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口述自传》由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口述。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其主持近代史所时期，秉持“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的宗旨，亲自拟订口述历史大纲细则，首开风气，带领一群青年史学学者，推动口述史料采录工作。他亲自主访并校理文稿，受访者59人，文稿近500万字。他还听从胡适的建议，以身作则，接受所内研究人员15次采访，完成《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一书。

郭廷以是一代史学宗师，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实证史学的典范。他在《郭廷以口述自传》中，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记述了上世纪20—50年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图景，内容细微、生动而完整，是近代史研究者难得的参考资料。

引言

一、故乡的地理和人口

 (一)地理

 (二)人口

二、社会生活

 (一)一般的生活状况

 (二)婚丧习俗及农人消遣

三、家世

 (一)祖父的奋斗故事

 (二)我在祖师庙上学

 (三)故乡的土匪

四、中学时期

 (一)投考中学

 (二)开封二中的师长

 (三)五四运动前后

 (四)离开二中

 (五)初到南京

 (六)南高附中的师长

 (七)同学与朋友

五、大学时期

 (一)保送东南大学

 (二)由南高到东大

 (三)平静的学习时期

 (四)东大学潮的背景

 (五)东大学潮的经过

 (六)鼙鼓声中完成学业

六、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

 (一)革命军克复南京前后

 (二)清党前后

 (三)任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秘书

七、服务于中央党务学校时期

 (一)中央党务学校的创立

 (二)蒋总司令下野

 (三)蒋总司令复职

 (四)济南惨案

 (五)北伐完成与党务学校之改组

八、清华两年

九、从河大、政校到中大

十、战时我与中大

十一、抗战后的经历

十二、怀友忆旧

 (一)胡宗南

 (二)唐培经与周鸿经

 (三)原素欣

 (四)江良规

 (五)胡抱

 (六)赵特夫

 (七)曾广菜

附录一 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

附录二 郭廷以先生简历及著作目录

附录三 良规的志行

原版出版后记

二、社会生活

（一）一般的生活状况

大致来说，北方的生活比不上江浙一带舒服，但较诸西北各省却好得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我并不以为生活太苦，尤其是在河南中部。一般来说，南阳、许昌、汝宁、信阳、潢川以及靠近鄂、皖两省一带，是河南最富庶的产粮区。三国时候，曹操曾屯田许昌，地距舞阳不远，曹操的成功，殆与粮食的生产有关。这一带大体没有大旱或大淹，旱灾几十年不一见，虽说是靠天吃饭，但比起长江以南、黄河以北之需要灌溉，要轻松舒服多了。农地不必浇水，过去虽也有沟渠，但后来整个荒废，荒废的原因是风调雨顺，根本用不着沟渠。

这一带的地（北方不叫田）每年可收获两季；一为夏初的麦子，一为秋天的杂粮。麦子的收获看似重要，其实并不若秋天的杂粮。究竟一亩地一年有多少收成？一个人到底种多少地才能过活？以澧河一带而言，如自己耕种，一切正常（风调雨顺，人工照料周到，施肥也够），一亩地的麦子可有四至五斗，合一百五六十斤。如每年仅种一季麦子，所谓“杀旱”地，可达二百斤上下。若种二季，即麦收后再种秋粮，收成又可超过麦子。所谓秋粮，包括高粱、小米、黄豆、黑豆、荞麦、芝麻、红薯等。无论高粱或小米，尤其小米的收成，一亩地至少二百多斤，甚至有达三百斤的，可见秋收重于夏收。普通种麦，一小半为大麦，一大半为小麦，因为大麦的产量比小麦多，但不好吃，故农人留着自吃，小麦则出口外销。

一般人家的食粮，小麦只占二成，其余七八成全靠大麦杂粮维持。杂粮之中的红薯为重要食品；因为红薯产量大的关系。一个八口之家，若种二亩地的红薯，配点小米等杂粮，就可从阴历九月一直吃到十一二月，因此有些人因经常吃红薯而感到倒胃口，足证红薯对中国的民食关系之大。过去中国没有红薯，大约明朝晚年才从外边传来。小麦既只占消耗量的十分之二，可见平时很少食用，有些人是没有力量吃，有些人则是舍不得吃，或因风俗所关，不愿因吃小麦而让人说他不知省俭。一般人家，吃小麦的日子有限，大概收麦时吃几天，再有过新年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吃几天，顶多吃到正月十五。我们家境较好，一年完全吃小麦的时间约有四分之一，大概阴历四、五月间吃个四十天，另外从腊月二十三日起，吃到阴历二月初，但合起来一年也不过三个月左右。总之，一般人家，包括我的亲戚在内，很少吃麦子面。

