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欣博士的这部《林语堂（孤行的反抗者）》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的。结合时代的背景，她对于林氏早期的文化观、文明观和宗教观给予细致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整理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中英文、尤其是英文政论。无论对于林语堂研究，还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多重语境的探讨，这本书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陈欣欣编著的这本《林语堂（孤行的反抗者）》通过整理并研究林语堂1917－1945年所发表的重要著述、与友人及出版商之间的通信，分析其早期思想的形成，以及这一思想对其宗教观及语言文学观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追溯其政治意识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揭示了林语堂鲜为人知的一面。在本书作者看来，闲适的态度只是林语堂精神世界的一隅，而另一隅则为辩论与反抗精神所占据。

导言

从“礼”与“规”透视林语堂近情合理的思想内涵

 一、浅析林语堂的早期思想——从《礼》一文说起

 二、从《子见南子》到《尼姑思凡》

林语堂眼中的中西文明与文化

 一、人文关怀与民族立场

 二、林语堂对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态度

 三、从林语堂的早期科学观透视其中西文化观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自我放逐与回归

 一、从《林语堂自传》看林语堂与基督教信仰的相合

 二、林语堂与基督教信仰的相离与回归

林语堂的一捆矛盾——从《京华烟云》中的孔立夫和姚木兰说起

林语堂眼中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从《女兵日记和战时评论》到《中国新闻舆论史》

另一种选择：抗日战争中的林语堂

林语堂眼中的共产党

 一、林语堂眼中的共产主义

 二、林语堂与左翼人士的相离

 三、林语堂的反共产思想

结论

附录 《新俄学生日记·序》

参考文献

后记

林语堂曾因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而坚信国民党的统治将为中国带来民主，并认为在此党的带领下，中国将成为一个自强统一的大国。但当政后的国民党不仅违背了民意，而且背离了争取民族解放及国家统一的信念。这使林语堂十分失望。他的失望之情以及对当道审查制度的强烈不满使他采取一系列手段来与当道进行消极的抵抗。他一方面以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为阵地，不断撰写抨击时政或讽刺国民党政府不反抗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创办中文杂志提倡表现自我的小品文来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并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与讽刺。在英文世界，他是具有抗争精神的演说家；在中文世界，他从太平人的角度表达内心的诉求。

其实，林语堂在同一时期表现出的两面性本身就具有讽刺当道的意味。北伐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言论自由的监控与打压。“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不仅自身无所作为还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谴责的言论。在严峻的形势下，林语堂无法尽其社会责任来畅谈天下兴亡大事，却又不想与当道同流合污或彻底放弃抗争，唯另辟蹊径来讽刺当道的行为并对社会及人民表达深切的同情。1932年至1936年他借《论语》、《人间世》及《宇宙风》搭建起中文平台来有技巧地讲述自己的看法。他这一期间撰写的中文文章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时事及政治人物进行有限度的讽刺，如《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论政治病》、《论言论自由》、《如何救国示威》等文章。第二类是抒发个人情感，甚至极尽“论小”之事，以至“买牙刷”、“躺在床上”、“西装”、“握手”都成为论说的对象。读者除了欣赏林语堂健雅幽默的文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实性情外，还可以体会到作者通过详细描述琐碎小物来表达对被禁止谈论国家大事的无奈。书写对象愈渺小，文章所表现出作者的幽默，讽刺及反抗的情绪愈强烈。因此，幽默往往产生于两种极端事物的对比中，而讽刺则产生于作者将这一不合逻辑或夸张的现象通过言行展现在读者面前。

