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是一档高端时事评论节目。节目定位高端、权威,追求客观、理性、建设性,强调多元视角、多维观察,聚焦中国改革发展,关注社会变迁。节目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时事评论员及社会各界精英,参与评析当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在全国形成重大影响的热点新闻,以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现象、焦点话题。
《中国真问题》由聚焦中国节目周年精华辑集而成。书中呈现了中国转型时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大到中国经济,小至百姓钱包,都与国家发展、百姓生活休戚相关。本书由曾国欢、李向平等编著。
《中国真问题》是一部逼视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高端时评类论著,由聚焦中国节目周年精华辑集而成。书中呈现了中国转型时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大到中国经济,小至百姓钱包,都与国家发展、百姓生活休戚相关。《中国真问题》透过六十多位权威专家的视角,问计国计民生:城镇化到底是谁的城镇化,为何中国制造中国贵,国企利润如何惠及于民,谁动了我的经适房,高药价谁制造,我们还能吃什么……
中国在哪儿,我们幸福了吗?
本书由曾国欢、李向平等编著。
茅于轼: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肯定有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市场出了问题怎么办?一般认为由政府来解决,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这有一个前提,认为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对的,市场错了,现在由政府来纠正。问题是政府也不一定对,政府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关键还要靠市场本身纠正自身的错误。
市场不仅指交易,还包括市场的构成,消费者是市场结构中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平衡力量。还有商会组织,也是纠正市场问题的一个组织,它是非政府的。再比如说媒体,它也可以纠正市场的问题,所以需要很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平等性、竞争性、法治性和开放性。既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出现问题也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这种政府力量的介入会不会有损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呢?
张晓晶:刚才茅老师讲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市场。就是说制度供给,其实往往是政府提供的。比如商会,比如一些监管机构。政府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使得市场本身的行为得到一定纠正。因为如果全面市场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关联方。比如说评级机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的中介组织,它可以游离于这种利益之外。还有监管,像一些很复杂的衍生工具的交易,本来是要禁止的,或者是要限制的,这些是市场之外的。
三十年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还有一定缺失,使经济发展走偏了路。我们的上层建筑没有端正自己的作用,让国有企业大范围发展,助长了垄断与不公平竞争,也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种种障碍和困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急于产业升级,比如说广东,发明了一个词,叫“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原来这个笼子里的鸟不是什么好鸟,又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所以把这个笼子给它腾空,换进那些升级过后的鸟。广东地方政府很有智慧,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把这个产业怎么迁出去,如何与地方GDP考核挂钩等等。政府强力推行的这种产业升级究竟利弊几何?
茅于轼:政府做的事做对了是非常好的,但有时也可能做错了。所谓的“腾笼换鸟”,当然是换比过去好的鸟。我相信政府对此是很清楚的。比如说,第一,不污染;第二,低能耗,最好有高科技,再加点创意产业。但低能耗不一定就对,如果低能耗都对,那高能耗通通都取消了,难道就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了吗?所以不能说低能耗、低污染就好,但也要有限度。污染也不是绝对坏,如果绝对坏,我们通通都恢复成原始人,就都没有污染了,不要坐汽车,也不要坐飞机,很显然这不现实。污染还要有,只是得有一个界限。所以最后的目的,还是财富的创造,从经济学来讲,换了鸟应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这才是对的。
广东有的地方政府限定某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在几年之内把工厂迁出,这也不是办法。因为高能耗的企业还是社会需要的,钢铁业就是高能耗的,你能不要钢铁行业吗?建材也是高能耗的,现在我们盖那么多房,没有钢铁、没有建材怎么盖得起来?有人说现在不要盖房子了,那不见得吧。我们要的是效率,是你投入的东西的产出比,包括能耗及其他。产出高、投入少,这就是效率,是经济所追求的。
既不污染又低能耗,还有高科技含量,最好再加点创意产业,这是各地政府最欢迎的招商项目。很多政府都坚决拒绝高能耗企业,并把它写进政府报告,作为自己的业绩。政府的这种态度和做法该让人如何理解呢?