农村外销的农产品主要为芝麻，其真正产区则在淮河白河流域，尤其南阳一带。一到黄河以北便少了。我们家乡不仅吃的是麻油，即点灯、车轴所擦用的也全是麻油，因为我们无所谓花生油、豆油等物。所以别处的人觉得奇怪，说：“你们很俭省，就这方面看，你们却很奢侈，拿麻油这么用！”芝麻虽贵，农民因田有限，却不能多种。乡下人亦多不轻易吃油。普通七八口之家，一个月吃不到几两油，因为他们大都没有菜吃，所以亦没有机会吃油。夏天吃的蒜枝子或其泥汁，也只是加点盐巴，滴上几滴油花，用筷子系个小铜钱，在油罐中一沾，再挤一滴，可见乡人生活之艰苦与节省。我五六岁时，有一次端阳节，到外祖母家，她家有七口人，因没有菜给我吃，临时要做油饼，却到处找不到油。外祖母说：“刚刚过年买了一斤油，现在怎么吃完啦！”你想，过年是阴历十二月，现在已是阴历五月，一斤油吃用了四五个月，她还觉得奇怪呢！点灯最多的是富有人家与生意人家，一般农人真正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晚上根本不点灯，即令不得已也只点照一下。像女人夜晚或天未亮起来纺线，需要照明把线头续到轴上，也仅用干麻杆点个火照亮一下，由此可见一斑。就是民国初年火柴那么便宜，也仍然用火石打火。以上我所讲的，是以每户平均有耕地十余亩至三四十亩的人家为准。

像台湾一样，肥料是农人一大问题，肥料不足，收成便不好；愈穷的人家，肥料愈少，肥料愈少，收成便越不好。肥料既是迫切的需要，只有用堆肥补充，因此在北方，家家门口都有个粪堆，用以储积牲畜的粪便。这种粪便很是宝贵，自家牛驴拉的排泄物，即不让别人来捡。穷人家因肥料不足，一亩地能收成上述的一半，已算相当满意。即夏收一百斤，加秋收一百多斤，总共也不过二百多斤，而一年有三百六十天，决不够吃。再加上生儿育女，婚丧喜庆的开支，都出在田中所收，更是无法应付。丰收如此，荒年更不必说。农人生活之苦，由此可想见。农村平均每人有二亩地的很少，即使收成正常，一年也不过四百斤，磨成面粉至多为三百四五十斤，而穷人一天吃一斤半面粉是很平常的事。真正来说，一个人若自种五亩，三亩自吃，两亩做为纳粮与应酬开支，这样才可勉强应付。清末至民国五六年间，百姓对公家的负担很轻，田粮不算太重，其多寡，视地的好坏而定。有些人家有几十亩田，一年只缴一两银子，如果隐藏几亩不报，政府也不易知道。

农家的早中两餐最为重要，因为吃过饭后就要工作，故必须吃饱。至于晚餐，则尽量简单节省。河南土话，吃晚饭为“喝汤”，所谓汤是指汤面条。我小时对我家工人的吃饭，印象特深。他们的一餐除用汤碗盛一碗“糊涂”（小米粉制成的粥）外，还用两根筷子，分别穿起两个各约六七两重的大馒头，这一来四个馒头就有二十多两。中午若吃凉面条，所谓上等饭，每人至少可吃三四大碗，消耗之大简直不可想像。乡人没有菜吃，冬天情形稍为好些，可能有萝卜或白菜等蔬菜佐餐，但这是地主人家才有；普通人家，或吃蒜汁，或食辣椒汁。

乡人的婚丧，是件大事。特别是嫁女儿，早在一二年前，便要预备嫁妆，甚至有自行种树，以便打造箱笼家俱。娶媳妇亦是一大负担。再者，老年人一到五六十岁，便要准备棺木，每年亲自看着油漆一遍，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身后之事如何重视。但必须称为富有的人家才能作此打算。P4－7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时受业于柳诒徵、徐则陵等名师，深受影响，打下治史问学的深厚基础。后随罗家伦赴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两人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拓展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后又任职教于河南大学、南京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兼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1955年开始筹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近代史所成立后即任所长。1969年赴美夏威夷大学讲学，1971年卸任所长职务，长期留在美国孜孜著述，1975年病逝于纽约。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注重依据确实的史料立论，是实证史学的典范学者。他筚路蓝缕，著述丰富，对史料丛书编订及工具书表类撰修、近代史档案资料整理等方面均有杰出建树，深具国际影响。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近代中国的变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台湾史事概说》等。特别是其主持近代史所时期，秉持“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的宗旨，亲自拟订口述历史大纲细则，首开风气，带领一群青年史学学者，推动口述史料采录工作。他亲自主访并校理文稿，受访者59人，文稿近500万字。他还听从胡适的建议，以身作则，接受所内研究人员15次采访，完成《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一书。

