂、徐志摩、丁西林等人同在胡适任主任的北大英文系教书，而鲁迅也在北大国文系代课。好玩的是，林语堂虽然是陈西滢的同事，却又是《语丝》的编辑。《语丝》自然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阵地。胡适与陈西滢被称为“现代派”或者“新月派”，也和他们的杂志有关。

所以，当许广平小心翼翼地求诊于鲁迅，关于苦闷的滋味如何能有甜味时，鲁迅的答复妙趣横生：“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

躲藏。藏一个地壕里。可以抽烟，打纸牌，甚而开美术展览会。这样，总结了一下，鲁迅的药方是：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好在，许广平并没有像那只饥饿的老虎一样，在那棵树下耐心等着。所以，鲁迅先生很快就从树上下来了。属于他们热烈而暧昧的1925年即将来临。

一个蹩脚的心理医生，治不好病人，却可以将病人引到爱情的道路上来，忘记那苦闷的病痛，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好的药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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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之敖，或者许霞

学者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详细地计算了鲁迅一生的收入：鲁迅的收入，前期从1912年至1926年离开北京前，平均月收人折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1926年至1927年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的一年，平均月人为l万4千元：1927年至1936年去世，十年上海期间平均月人2万元以上。那么，鲁迅一生的总收入有文字记载的已经达到408万元人民币。

关于鲁迅的收入，陈明远虽然算得仔细，却忽略了鲁迅放弃的收入。1927年4月，鲁迅因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未遂，又加上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要来中山大学任教，愤而辞职。从1927年6月至年底，鲁迅没有任何固定收入。

按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2万多人民币，然而，鲁迅丝毫也没有在意，提出辞呈之后，不论是在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有多次挽留，然而，他均是决意得很，从未被一些修饰词所打动，更未被利益所驱动。

在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这样的名校做教授，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鲁迅书信集里，便可以看到。譬如在厦门大学期间，鲁迅致章廷谦的一封信里，提到顾颉刚推荐他的朋友来代替孙伏园的工作。当时孙伏园去广州中山大学开会，尚未回来。顾颉刚便在厦门大学造谣说孙伏园不回来了。到后来。孙伏园还没有确定要离开厦门大学时，顾颉刚又让他的朋友先到了厦门大学，代替孙伏园在厦门的一个寺院里教授一些费用低廉的课时，以候孙伏园确定离开后取而代之。

中山大学则更是诱人一些。且不要说鲁迅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将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调进来，就连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等人也设着法子想要调进来。然而，鲁迅根本不留恋这一种学院派的生活。这一方面缘自鲁迅有丰富且连续不断的稿酬来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则缘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实与清高。

鲁迅不喜欢依靠什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修饰性的身份来炫耀自己，北大也好，中山大学也好，包括1929年以及1932年回北京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些旧同事，彼时已经是北大清华两校领导的老友纷纷邀请鲁迅留下来教课。这些情节在《两地书》中皆有大量的叙述。

关于鲁迅对学院派的鄙视，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在《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一书里时有闲话，譬如在刘半农一节里，孙郁这样写道：“周作人对其评价较高，对鲁迅的判断多有不满。《半农纪念》似乎是专为反驳鲁迅的那篇《忆刘半农君》而作，以为鲁夫子贬低辱骂了刘氏，不平之态，跃然纸上。其实在对待友人的时候，鲁迅偏于直，爽快而热情，但对缺点绝不忌讳。周作人则有点温吞，所谓睁一眼闭一眼是也。鲁迅之看人，以精神的纯而真为标准，对世俗中的雅态、地位、名士气不以为然。苦雨斋中的人，教授气过重，民间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鲁迅憎恶刘半农后来的变化，虽然这是朋友式的憎恶，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存在差异。1933年10月，刘半农在招生阅卷时，发现学生的错别字，便撰文大加嘲讽，教授气味浓浓。鲁迅在几篇文章提及了此事，以为过矣。鲁迅看人，与知堂不同，是非上毫不含糊，对刘半农‘飘飘然生优越之感’殊有反感。”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鲁迅的此种气味，便开始细细地阅读鲁迅书信集。

一开始看的，便是《两地书》的1932年的版本，这是经过删节后的净本。朦胧中，除了鲁迅的幽默和时不时的孩子气，还有的，便是前面所说的真，鲁迅的“真”是一种难得的文人情怀。在面对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时，鲁迅不会因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心。譬如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譬如离开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等。

