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跨界才子陈乐融，在出入音乐、艺文、媒体、营销各领域后，以“作词家VS作词家”的高度、深度与广度，首次为近三十年来华语词坛的中流砥柱，留下第一人称的访谈纪实——《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

十四位本土作词家，凭借一股“自律”和“自负”，外加几分孤傲、慧黠和创意穿梭旋律和文字两端，在大众心灵与市场定位间反复叩问，呼风唤雨华语流行歌坛数十个年头，这是他们第一次袒露心声，是作词家和作词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真心对话。

《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与其说这是一本访谈记录，倒不如说这是老中青三代作词家关于自己的歌词创作和创意人生的一个宣言。相比杨立德、娃娃、陈克华、林秋离、丁晓雯、何厚华、陈乐融、邬裕康、廖莹如、姚谦、厉曼婷、许常德、萧慧文（十一郎）、方文山这些人的名字，我们更熟悉的是那些歌曲和旋律，那些快乐和伤感，伴随着印象深刻的歌词，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痕迹。

80后的校园生活，尤其是女生，免不了抄满歌词和贴满明星贴画的歌词本，那时，我们记住的是唱歌的人，而这一次，我们认识和理解的是写歌人。《我，作词家》的作者是陈乐融，本身已是台湾资深的作词家，他感同身受，所以才会有那么深入的对话，也能探寻到歌词之外的创意生活和情感世界。

推荐序

 让星空亮起来的作词家

 造血人

自序

 谢谢与你们的歌词结伴同行

 杨立德／我一直做的是“品牌包装工程师”

 娃娃／我是天生愿意过闲散日子的人

 陈克华／爱情，是人生钻石最闪亮的那一面

 林秋离／写歌，我跟熊美玲几乎天下无敌

 丁晓雯／音乐的苗没有断，只是被压迫在社会的角落

 何厚华／癌症，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陈乐融／不管有没有知音，我在创作我自己

 邬裕康／想越写越简单，但不是简单到没有内脏

 廖莹如／我在感受这世界我到底拥有什么

 姚谦／能独立完成的事，才是真的一种“完成”

 厉曼婷／这圈子要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许常德／如果看不起任何潮流，就会被淘汰

 十一郎／我对太美好的事情有恐惧

 方文山／给我时间，就可以凭空生出一个世界

后记

 看来简单、却不简单的创作经验

出道时间：1978年

发表的第一首歌词：徐玮《笔友》

陈乐融(以下简称陈)：你是什么时候入行的？

杨立德(以下简称杨)：2006年我在大陆卖房子，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东北大哥，房屋代销公司总经理跟他说：“你知道吗？你听的《奉献》、《亲爱的小孩》，都是这案子的策划杨先生作的。”

那东北兄回说：“真的啊？”“回忆是最重要的。”“那你想不想做唱片公司？要多少钱我来投资你。”

我的作品对大陆人来讲，算是流行乐的启蒙时代，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他们那时候是文化空窗期，小邓(邓丽君)之后，我刚好切入，后来看MV时发现：天啊！原来小邓好多歌是我写的，我自己都忘光光。当然比较有名的是《爱人》，大家都会唱。

再后来我的作品像童安格、苏芮、小虎队、孟庭苇，当时的年轻人都是用手抄写歌词、听卡带、用卡带拷贝。所以这位东北兄来

请爱着我，请再爱着我，甜蜜的感觉吸引我，

不再拥有这份寂寞，在夜空请你呼唤我。

——《爱人》买我的房子，坐在他的奔驰车里，那个卡带“喀擦”一声弹出来，他跟我说：“我跟我太太就是一边听着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一边谈恋爱的。”

现在大陆很多搞到当IT老板的，年轻的时候苦哈哈，虽然开放了，却没什么好玩的，就是靠听这些流行音乐抒发想象力，度过求学、恋爱的日子长大的。

有一回我去乌鲁木齐旅行，在旅馆里被索取签名。我说：“我又不是歌星。”对方说：“可是你是杨立德啊，我们都听你的歌长大的。”那时候我心里好感动，“啊，乌鲁木齐耶，有人听我的歌长大的。那海南岛有没有？”

你想想看，从乌鲁木齐到海南岛的范围有多大？直线距离拉起来，看有多少人？突然觉得：“我好重要！”

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入行的？当时是一个十七岁的小男生徐玮，唱我写的第一首歌词《笔友》。他可以说是台湾歌坛里第一位偶像歌手。

陈：你当时在做什么？

杨：我一直都是摄影、广告、唱片三线进行。那时应该是以广告为来吧朋友，扬起风帆，来吧朋友，展翅飞翔。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

——《奔放》主。一开始是在丘复生“大世纪传播”底下，当CF(广告影片)脚本绘制员；后来转导演。“大世纪”倒了以后我到“东方广告”，在上游广告公司做设计。

会进入唱片这一行，是因为设计洪小乔唱片《我的歌》封面，她坐在屋顶上，背景是用铅笔画，是台湾第一张黑白封套。我是因为这张设计出名的。

从那之后我连拍照都自己来。因为别人照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沟通，才能达到自己的标准。这个性也是造成我后来多元发展的原因，从设计跨到copy writer，因为人家写不好，我只好自己来；最后连AE(业务)都是我自己。

