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埃尔·本谢特里特的《诚心在外》是一部中篇小说集，曾获2009年最受读者欢迎奖。主人公是10岁小孩，他居住的地方有兰波大楼。他从来不知道兰波是个诗人。他居住在贫民区，可是阳光灿烂。他有个爱他的妈妈：“《廊桥遗梦》是我妈最爱的电影，她每天可以看一百遍，而且每一遍她都会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有一天，警察要来找妈妈。我想把妈妈藏起来，亲爱的妈妈，她犯了一点小小的错，她还是进了拘留所。

非洲裔十岁男孩查尔利遭遇了非同寻常的一天，一大早，他的妈妈被警察带走。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她一副压根儿不认识他的模样。萨缪埃尔·本谢特里特的《诚心在外》随着时间的滴答流逝而展开，查尔利在这巴黎近郊游逛，寻找他原本优秀、而后却颓废的哥哥，拜访好人，遇见糟心事，也踢球、逃学溜号，做白日梦……这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奥德赛之旅，从黎明到黄昏，每一个章节名都指向具体到分钟的一个时间节点，是属于贫民窟里平常的一天，粗疏且粗鲁，然而，你会看见兰波大楼、波伏娃幼儿园、萨特小学，诗歌、哲学也闪现其中。故事透过孩子之眼讲述，写他所思所想，语言直白幽默，直视城市肮脏粗俗的一面，令人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一章 生活

第二章 8：00

第三章 8：20

第四章 9：30

第五章 10：00

第六章 10：15

第七章 10：30

第八章 10：50

第九章 11：10

第十章 11：30

第十一章 12：15

第十二章 13：25

第十三章 15：40

第十四章 16：30

第十五章 16：50

第十六章 17：20

第十七章 18：10

第十八章 19：20

第十九章 22：50

第二十章 23：40

译后记

最初我以为兰波是一幢大楼，因为我们会说“兰波大楼”。后来我的朋友叶烨告诉我，兰波其实是一位诗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住的大楼要用一个诗人的名字命名。叶烨说，因为他死掉了，而且他曾经很出名。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了这幢大楼才死掉的。叶烨说不是，他老早就死掉了。我说那很好，因为这幢大楼实在太难看，如果他知道这幢大楼和他共用一个名字，他肯定会非常难过。叶烨说，他很希望有什么东西也可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我对他说，我觉得叶烨大楼听上去很蠢。他让我闭嘴，他认为我的名字更蠢。

我的名字叫做查尔利。

——查尔利大楼听上去比叶烨大楼更蠢。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同样让他闭嘴。

我们继续谈论着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街区里，有一大堆用诗人名字命名的建筑。比如说，魏尔伦大楼、雨果小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商业中心，而且它们一个比一个难看。不过诗人在看到它们之前，就都已经死掉了，所以也无所谓。伊达尔戈先生是我哥昂利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教什么，但是他曾经说过，用艺术来装点丑陋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在乎，因为那些小区和大楼其实都有其他名字。比如说，住在勒内·夏尔大楼里的人从来不说自己住在勒内·夏尔大楼里，他们都叫它蓝楼。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叫它，那幢大楼根本不是蓝色的。我私底下告诉你，它是灰色的。不过你也可以去问一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认为那幢楼是蓝色的。还有商场另一端的毕加索小区，从来没有人叫它毕加索小区，就算那里有个公交车站也叫做毕加索，但人们还是合叫它老鹰小区。

我保证，那个小区里的老鹰肯定要比毕加索画的画多。

我曾经跟叶烨一起想过一些名字。如果一个名字能被一直沿用，那肯定超级过瘾。很明显，那些最早叫它老鹰小区的人，如果知道我们直到现在还这么叫它，一定会特别开心。我也希望能够编出一个笑话或者一个鬼故事，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有一天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肯定会哈哈大笑。

我会对人们说：

——别走，哥们儿，这段鬼故事是我编的。

我跟叶烨曾试着想过一些鬼故事，但这很难。因为到了最后，我们总是发现，那些故事已经被人用过了。我哥昂利曾经跟我讲过一个鬼故事，听了之后，我至少三个礼拜没过安稳。他说有几个瘾君子吸毒过量死了，但他们阴魂不散。他们都躲在大楼的地下室里想要用那些恶心的针筒扎我。从那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去过地下室。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叶烨，叶烨说这个故事很蠢，我哥就是一个瘾君子，他应该是吸毒产生了幻觉，所以才见到了鬼。我让叶烨闭嘴，我让他自己管好他哥的烟包，因为他哥也在吸毒。他对我说那是同一包，因为他哥和我哥在一块儿吸毒。

叶烨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世上最令人讨厌的家伙。我保证，每当你想好好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只会来作弄你。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他已经是全世界最会作弄人的家伙了。

如果不拦着他，他就会成天待在大楼前或者门厅里，他会在那里作弄所有经过的人。如果他看见一个老太提着购物袋上楼，他非但不会上去帮忙，还会跟她说：

——夫人，你的丈夫怎么从来不回家？

很明显，其实这个老太的丈夫已经死掉了。

幸运的是，我不止叶烨一个朋友。我们是一帮疯子。如果继续看，你就会发现，他们也不全都是坏蛋。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很明显，因为我们从小就互相认识。你从来不会去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认识了你妈，同样，我跟这些人也是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互相认识了。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叶烨也一样，尽管他比我们大了两岁，但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不得不又等了我们两年。叶烨做得很好，为了补习他的功课，并且有机会跟我们同班，他选择留了两级。