这是一种独立审视的人格。当时的学者和作家比比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民族气节。

鲁迅的坦荡，不止是表现在利益上，甚至还表现在欲望上面。在认识许广平之前，他把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失落、黯然神伤的无助甚至绝望。直到1925年3月11日，他收到一封崇拜者的来信，才略有改变。他的改变自然缘自内心里的复活。身上的毒气被一丝绿意传染，一点点往纯真的方向转变。但坦荡是依旧的，譬如鲁迅不会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暖昧的暗示而假装正经、深沉、纯洁抑或是其他高洁的品格。他依然故我，只是偶尔被这个小姑娘信里的幼稚气逗笑，顺便浮她一大白，如是而已。

作为一个长在新中国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对鲁迅先生敬而远之，除了在中学时写作文时抄袭过鲁迅先生的“不必说……不必说……也不必说……”和“一棵树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式，基本上，我极少消费他。

第一次对鲁迅先生的私生活感兴趣是看萧红写的那篇《回忆鲁迅先生》，我觉得那是我看过的最好一篇回忆文字，以至于多年以后，每一次翻到这篇文字都会赞叹不绝。再后来，我看到了鲁迅的一个笔名：宴之敖。这个笔名最早一次为大家所知，是许广平向萧红讲的，大致是拆字，“宴”字拆开来，是“家”字的头，日字和女字。“敖”字拆开，则为“出”字(变形了)和“放”字。这样，便可以顾名思义，“宴之敖”就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了。

国内鲁迅研究界有数百人甚至更多，他们日复一日地查阅资料。想知道周氏兄弟反目，是不是因为鲁迅调戏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然而，这个问题其实鲁迅已经回答了，只用了三个字：“宴之敖”。

若是单纯地看《两地书》，会发现有许多被处理过后的模糊的事情。譬如“三一八”惨案，譬如鲁迅的醉酒，譬如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些琐碎事。自然，要看一下鲁迅同一时间写给其他人的书信。还有，鲁迅同一时期的日记，当然，还要看一下同时期鲁迅创作的作品。

这些都是对《两地书》的补充，但依然还不够，后来，又看了一些回忆录。

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不可信，因为，鲁迅去世之后，大量的文字都失传，而建国之后的一些回忆录因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忘记是如何说真话了。即使是说一些真话，也都像一个孩子藏压岁钱一般，分别藏在不同的段落里，让人读来云雾不已。

在鲁迅的作品中，若是细心地阅读，也会有很多发现。譬如同样是争吵时所写的文字，1925年以后的文字，因为有了一个温暖的地址。而多了些温和的人间烟火气。譬如恋爱以后被高长虹辱骂时所写的文字，鲁迅一开始不知底细，并没有恼火地像以往一样，予以迎头痛击。这已经有些改换风格，他几乎是轻松地给许广平写信：“长虹在《狂飚》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在《两地书》的原信中，因为未想到以后会发表，所以，鲁迅写信从不客气，文字十分地不留情面，然而，对于正在上海奋力骂鲁迅的高长虹，鲁迅并没有斤斤于高长虹的小聪明，而是像一个识破了孩子阴谋的长者，微笑一下，说，先不管，看看再说。  这枚叫做高长虹的兄台，我认为，他是中国畅销书的一个早期制造者。当年，他眼看着李小峰在北京吃鲁迅的版税，虽然他也参与了《莽原》杂志的编辑，可是出版方毕竟是李小峰。而后，鲁迅到厦门大学，李小峰到上海，甚至还有闲钱泡女人。高长虹便有了铤而走险的冲动。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有一天如果不能按期实现愿想时，他会不择手段。在“五四”前后，鲁迅在回答《新潮》的杂志提问时仿佛说过，刊登骂我的文章容易卖。十年后，高长虹在上海创办了《狂飚》周刊，为了刊物的发行量，他开始试着骂鲁迅。鲁迅并没有反应，又或者在厦门那个孤岛上，还没有看到消息。但刊物的发行量的确有大幅的提升。于是，他便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杜撰的情节自然有很多，他很快便尝到了把鲁迅“存进银行”的好处，他拿到源源不断的利息。这让他有些头脑发热，甚至以为文坛不过如此，骂人原来可以出名，而一旦出名，便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钱财。然而，他的文字越来越苍白，虚构毕竟不能支撑一本杂志的生存。很快，那些有偷窥欲的读者们便看穿了高长虹的口袋，见他长时间掏不出鲁迅的隐私了，便转身而去，向更为低俗下流的小报而去。