这些背景是从教会来的。可以多元、可以传达、可以做copy writer又做设计这些能力，都是因为我很熟悉教会里的流程。在教会里很多东西都需要跟人交往，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少数会传达自己、争取表现的台湾小孩。你看现在好多歌手，都是教会出身的。

我是基督徒，在唱诗班里长大的小孩。我会写歌词大概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是在唱诗班里接触很多古典音乐，学到对乐理的了解和吟唱的方法，这个影响是很西洋式的。

再来是父亲的影响，他是个国学大师，写毛笔字、写文章，所以我小时候最好玩的娱乐是“写作文”。每个星期六我会问爸爸：

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有时候乖，

有时候坏，寂寞时候，希望和棕榈恋爱。

——《蓝色啤酒海》

“今天要出什么题目？”他如果出个“我的家”，我还会说：“这好浅喔，给我写深一点的。”对中文的能力是这样奠定下来的。

陈：你跟作曲人通常怎么合作？

杨：我自己觉得先有词比较合理，就好比你讲话，是先有什么样的语气，再去写句子。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事。哪有可能你先决定句子，再决定口气？除非是骂人的话(笑)。

P2-5

让星空亮起来的作词家

马世芳

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访谈原则与材料取舍，乃至于编纂过程种种曲折，作者已在自序和后记做了清楚交代。选择“作词人”角色作为流行音乐口述历史的起点，个中苦心孤诣的深意，作者也已细细申说。我想，应该没有人能写得出更好的“导读”了。我只能简单回馈若干“读后心得”，聊表敬意与谢意。

歌曲的灵魂

我总在想：成就一首传世好歌的首要条件，究竟是写词、作曲、编曲抑或演唱？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旋律”最重要，“声腔”、“编曲”次之，至于唱的是什么字词，大约只是让歌手出声的借口。然而我反复思量，渐渐感觉：一首传世好歌，固然词曲编唱互相支持，构成有机整体，但若细细探去，许多时候，编曲甚至旋律似乎都可以后退，歌词却无论如何不能太坏。如若作者所说：旋律是肉体、歌词是灵魂，那么徒具躯壳而没有灵魂，或者美人绝色而灵魂质量竟欠佳，总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流行歌曲原是朝生暮死的“时尚商品”，生命周期难得超过三两个月。一首歌倘能传唱一年，已堪贴上“经典”标帜。在这个潮流瞬息万变而不得不习惯短视的行业，作词人亦往往摆脱不了“生产线作业员”的身份。

这本书除了以“行内/内行人”的身份深入剖析这十几位台湾乐坛顶尖作词人的手艺，更赤裸裸摊开了音乐产业针对歌词的下单、采购、竞标、量产流程：作词人得先攻克唱片公司内部企划、制作、营销的关卡，顺应业主阴晴不定的品味，才有机会正式面对市场的考验。呕心沥血的作品屡改屡退、或被擅自删修得面目全非，更是唱片圈的常态。

流行音乐史

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如今许多歌曲，竟是以“大比稿”方式征件，广发样带交给作词人竞写，回收件数动辄逾以百计，最终只有一件“有幸”录制成歌，其余都只能丢进垃圾桶。即使如作者这样夙负盛名的资深作词家，亦难幸免这一场场煎熬。

在任何行业，即使以压榨脑浆为常态的广告界，我都难以想象如此大手笔、如此华丽、如此残酷的“常态性才华浪掷”。

读到这样的段落，不禁掩卷而叹：假如连同行都如此惯于轻蔑文字的劳动成果，我们怎能指望多数乐迷建立“流行音乐作为创作门类”的共识，怎能奢望创作者重新找回“文化人”的自觉与自尊？而那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台湾这块岛屿贡献给汉语文化圈最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啊。

得有一双洞烛人事的利眼、数十年江湖阅历、外加几捧热血、三分傲骨，才写得出这么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太大，为它考证身世、认真作论的叙述又实在太少。

这本书总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亦将成为后人修史必读的重量级文献。

（本书作者为广播人·作家）

看来简单、却不简单的创作经验

陈乐融

问：为何想做这样一本书？

答：我一直想为流行娱乐界写些东西，但很多主题一时兴起，又懒懒放下。关于台湾流行音乐的正史、野史都太少，网络搜寻只剩下歌曲MP3。

我既没有精力写大部头的研究专书，先来一本人物访谈志，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做了才发现辛苦、繁琐不下自己写一本书。

