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与言被让进品香楼。他是老客，熟门熟路。好远，小厮已经在扬声唱：“席老爷到。”

“抱歉，到晚了。”他冲着对他行礼的鸨母让礼，“听说阿母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绝色佳人，气韵不凡。”

徐三娘得意地笑了：“都在等您呢。小女今晚专服侍席老爷。”……

（妓与侠）

《居士林的阿辽沙(小说集)》是赵毅衡的一本小说集。

席与言被让进品香楼。他是老客，熟门熟路。好远，小厮已经在扬声唱：“席老爷到。”

“抱歉，到晚了。”他冲着对他行礼的鸨母让礼，“听说阿母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绝色佳人，气韵不凡。”

（妓与侠）

《居士林的阿辽沙(小说集)》由赵毅衡所著，《居士林的阿辽沙(小说集)》是作者的一本小说集。

妓与侠

夜与港湾

开局

山河寂寞

市场街的诗人们

芜城

裸谷

俄狄浦斯在深圳

晁盖之死

《易经》与考夫曼先生

绛衣人

蛊舞

敌档

少将与中尉

忧郁的布鲁斯

在历史的背后

注视三章

居士林的阿辽沙

沙漠与沙

后记

席与言被让进品香楼。他是老客，熟门熟路。好远，小厮已经在扬声唱：“席老爷到。”

“抱歉，到晚了。”他冲着对他行礼的鸨母让礼，“听说阿母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绝色佳人，气韵不凡。”

徐三娘得意地笑了：“都在等您呢。小女今晚专服侍席老爷。”

“别叫我做大头了，”席与言也笑道，“我花不起那么多钱。”

“席老爷是大场面上的人，小女龌龊，不堪执帚。”

说着，席与言就被让进楼上一间内厢。今晚是几个文友在品香楼设酒局。席与言没有几个官府上的朋友，那些书记幕僚觉得这个医官太不守本分，狂狷过度。席与言也向来我行我素，不屑于区区医道本业。虽不赴试，但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遇文人能吟诗作赋，见武人会讲兵论剑。偶作艳词，还在风月场称为一绝。

席与言掀帘进房，席面上已是觥筹交错，男女杂坐。看到席与言进来，都哄哄闹闹地起来让座。几个佳人，都是见过的，上来嘻嘻笑地施礼。有人高叫道：“来得好，来得好，叫与言兄对付你。岂不闻‘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席与言’？”

“可真没听说，”一个女子讥诮地说，“滴汗入粉只能搓了！”

那妓女正背对门口与人调笑，这时转过身来，与席与言正打个照面，一下子满面羞红，低下头去。

“好厉害，好厉害，”众人大笑，“倚红铁嘴不让人，须席兄亲手惩治！”

席与言拱手一让，却一时语塞。他觉得这叫倚红的女子似曾相识。多年游宦幕僚，萍踪天涯，冲州撞府，很可能在哪个地方见过。低首瞬眸之后，那女子粲然启齿：

“席老爷恕罪，贱妾妄言，该死该死。”

“哪里哪里，歪诗劣句，正要请倚红女弹劾。”

众人大笑：“好好，不打不相识。罚酒三盅，倚红侑酒。”

酒席闹哄哄地又转到另一个红粉身上，倚红也被别人拉在膝上谈笑。席与言这才得以仔细端详她的脸容。她可能已有二十多年华，风月场中，这个年纪几乎算美人迟暮，但也正有一种成熟的妖娆。这女子眉眼飞动，虽说不上天姿绝色，有一种气韵，一种非凡世的姿容，他心中不由得喝彩。

“输了，罚酒。”那边又哄闹起来，“不然倚红唱曲顶罪，唱曲唱曲！”

“太丑太丑，”倚红说，“见不得雅人。”边说着，她爽然站起来，到屋角一张方几上取了早就备在那里的琵琶。

听得多了，席与言也算得半个行家。倚红弹琵琶的姿态看来出自从小受训练，“千家养女先教曲”，娟家世传。所谓四弦入抱，半面遮羞。错杂弹来，入弦上板。席与言听出那是《一络索》的过门。