然而，这所有现象的背后一直还隐藏着一个秘密：直到1926年底的时候，鲁迅才知道，高长虹骂他的原因是由于“月亮”的缘故，而报告这个内情给鲁迅的，是韦素园。

韦素园是鲁迅非常信赖的一个年轻人，此人性格稳重、内向，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更不善于挑拨人际关系。所以。鲁迅对他的话非常信任。

关于高长虹，最近有不少学者试图为此人翻案。因为随着被神话的鲁迅渐渐被倾斜甚至被推翻，仿佛之前鲁迅骂过的人或者和鲁迅作对的人，都有了无比的身价。这一点显得极其荒唐，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的确不可能维持太久，但鲁迅的文字成就无可比拟，鲁迅1936年去世，他成名于“五四”，并在和许广平恋爱时达到顶峰。

被神话的鲁迅其实同时也被遮蔽。几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鲁迅的理解都仅仅限于他的那个木版画的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念中学时，就连他的错别字，老师们也都牵强地解释为“通假字”，这真真是一种绝妙的比喻，如果不是说这个时代对此人偏爱，那么则一定证明，这个时代的疯狂。

是啊，那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时代，但我仍然以有幸遇到了鲁迅的作品为骄傲，不是周作人的文字，不是其他才华横溢的欧美学派的文字。而恰恰是这个周树人兄的文字。

他的文字里有一股子让人难以忘怀的“人”味，读多了鲁迅，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会鄙视那些做作的文字。

我是在鲁迅书信集里见识到鲁迅的幽默、趣味、幼稚、热爱生活、宽容、性情的，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上面列举的这些鲁迅骨子里的优点，在《两地书》里，均可以找到。

我阅读的趣味是在近些年变化的，我越来越不喜欢读虚构的文字，尤其不喜欢那些累积词语的写作。书信则通常排斥这些，一个人在书信里所表达的都是即时的真性情，可以说，书信比日记更贴近写作者本人。

当我读到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时，当我看到鲁迅在致章廷谦、孙伏园、韦素园、许寿裳等人的书信里大骂顾颉刚的恶毒及偏执，当我在《两地书》里看到鲁迅向许广平发誓不看另外的女学生的情景，当我在萧红、郁达夫、钱玄同或者林语堂等人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忆念鲁迅的“大”或“小”时。我看到了活着的鲁迅，这枚鲁迅一边谈恋爱，一边寂寞地在一个小岛上教书，有时候，还会在某个地方当当名人，实在是坦荡得很。

因为时局的原因，鲁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用了很多笔名。譬如有些名字为人所知：唐俟，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很多，唐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写到过这一点。隋洛文，是因为浙江省政府通缉鲁迅，并冠之以堕落文人的称谓，于是乎，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丰之瑜，也是因为有人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鲁迅本来也是笔名，皆因为此名字太有名了，而被鲁迅用得多一些。1928年，已经与许广平结婚的鲁迅曾经用“许霞”为笔名，许霞是许广平的小名，由此名，则可以窥出鲁迅对许广平的爱了。后来鲁迅又用许遐，也因为那声音。

在中国，鲁迅是一门显学。我曾经对友人说过，究我们一生，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可以读无数遍，但若是读别人写鲁迅的文章，一辈子也读不完。然而，多数研究鲁迅的人，都是把鲁迅供在高处，给他的眉毛描粗一些，表情涂上愤怒与绝望。

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鲁迅，并不是真的鲁迅。不过是别人演绎的鲁迅，或者鲁迅的文学作品。然而，有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可爱的，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鲁迅一直躲藏在他的书信集里，他的《两地书》里。

这一次，我试着打碎了鲁迅的神像，擦拭鲁迅脸上被刻意涂抹的严肃。我试着一点点还原鲁迅，把他放回1925年3月，他收到一个小鬼的第一封信，便于当天晚上回复。1926年9月，他携许广平同时离开北京赴上海，并在上海分开。1927年1月，他从厦门大学乘船至广州，终于可以牵许广平的手。

在这样一件用时间织就的毛线衣里，我看到了鲁迅被温暖的模样。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两地书》，我们会在两个人的情话里一件件脱下鲁迅的衣服，我们会发现，鲁迅不仅“吃草”，他还“食用”月亮、孩子气和相思。