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列入《百科史学·口述历史丛书》出版，惟以统一规制，改书名为《郭廷以口述自传》。郭廷以先生的这部口述自传，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反映了上世纪20～50年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图景，及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其所述史事，细微、生动而完整，尽显史家修养，是现代史研究者难得的参考资料，也是大众读者喜欢阅读的历史掌故。

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仅在体例上对原稿做了一些调整，如重新整理了目录、加了书名刊名符号，而纪年、数字等表达方式一仍原稿。

校完最后一校的郭师廷以（量宇）访问记录，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也有一些话，顺便在这儿向量宇师的亲友和读者做一个交待。

民国五十一年十月，郭师找我进近史所，主要就是参加口述史的访问工作。到民国五十三年九月我出国的短短两年期间，先后追随沈云龙教授、张朋园学长访问过的人物正好有十人之多，而其中感觉精神压力最大、工作最吃重的就是郭师自己的口述了。

郭师的口述自己历史工作，开始于民国五十三年三月。他因公务繁忙，通常选择周末下午，由朋园兄带着存恭兄和我，到和平东路的师大宿舍进行，主要取其清静不受干扰。往往从下午二三点钟到晚上九十点钟，郭师连续讲七八个小时（除中间吃饭略事休息外），毫无倦容，我们做学生的在旁全神贯注倾听，振笔疾录，并得随时注意录音带的转动，也不敢有一丝松懈，精神压力之大，可以想见。以后天气逐渐转热，郭公馆并未如现在家家户户多装有冷气机，因此在闷热的日式房屋内挥汗连续工作数小时，确实也够辛苦。

这种辛苦对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并不算什么，最麻烦的是整稿的工作。每次长谈下来，听录音整理的结果，多在一二万字左右，往往必须连开几个夜车方能把初稿赶出来。更伤脑筋的是，量宇师的河南口音和腔调都不是很容易听懂的，他所讲的地名和人物也多闻所未闻，不是一般地图和工具书所能查到的，所以所费的力气特别大。听不清楚或查不到的，下次谈话时又不便，也没有时间多问，只得把问题留在初稿上，让他自己修改。可是，他的工作甚忙，改得又仔细，全稿虽早就整理好送请他过目，但一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改完。所以访问记录中如有错误之处，应该是我和存恭兄的责任！

访问虽苦，但在访问期间，也有几件苦中有乐、值得追忆的事情。第一，郭师平时颇予人有不苟言笑、严肃冷漠的感觉，但在访问过程当中，谈到童年趣事和求学情形时，常常表露出幽默风趣的一面，兴奋时也会呵呵大笑！一到大热天，他上身只穿一件短袖白汗衫，感觉上便平易近人多了。第二，郭师的记忆力实在过人，举凡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或所看过的资料，小至一支童谣，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都记得一清二楚，都能过目不忘！这除了他极富历史细胞外，应该归功于平常就能观察入微，处处用心，事事用心。第三，郭师兴致好时，常在访问告一段落之后，带我们到当时台北的一些有名餐馆（如真北平等）小吃一顿，除藉此打打牙祭外，也有机会在酒酣耳热之时，聆听他论古说今，月旦人物一番，增加不少的见闻。

量宇师的口述，虽共只进行了十五次，但前后时间却拖了五年之久，因为从第十一次后中断了四年才又恢复。由于时间拖得长，朋园兄和我都先后出了国，后来几乎剩下存恭兄一人独挑大梁。民国五十八年八月，郭师因出国讲学，口述工作自动停止，关于他筹备近史所的艰苦经过和以后的种种发展都没有时间再谈，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相信郭师也是抱憾而终的！

全稿十五次纪录，我因当时忙着准备出国，只整理了三次，其余十二次由存恭兄独力完成，最为辛苦。出版时，我们把吕实强先生所撰的《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吕实强与张瑞德两先生合撰的《郭廷以先生简历及著作目录》，还有郭师所写的《良规的志行》一文，当成附录，放在书后，使访问纪录更为完整，也更有助于对郭量宇师一生学术贡献的了解。

本访问记录从筹印到校对和出版，动员了不少人力，吕实强、陆宝千、杨明哲等几位先生，李慧玲、官曼莉、魏秀梅等几位小姐都曾参与其事，或校对，或任编制目录索引，或帮助解决疑难和挑选照片，费时费力，在此一并志谢！惟校对工作颇为不易，错误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是幸！

陈三井谨识

民国七十六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