我想告诉你，我们是一帮疯子。私底下所有人都这么说。尽管有些人讨厌我们，但他们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好。

当然，每个人所说的意思其实并不一样。

比如，我们的英语老师汉克女士，她会说：

——他们是一帮疯子！

她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爱，她讨厌我们，她认为我们是一帮头脑不正常的蠢货。

又比如，我们的足球教练罗洛费先生，他会说：

——他们，就是一帮疯子！

这其实是一句好话，因为我们赢得了比赛，我们是一帮超级中前场。

你必须知道，我们靠踢这个破球来打发时间。如果把时间花在学习上，我们早就拿到诺贝尔奖了。我哥昂利常说，在郊区的小学里我们是最好的，但如果去了巴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们就是最烂的。尽管他说得可能有道理，但我还是不想跟他讨论这个话题。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最好的。

P3-5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最初我以为兰波只是一位诗人，因为我们会说，“超现实主义诗人兰波”。后来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告诉我，兰波也是一幢大楼。

刚翻开原著，我就发现了惊喜。萨缪尔·本谢特里特的确带来了一些不同。他的作品，就好像他的本人一样，如同一个站在孤岛上的黑影，既陌生，又迷人：

他以一位十岁非裔男孩的独特口吻，讲述了一段结构看似非常简单，但内容却又尤其精彩的故事。早上，男孩发现他的母亲被警察“无故”带走了，于是，他在接下去的一天里，努力探寻答案。在这一过程中，男孩不断面I临考验，由此体会到了一些只有成年人才能够体会到的情绪：恐惧、感动、平静、悲伤、内疚、幸福、心酸、甜蜜、无奈、苦恼、兴奋、自豪……

也许，作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移民后代，查尔利只有尽早体会成年人的情绪，逼迫自己走向成熟，并且懂得去爱，才能够更好地选择将来属于自己的道路。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

英俊不羁的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出生在马恩河畔的尚皮尼镇。那里距离巴黎仅有十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卫星城区，居住着大量北非、西非和东欧移民。这些移民收入微薄，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受教育程度低下，职业能力有限，因此长期处于法国社会的最底层。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就来自这样一个处于法国社会最底层的家庭：他的父亲来自摩洛哥，是一位锁匠；他的母亲是吉普赛人，无业在家。萨缪尔·本谢特里特自小就居住在一幢兰波式的廉租公寓里，过着查尔利式的生活。似乎他必将延续父辈走过的老路，然而在十五岁那年，他亲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萨缪尔·本谢特里特选择离开学校，提前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未曾获得任何高等教育文凭的贫民窟孩子，他一路摸爬滚打，在辍学后的第七年，完成了平生第一部电影短片的拍摄；又过了五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一年后，他涉足舞台剧；两年后，他自编自导的电影《詹妮斯和约翰》获得了广泛赞誉；又过了六年，他凭借这部小说，《诚心在外》一举摘得法国2009年度最畅销文学作品奖。近几年，他甚至还主演了电影，并举办了个人画展……

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无疑算得上一个天才，他的天赋在广泛领域中得到了认可，但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爱才是真正的主题：“你必须付出爱，在生活中，你必须付出很多爱。永远不要害怕付出得太多，这就是勇气。别封闭自己，如果你心中充满着爱，那你就把它释放出来，展现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如同查尔利面对梅拉妮一样，他面对生活所释放出来的爱和勇气，也最终成就了他。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在他十九岁时，结识了比他大十岁的影星玛丽·特兰蒂尼昂，正是她给了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勇气，让他尝试写作。日后，她也成为了萨缪尔·本谢特里特第一个孩子的母亲。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所使用的语言。生动、有趣，但具有浓重的街头风貌，这使得整部小说透射出了一股浓浓的社会气息。孩子们口中吐出来的语句，恰倒好处的表述，虽然有时候部分词汇显得略微粗俗，但它们也不见得令人感到厌恶，反倒使得小说的内容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亲切，更加感人，更加温暖。我想，这些都来自于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早年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些流行于街头的语言也为翻译带来了难度。

对我来说，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对一些人名的使用：从兰波，到魏尔伦、雨果、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勒内·夏尔、毕加索、夏尔·波德莱尔、艾尔莎·特里奥莱、雅克·佩维、马尔罗，到肖邦、波伏娃、萨特、卓别林、莫扎特、威尔·史密斯等等。上百个人名穿插在整部小说的各个角落。表面上，这只是作者无意识的堆砌，但仔细看就能发现，它们其实暗含着一些符号：法国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涌现出来的．大量文化精英平民文化，还有左翼思潮。我想，这不仅体现了萨缪尔’本谢特里特对诗歌、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偏爱，也可能表达了他对文学和平民生活的态度。那些历史上高高在上的文坛巨匠和著作，要怎样才能融入当前的大众文化？要怎样才能使诗歌、文学、艺术和哲学还归平民生活？这或许是历代文人一直在探讨的话题。作为法国社会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显然有着他对社会构成的独到见解。

当然，小说主人公查尔利的家庭背景，我想，也是萨缪尔。本谢特里特想要表达的主题。法国历史上拥有大量海外领土，由此而来的大量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成为了当前法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移民后代，并且长期生活在移民圈中的一个年轻人，萨缪尔·本谢特里特也借由他的小说，向主流社会表达了移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正如查尔利一样，移民的孩子同样渴望梦想，渴望成长，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尊重，但社会给予他们的生活空间却相对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