问：为什么选作词家？

答：同样是幕后创作，相较作曲家、制作人，词人一向不受注重。我参与流行音乐界超过二十年，觉得这个现象非常不合理，也很可惜。

歌词表达了多少美妙的人生意境和奇思怪想；没有歌词，大家只能听演奏曲。

拿人比喻，旋律像容易接近的“肉体”，歌词则是必须有点深度才能鉴赏的“灵魂”。我爱有血有肉，更爱灵魂——如果它有。

问：为何选择用第一人称的对话体？

答：写书有很多写法，我决定保留精华对话体，是要让作词家呈现更多自己的口气、文采以及最想表露的部分。

我自己有无数受访和访问经验，深切明白很多采访整理变得面目全非。既然都是文字同行，所以我选择“缩小自我、放大对方”，让对方夹述夹议，尽可能为自己负责。

有的受访者与我聊天时敞开心房，但真看到稿子又退缩，我也尊重他们的意见修改。

因每个人当下的谈兴和口才不一，每篇写法略有不同，有的综合较多陈述组成大段落回答，有些多一些宾主间的小互动。但其实现场对话都是非常紧密与活泼的。

对话集的整理剪裁工作并不轻松，常常是从两三万字初稿，萃取编排出六千字。

问：是否有人会期待看到更有系统、更多评析的作词人专书？

答：本书当然只在抛砖引玉，但也是在“抢救记忆”。莫说很难期待政府或学界为流行音乐保存什么，连在第一线从业人员的珍贵记忆，都在快速流失中。

期待有别的热心研究者，愿意对华语流行创作名家，做更多报导、评论和记录。

问：“作词家VS作词家”是很好的点子，但访问同行，究竟是驾轻就熟，还是心有顾忌？

答：历年在广播和网络节目中，访问超过一千三百多组各行各业来宾的我，应该还有点访问实力。不管面对的是前辈或后辈，也不管对方矜持或狂放，其实没在怕的。

我敢说，就算没附照片，就算你第一次“阅读”这些创作人，但你多多少少都可从最后成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一些他们的原则、态度与风格。

词人书是个开端，若有精力和机会，我还挺想提议出版社开辟一条类似“陈乐融会客室”的出书路线。我相信会问到很多别人问不出来的方向。

问：作词家名单是如何选出的？

答：因为第一次做，因为精力有限，因为台湾就够多优秀人才了，我选择和我约略同时代的一群本地词人做记录对象，出道时间从1978年到1999年，以杨立德开头，以方文山结尾。

连最资浅的一位受访者出道都超过十年，每位作家都有数百首歌词问世，我相信本书是有一定分量的。

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说服出版社，不考虑创作歌手，也不考虑词曲都写的词曲家，单选出以作词这一项闻名的专业词人。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作词人。这样的对象中，已经有够多宝贝往事或人生经历值得挖掘。

每个听众心中有自己心仪的作者，但我已尽量考虑过往二十多年整体发展史的脉络与作品代表性，一开始人数从八到二十位都考虑过，最后因篇幅定为十四位。

问：排名先后有什么特殊设计？

答：全部以出道资历排序，以示尊重。

问：访问十三位作词人后，你的部分自问自答，有什么不同设计吗？

答：一位最后没同意受访的作词家，开玩笑说应该要每个受访者问我一个问题，而不能由我自己定问题。

我访问的这些人都很难找，不便再打扰。但我并没有回避很多我问过别人的“考古题”，甚至，即便没有问，我也和盘托出不少极诚实的想法。

但终究写的和聊天语气不同，我只能选择不让每个问题停留脑海太久，以保留和其他受访者接近的“临场感”。

比较不同的有两题，我决定引用较多歌词段落当回答。因为我喜欢把篇幅留给歌词自己说话，读者可以快速辨认出我想表达的“风格”是什么。

问：还有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吗？

答：拜过去形象不太差之赐，这些同行，似乎我报上名来，都还讲得上话，但是真要说面对面，还真没有几位曾经聊过。有的见面了，还是需要一点“破冰”过程。

既是第一次、也很可能是唯一一次和这些人谈这些事，我珍惜这次短短的相处，能和对方一起感慨、回味流行音乐的流金岁月。可惜有很多内容是本书无法容纳或不便披露的。

交稿那晚，十一郎刚好在msn上说：“能和不同的人相遇，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是的，我庆幸我做了这件事。

问：做完本书后最大的感想？

答：一个最强烈的感想是，真的很感谢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现在大家说是唱片界黄金年代的时期。

而且引以为豪的是，这个黄金年代是以台湾这小岛为中心，辐射出去影响过十几亿人的华语文化圈的一次文化经验。

作词家武雄在拒绝我的时候，提到：“现在是战斗的时刻，不是回顾的时刻。”我明白他对于当今台语词曲界又回到不合理的“版权卖断制”的悲愤，但我认为每一个时刻其实都可以回顾、也可以战斗。

往前看和往后看，并不真的冲突。

一般读者或有心创作的人，可以从本书看到不同的作词人，对于流行音乐界有近似的分析，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与理念面对。

这不就是人生？

也许每个人都有大环境与小环境的许多框框要面对，但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些框框里，填进不同的文词，然后把它唱成独一无二的歌。就像作词一样。

至少，我是如此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