林语堂以不为任何目的的写作拒不与政府的宣传言论同流合污，同时，反对文坛口号式的文学创作、工具论的文学观等风气。他在这一时期以言小反抗两种势力，一方面以言极端细小的事物来嘲讽当道禁言大事的政策。这与不反抗的行为截然不同，他既未与当道沆瀣一气，成为政府的传声简，亦未就此封笔，避谈世事。另一方面，他通过言小、闲适的文风以及提倡语录体来反抗当时左翼作家提倡的大众语及文学工具论。在林语堂看来，无论是当道的宣传还是文学工具论都是文以载道应加以反抗。因此，他认为即使琐碎细小之物，只要能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就可视为言之有物的文章。但无论是曲折达意来“消极的反抗”当道，还是不与道统派为伍而“有意的孤行”，却因为他采取的表现手段比较迂回，批评的言辞又相对温和而使读者很难理解作者书写行为中所隐含的反抗精神。因此，他们无法对他文章所表现出的讽刺与幽默抱以会心的微笑。欣赏者与批评者对林语堂小品文的好恶往往都建立在对作家闲适风格及潇洒生活的认识上，却缺乏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然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林语堂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言论则逐渐由贬为褒，由负面的描述转为正面的赞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语堂的英文评论文章以及1939年再版的《吾国吾民》等都表现出这一态度上的转变。1939年林语堂在《吾国吾民》的修订版中，增加了有关战时中国的论述。其中，有一节专写蒋介石并表示自己对这位战时领袖的支持。除此以外，1943年的《啼笑皆非》公开对丘吉尔的殖民政策进行指责以示对蒋介石的支持。他亦于中国内战时坚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共产党进行指责。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蒋介石，林语堂的支持是基于对民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信仰，也是对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同情与理解。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林语堂对于共产主义的怀疑以及与中国平民接触甚少都造成他的政治视角过于狭窄。他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歌颂、蒋介石的讴歌以及对于平民抗日士气的赞扬并非一己之见，而是当时很多支持中国抗战人士的共识。他对于蒋介石的态度有所转变既基于时势需要，也基于个人对蒋介石的理解。中国不团结则无法坚持抗日，而涣散的民族精神无法得到列强的援助，因此，林语堂此时将蒋介石塑造为统一战线并带领中国军民进行背水一战的领袖是出于对现实国情的考虑。随着国共两党的冲突不断升级，他对国民党的倾向性表现得愈强烈。他除了到处游说撰文反对支持共产党的舆论，还与左翼人士彻底决裂。林语堂这种与民意相违的表现不仅归咎于其一意孤行的抵触情绪，也摆脱不了其久居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局限性。

林语堂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并在抗战时期对后者表示尊重与信任，但并无碍于自己对当道的批评。尽管这批评的力度明显因同情逃至台湾的国民政府而减弱，但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唱反调的态度又一次遭到维护党国利益的知识群的围剿。

P115－117

林语堂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人物。他出身于福建漳州乡村的基督教家庭，年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但其对中国文明的信仰和宣传却是他的文字生涯的主轴；他先后获得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但其主要成就，除了编写英文中学课本及词典外，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杂文、小品文及以英文创作的有关中国、中国文化的作品和长篇小说。他的早年教育以英文为主，中文功底薄弱，但最终他在英文和中文的双语写作中找到了一条在东西交汇中通往中国文明的道路，而英文写作更使他的经验、视野、交往关系、创作所诉诸的对象不同于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国作家。

林语堂先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长，以及南洋大学校长，但基本的身份仍然是教授、作家和文人。像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关心政治，1926年“3·18”惨案后，他奋笔谴责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北伐时期，他于1927年赴武汉就任外交部秘书，在1932—1933年间，他还曾卷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政治活动。他与国民党和左翼都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年底，他尚与鲁迅处于同一战壕之时，即因其发表于《语丝》第57期上的《插论语丝的文体一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引起鲁迅的批评。针对他在文章中倡导的费厄泼赖精神，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著名文章加以反驳；他在1932年创办《论语》，提倡闲适和幽默的小品文，更是引起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不满和批判。1933年脱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后，他与左翼的关系宣告彻底断裂。林语堂失望于国民党钳制舆论、贪污腐败，并不断地给予批评，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始终支持国民党。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坛的激烈批评也并未遵守其费厄泼赖的原则，就像他的对手常常越过批评的界限一样，他的言论同样充满偏见。1954年，他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因与校董会发生矛盾而离职。从新加坡回到美国之后，林语堂甚至发表文章毫无根据地指控共产党渗透南洋大学，要求当局查处，其言论深陷“冷战”政治的泥沼。但综观其一生行为，这些行动仍然不失其率真但充满偏见的文人性格，并非老谋深算的政客行径。