天目春色浓如雾

她的歌喉相当清越动听，席与言不由得敛容屏息。

念昔年归去

血色裙罗别君难

一点点

啼红雨

倚红眼扫了一下全场，席与言觉得倚红几乎是嗔怪地朝他瞟了一眼。风月场上故技，他想。但他突然觉得这首曲子在讲一件事，一件他永不可能忘记，偏偏今夜没有记起的事。

嘈嘈切切一段拨弦已毕，倚红吸口气，又唱了下去：

此去马蹄何处

向碧山归路

孤寺夜色看月时

还忆着

朱颜不

琵琶声停时，席与言猛一下站起来，想朝倚红走去。但在满堂喝彩中，倚红已转身应付众人半戏谑的恭维。席与言只好转过身来，面对窗外的夜景。

品香楼坐落在玉莲亭东侧，面朝断桥。浅碧窗纱，映着远山，落日最后一丝余晖正在消逝。西湖湖面上，十多艘画舫驶过，而一边的昭庆寺溜水桥一带街市，已是点点灯火，一派锦绣。

她早认出我了！她在戏弄我！席与言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点得再明白不过：天目，血色裙罗，马蹄何处，孤寺夜色，记得朱颜否？还要怎么说？真是愚不可及！四年了吧，他想，胡须长了，痴愚依然。

他假作如厕，离开宴席，找到正在照应其他房间的徐三娘。

“倚红是哪个州府转来的？”

徐三娘拍手高笑：“席老爷有意了？”

“就算有意吧。想知道来历。”

“明人不暗语。一个衢州客带来的，要价不小，一千两。”

徐三娘的话要打折扣。这灾乱遍地的年月，到处是生计无着的流民。席与言说：“我看她是摇钱树，你不会吃亏。”

“席老爷，我们妓家一向只收养幼女，自己调教。我看倚红姿色非常，才破此例。您真是独具慧眼。”

“今夜我不走了。”

“老爷常客，就算鄙楼一点敬意。以后道署上有事还得求您。”

“不敢不敢。你知道我不沾公事。”

他们推来让去，席与言最后开了一百两银票。

P1-4

每次听到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小说？”总觉得挺逗，这问题大有问题。应当问，“你怎么不早写小说？”此话无人问过，是我常问自己。回答却一样不容易，三两句说不清的事。

有时我幽他一默：“小姑嫁错郎。”

一想，也不对，像事业不顺心者把责任全推到“毕业志愿指导教师”身上。我从无福气得到一点这方面的指点，只有在煤矿挖煤的70年代将结束时，我准备考研究生，一位矿部主任对我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一边拍拍我肩膀，减轻此警告的冲击力。对此我很领情，但研究生还是要考的。

即使当时有高人指点：“别急着去做学问，何妨试试创作。”我会写小说吗？不会。原因简单而颇为实际：太慢，浪费十年之后我已等不及，况且工棚紧挤的双层床之间没有一张桌子。

那位部主任果然实践他的警告，用许多大红公章阻止我“自谋出路”读研究生。能溜出煤矿已得念佛，还想别的？

学问做得不怎么样，只是十年无书读之后，读什么都可以。1981年我得到了富布赖特学者研究奖，跑遍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文学档案库，翻检世纪初美国一二三流诗人关于中国诗的通信投稿等等。无聊题目已做得自得其乐。

1983年，在北京参加中美比较文学第一次会议，在筹备会上钱锺书先生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俏皮话和宏经僻典的引证说明了他的观点之后，突然说：“在座的青年朋友，不要做‘学’忘了‘文’。”当时我一惊，马上又镇静了：世上能有几个钱锺书呢？

此后又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去读了四年书，四年忙着写报告哄教授，忙着教书赚学费，忙着拿高分抢奖学金，连学问都不做。