张晓晶:我觉得,就是拒绝“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最主要的是要先有一个好的商业环境,比如说一个规章制度,一个规则。其实政府要做的先是设定规则,在这个规则下,让企业自主地进入和退出。如果没有规则,假定政府派人去招商,他看中了说这个是能耗低的,那个是节约资源的,由政府这样来选的话,很可能会出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并不一定要各地政府都宣称我不要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些产业在哪儿生存下去呢?要把它们都灭绝了吗?我们现阶段还做不到。产业结构转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政府而言,制定规则更重要,而不是由政府自己来选产业。P13-15
这本书的名字是《中国真问题》,这意味着有些问题是伪问题。的确是这样,表面现象和问题的实质往往是两回事。一般人看问题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误导,忽略了深层次的更本质的问题,把伪问题看成真问题,会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搞错,浪费了资源,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真问题和伪问题之争的一个例子是收入分配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这可以说是真问题,但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富人一掷千金,穷人无立锥之地。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许多年,可是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可见光讲收人分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它的真问题何在?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特权,在地位和权势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容易被观察到,但它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成因,而且是极其有害的一个原因。城里人和农村人享受的国家福利决然不同,国家花费上万亿元的保障房对进城打工的人而言根本享受不到,而他们才是最需要住房帮助的人。教育、医疗、低保,都有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区别,更不用说因特权而造成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特权者不守法,特权车横冲直撞不是个案。打起官司来,无权无势的人往往被忽视,公平判决难保障。
区别真问题和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很困难。只要冷静地思考,客观地分析。困难在于大多数人不习惯于冷静思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容易被从众心理所裹挟,人云亦云。这时候专家的意见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集中了专家们的观点,会帮助我们分辨真问题和伪问题。
2011年8月19日
中国在哪儿?这是一个时代的迷思,孜孜以求,又莫衷一是。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部学生的午餐却依旧冰凉;鳞次栉比的北京CBD,向外几十公里是环京贫困带;因世博而夺目的上海,荣光却因一场大火而黯淡;打通全球市场的珠三角,却总是和打工者充满隔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先生在《聚焦中国》节目中所言,这是一个拥有着“二重属性”的国家。
如此复杂的转型期,如此多层级的社会形态,身处其中,每个人难免会有些目乱神迷。其实,媒体何尝不是?欲为社会指点迷津,必先自正其身。无须讳言,媒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社会嘹望者,也充满误区。概括而言,我认为三种趋向伤害最大:概念化、道德化和体制化。
若干年前,一位台湾同行对我说:“内地的媒体喜欢千年万年,而台湾的则是只争朝夕。”之所以如此,痼疾之一就是概念化。总是试图用一种理论和框架去获取一个根本解决,一语点破,一眼看透。于一个栏目而言,大而化之地描摹出一个“中国模式”来,非所能,也非所为。在这条探究的路上,媒体的作用,是问题的粉丝,而非概念的拥趸。九十多年前,胡适曾喊出了“多研究些问题”的口号,并得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的判断,若不论及当时的政治背景,时至今日,对媒体而言,这些主张仍然有借鉴意义。
研究问题的障眼法之一,就是道德化。因为它可能会给你设定思考的禁区、盲区,还会让讨论陷入对错的泥沼,而非利弊的权衡。例子最明显的,莫过于艾滋病防护中发放避孕套的措施。去道德化,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思想界奋力而搏的境界,但却又是最难以脱身的桎梏。对此,我们做得如何呢?
毋庸置疑,我们存在太多的问题。每个国人,都急迫地想找到病灶,除之而后快。但有一种倾向,又会一再表露,这就是对体制的迷恋。解决方式,是在找制度;出现问题,也一把推给它。似乎个人永远是受害者,是旁观者。但果真如此吗?北京地铁电梯急停事故,运营者和生产厂商担责自不待言,可我们乘坐电梯的混乱无序,难道也是体制问题?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规矩地站在右侧,让出左侧通道,会是什么结局呢?个人,难道没问题?
《聚焦中国》作为一个时事评论类节目,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问题视角。所以,在本辑录中,你可以通过一个个话题,去抚摸这个国家现在的脉搏。但笔者更期望的是,读者能够去想想每个嘉宾的思维方式,批判地去看待每个问题、每种表述。
中国在哪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1年8月
这本书的名字是《中国真问题》,这意味着有些问题是伪问题。的确是这样,表面现象和问题的实质往往是两回事。一般人看问题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误导,忽略了深层次的更本质的问题,把伪问题看成真问题,会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搞错,浪费了资源,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茅于轼
对这种本身具有真问题的媒体每日每时选择性报道的和内含倾向性的评论,受众们如何形成基本的“问题意识”,如何形成解构复杂矛盾的问题意识?假如我们还有公正的媒体人和作为公器的媒体……
——温铁军
《中国真问题》所涉领域极宽,论者八仙过海。能解决自身问题未必能解决国家问题,能解决抽象问题未必能解决具体问题,但这并不影响阅读与思考。
——马未都
都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什么是言论的生命和力量呢?我觉得是理性。在媒体利益和道德面前要找到平衡点,在真实和专业性之间找到一个原则。
——陈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