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恋爱中的朋友，告诉他，我发现一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推荐给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推荐的人不是徐志摩，不是沈从文，不是胡兰成，而是鲁迅。

我告诉他，不信，你去看《两地书》，要看两遍。

恋爱中的鲁迅，实在让人感觉欢喜。

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

赵瑜

读鲁迅的作品多年，总结一句话，便是：鲁迅被神话的同时，也被遮蔽。

的确，在意识形态较为紧绷的年代里，鲁迅的文字被抽离了原本的意思。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恋爱中的鲁迅用蘸着爱情的墨汁写下了不少生活味道十足的文字。但均被后来的人误读。这一点我在本书也有例举。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不久，他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一篇《唐宋传奇集·序例》，然而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写了一段闲话，引起了郁达夫的注意。有一次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吃饭，便发问：“这文章的末尾，你在后面加上四句。是什么意思？——时大夜弥天，唔……”鲁迅答：“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他追求景宋，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可是，比较好笑的是，解放后，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十一个”写作组写出的《鲁迅传》，在叙述鲁迅在广东以及将要离开广东的一段时，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一九二五年之前的鲁迅，不论是文字还是内心，都像他在北京女师大所开的一门课程一样：“苦闷的象征”。遵从母命和一个并不欢喜的女人朱安成婚，兄弟之间因为弟媳的挑拨反目。身边的友人多数因为在大学里混而成了知名的学者，有了让他反感的学究气。

当时，因为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出名是的确了的。从他日记里所记录的向他借钱的学生和朋友的数目便可知。然而，尽管如此，鲁迅却并不开心。他像拉开了弓却又找不到多余太阳的后羿一般，除了苦闷，便是方向感不强烈。而一九二五年以后的鲁迅有了甜美的支撑，文字柔软了不说，就连择词遣句也有了更为从容幽默的态度。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因为科举或者其他参照，中国向来是狭隘的。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个叫夏志清的美国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得可笑，说鲁迅学问不够。然而，此人自相矛盾得厉害，因为他无比推崇张爱玲。鲁迅学问再不够，也能翻译日语、英语和俄语作品。夏志清的双重标准，让我感受到鲁迅当年对学院派这一帮旧友的反感。

噢，仿佛，这位夏志清还很推崇沈从文。自然，沈从文是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虽然他有生之年一直自卑和孱弱，但是，只需要看他那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便可知，知识分子和毕业院校无关，而和个人的修为有关。

不论鲁迅如何坚决地离开大学，又如何独立于任何体制外生存，但他仍然是一个少有的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这一点从鲁迅和沈从文两个人身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当然，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莫不是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而丰富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如果内心生活如一潭死水，那么，他是不可能写出丰富而富有人情味道的文字的。但凡阅读过沈从文散文的人都知道，那一组注定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芒的《湘行散记》，便是他新婚后不久写的。而阅读《两地书》也可以知晓，鲁迅在生活中是多么的饱满和孩子气。  《两地书》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晚，有大风，鲁迅刚给许广平寄过一封信，没有什么事情，在信的开头写道：“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这也是这部书名字叫做《小闲事》缘由。我阅读了鲁迅的作品多年，我很厌倦看到“国民性”以及其他学术领域里词语。这部刻画描摹“恋爱中的鲁迅”的书稿其实没有写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新奇的史料考证。写了什么，不过是一些卿卿我我的小闲事。

这本书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两地书》为蓝本，打碎了，重新拼贴鲁迅的形象，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欢，或者批评意见。我的邮箱是：taociliao@126.com <mailt:taociliao@126.com>。

赵瑜的《小闲事》，我爱不释手。很喜欢他的腔调，不庄严也不媚俗，有一股颠覆传统鲁迅的幽默。将被神化了的鲁迅写得活灵起来。

——鲁迅先生长孙、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周令飞

这本恋爱的书爆料之全面、确凿、富有细节，是我这个“迅丝”闻所未闻的。爱情隐蔽在黑山—般的时代里，其中的趣味、孩子气、宽容、性情，都是人性的光束。

——阿贝尔

最是那第一眼，男女对上了，就改不了初衷。最终，鲁迅像所有恋爱中的男人，义无反顾地爱上一匹“害马”，并与她生活在一起。

——虹影《我看<小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