我心里着急了，我已赔不起时间。早早读完，打起包裹，把我买的上千册书运回我尚无寸地之房的北京，完全没有留在国外的想法。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时，路上遇到导师白之(Cyril Birch)先生。他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打电话来，说要招聘教师，你何不去一次？”

免费玩一次欧洲，何乐不为？这一路遇，却把我朝“学术”方向又推了一把，此后就没有走回头路的机会。

因此，对虚拟的问题“你怎么不早写小说”只有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来就没有机会。”命运的鞭子催着我在学术之路上颠簸，从来没有尝试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不过回过头来问，如果有选择，我会早十年或十五年成为一个小说家吗？这当然又是虚拟的问题，但从规律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凡是学问能玩几下子的人，创作总不太行。古人才高，《沧浪诗话》远比《沧浪集》写得漂亮；《笠翁十种曲》怎么也比不上《闲情偶寄》的戏剧理论；写论文都“笔底带感情”的梁启超，小说写得像讲义；而胡适“尝试”用创作说明其理论，只给现代文学添了几分窘。

自然，例外也是有的。茅盾作为理论家和小说家都领袖群伦；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ito Eco)几部长篇巨制让人叹服；英国文学理论家洛奇(David Lodge)写小说讽刺理论界入木三分；美国女批评家苏珊·宋塔格(Susan SOntag)写小说一样才气横溢。

说到底，这些都只是例外，在庞大的文人队伍中，这样的例外不形成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数字。学术、创作，哪一行都得穷毕生之力，能做出点成绩已算侥幸中之侥幸。尤其是我这一代，浪费掉的岁月最多，被命运播弄得最惨，“文革”前入学，从1967到1970届毕业的大学生，看着前面几年受完高等教育者，在80年代成为功力深厚的学科带头人；再看后生几年的所谓老三届，没有半生不熟的专业教育束缚，在广阔天地里又少了点管束，多了一点心灵自由，新时期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多出于此辈。自此以后，一代比一代机灵聪明，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五年一个学术代来计，我们这个“文革代”，可以说是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最呆笨、最没出息、最少才气的一代，在任何行当都是人才出得最少，留在西方的职业人士也最少。我们只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就算不错了，何复艺术？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在近三年写起小说来？说起来可能不信，写小说是我的“怕挤”恐惧症逼出来的。我从小怕挤，情愿步行不去用肘子功夺公共汽车之门；曾经想入团，那推搡劲儿把我吓坏了。

入了学术圈，发现同行轧挤得更惨。记得在“搞”外国文学时，一位前辈说：“上面老头还没去，你们下面又挤上来了。”可能是酒后真情，那股怨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心想，研究莎士比亚，怎么不到英国学界去挤？中国莎学界怎么嫌人多？

想到此，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决定离开外国文学研究界，转向翻译；不久遇挤如故，转向现代文论；不久遇挤如故，转向比较文学；不久又如故，转向诗论诗学；不久又如故，转向叙述学。至今算来，平均每三年改一次学术方向，而今可以对每一辆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者说：“其实上面挺空的，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上这个车。”

为怕招人嫌，如此躲法，也算煞费苦心了吧。即使这样，当我试图在北京找个大学回国任教时，惊奇地发现首都几乎每所大学的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教研室都挤。平时开会时有说有笑的同行，直接或间接地劝我别来跟他们“加塞”抢房子，抢职称，抢“博导”。这令我大吃一惊。不是说什么学术危机吗？怎么学界依然全天候拥挤。与其撸起袖子来干一番自我证明，不如高悬免战牌退避三舍。

由此，三年前我才面临进入学术界十五年后的真正危机，才真正遇到一个选择机会：我可以写诗，写小说。我不必让同行们觉得我会去挤他们。请放心，朋友们，我心不在学问上，只想做些创作小玩意儿。戏台宽得很，况且我还能唱些别的戏目，唱得不好看官们会包涵。

虽然这三年中我的研究还在继续，论文也在合集，著作也在出版，那基本上是惯性，是职业的最低要求。我若想回北京，就得有所不为。要证明我放弃“洋铁饭碗”高薪长俸，只是为了乡愁，不是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