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晓洋是那年秋天到的重庆。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两年，在南京某高校历史系做讲师。那半年没给他安排课，他就到重庆来了。
你别以为他到重庆是考察大轰炸的，他那时候的主攻方向还放在沿海战场，像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他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能在那块地面上，闻到时间深处的气息。他写过一本书，叫《南京第十三》，听上去像篇散文的名字，其实是部历史著作，也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生把论文写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并不多见，他不仅写了，还出版了，且很快被译成英、德、韩文，受到学界的赞誉。但他自己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他这人，表面豁达，骨子里面其实是相当极端的。极端而且固执。
事情明摆着，如果他按照《南京第十三》的路数往下走，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可他偏偏不那样走。
我曾经问过他原因。
他的回答是：“看上去我在揭示，事实上我在遮蔽。”
他这话我能够理解。跟他恋爱不久，我就读过那本书。不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自己连样书也没留，我也根本不知道有那本书的存在，隔行如隔山嘛。还是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当时在渝州文理学院生物系当主任。渝州文理学院开始叫渝州文理专科学校，1980年升为本科，叫渝州文理学院，十多年后又叫成了渝州文理大学。有天，历史系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有眼光呢，找了个才子！”
晓洋来重庆，是有事找生物系的李教授，我父亲接待的，父亲对他的印象很好，1米83的个头，又文质彬彬，但并不知道他在史学界已小有成就。这天父亲听历史系那位老师把那本《南京第十三》吹得天花乱坠。心想不过是同行间相互捧场，图的个让人喜欢。但他还是很兴奋，回家马上告诉了我。
我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大四学生，立即去图书馆借来，花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把书读完了，从中知道了很多事。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课本上学过，我还看过至少两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三部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晓洋的书依然让我震撼，让我觉得陌生和新奇。当然，我也知道还会有更多的震撼、更多的陌生和新奇，被埋在水面之下。这就是他所谓的“遮蔽”。
每一种揭示，不都意味着遮蔽吗，这是事物本身的法则，没啥值得羞愧的。
晓洋却羞愧得不行，知道我读了那本书，他很不高兴。
他说：“无聊。”
是说那本书无聊，不是说我无聊。
接着又强调一句：“无聊透顶。”
他就是这样极端。你从他的死，就知道他有多极端，多固执，多执著。他对死也很执著。他有过三次寻死的经历，两次跳水，一次上吊，两次跳水都没死成，因为他会游泳，而且还有人救他。第三次终于成功了。这三次寻死，是在八天之内完成的。执著，有时候真不是好事……
在他的血统里，有一些比较混乱的因素。他爷爷的爸爸，是大教授，爷爷的爷爷，是江阴乡下的大地主，再往上溯，是小地主、投机倒把的商贩、手工艺人、自耕农、无产者。他们黄氏家族，奋斗了好多辈人，终于把“无产者”像掐臭虫那样掐死，踩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曾祖父抛弃了土地，也抛弃了土地赋予的对生活的想象。爷爷虽没干过一天农活，回乡下的时候也很少，而且每次回去，进屋就把鞋脱下来，让用人把鞋底上的泥打扫得干干净净，却尽力要把土地赋予的想象变成现实——他带领一家老小逃难逃到万县时，还忙里偷闲，娶了二房。但他年轻那阵，在青岛船舶公司待过十来年，接触过不少洋人，思想里又有开放和新潮的一面；只是，他的新潮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的享乐。
晓洋在学术上敢于否定自己，生活上却极其守旧，拒绝用手机，拒绝买车，拒绝上网。学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否定自己，即是部分地否定自己的生活。
否定和守旧，使他陷入混乱。
他认识到这种混乱，厌恶这种混乱，于是不惜采用极端和固执，来扭转这种混乱。
我不认同他对自己著作的评价，他就进一步给我解释，说那种研究方法太腐朽，笔下的历史，是胜和败的历史，胜败双方都拿着把算盘，算盘上挂着几串数字：耗费多少财力，损失多少物资，伤亡多少军民，杀死多少敌人，抓获多少俘虏……好像历史就是由这些数字组成的。
那些数字仿佛描述了所有的事物，其实是抹掉了所有的事物，成了禁锢人的白色监狱。我们看到的，只有那片又厚又冷的白，没有血色，类向尸体。而历史应该是温热的，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也只能通过局部去关照整体。我们说死了一个人，能感觉到死者的血怎样慢慢流尽，体温怎样慢慢变凉；死了多个，感觉就没那么清晰了；死了一百万、一千万乃至几千万呢？这就需要学习一定的知识，动用加减乘除甚至借用计算器，才能算得明白，因而变得与生命本身无关。
人类的竞争，也就不是生命质量的竞争，而是对数字的竞争。
如果真是这样，对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他决心“洗心革面”，把历史做活。
怎样才能把历史做活呢？
——从个体出发，走向个体。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