在“冷战”的时代，由于林语堂的政治立场，大陆与港台学术界对于他的评价各异，冷热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但1980年代以降，大陆的林语堂研究不但在资料积累和生平研究方面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而且包括著名文学史家唐搜在内的许多学者纷纷著文，对林语堂给予重新评价，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景观。由于林语堂长期旅居海外，大量作品用英文发表，尤其是他在三四十年代的英文政论，至今缺少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林语堂在美国报章发表政论，其针对的对象与国内截然不同，若不能系统地梳理其脉络，并在西方与中国等多重语境中解读，我们很难全面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和他的工作的意义。在20世纪的前半叶，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林语堂的写作帮助西方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及其文化，其水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汉学家和东方主义者。他不惜得罪美国媒体的编辑和一些评论家，对战争初期美国继续对日出口军事用品、对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修辞仍然以保有其殖民统治为前提，更不用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给予尖锐和直接的揭露和批判。若放在今天的语境中，他的一些言论很有些接近左派的口吻。但另一方面，他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理想性解释常常被视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合理化，而在战争背景下，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他又的确为国民政府唱赞歌。他虽然时时发表对于国内政治、包括国民党政治的批评意见，但无论在主观动机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都不足以让人相信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样的语境下，他被国内左翼视为亲国民党的右翼大概是必然的，而在美国，他最终与曾经相互信任和配合的西方左翼友人和进步人士分道扬镳，我们从史沫特莱、斯诺和韩素音对他的描述和批评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20世纪已成历史，但如何认识和估价这一时代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林语堂作为这一时代的一个独特人物，对他的追踪观察也给了我们重新进入纷繁复杂但又常常被大大简化的时代氛围的一个契机。脱离林语堂写作生涯中的这些独特方面，不解释他的写作过程的多重语境，我们很难完整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和创作的意义。陈欣欣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结合时代的背景，她对于林氏早期的文化观、文明观和宗教观给予细致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整理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中英文、尤其是英文政论。无论对于林语堂研究，还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多重语境的探讨，这本书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汪晖

2015年4月80日星期四于威尼斯

林语堂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文人。他是文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评论家、报业人、发明家以及西方人眼中的哲学家。由于角色的多样性，我们很难给林语堂准确的定位；由于他思想认识的多元化，我们对他的了解难以面面俱到。面对人生，他态度潇洒；存活于人间，他崇尚自然。在书写方面，林语堂的文风闲适，笔调幽默，却暗含犀利。

林语堂利用双语优势，将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人的生活及智慧不遗余力地介绍给西方社会，并根据自己的观察来阐述中西文化，并反驳中国通对中国政治、社会及人文方面的误读。因此，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了解不止于神秘的东方，对于中国人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反基督教的义和团，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不止于一些猎奇的风言风语。林语堂的著述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之后鲜有人能达到同样的高度。他既不以贩卖中国的阴暗面招徕文化猎奇者，也不以渲染任何神秘色彩吸引读者，而是通过叙述消除彼此的误解，通过阐述沟通中西文化，通过辩驳重建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概念。因此，林语堂的作品既有理性的光芒，也渗透着同情的理解。正是这种写作态度使他在美国成为一位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哲人，直至今日，他的经典著作对西方人了解中国及中国人依然有指导作用①。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林语堂在国人眼中依然是一位难以解读的过渡人物。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合时宜，以及其文章所表现出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都令他成为众矢之的。1949年后直至80年代，林语堂的著述在内地销声匿迹，无人问津。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幸运的，其作品享誉世界，蜚声国际。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是不幸的，人们对他的关注和热爱融人过多的主观色彩及片面理解。林语堂作为一位过渡时代的文人，其觉醒、独立、严肃与反抗往往被忽略。无论是与人论争还是被人批判，林语堂始终坚持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由于受时代所限，他这一坚持有时是特立独行，有时也倾向一意孤行。但我们无法否定其人其文对人类个体的尊重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对我而言，梳理并研究林语堂的著述及其思想不仅是对他人言行的观察，更是一次内省式的精神之旅。这一求索之旅并非坦途，其间有疑问亦有困惑，但最终收获的是欣喜与感动。欣喜与感动主要来源于各方的大力帮助与鼓励。

我非常感谢汪晖教授在学术方面对我的严格要求以及指导。他鼓励我大量搜集并分析一手材料，以求对历史语境及人物思想保持客观的认识与立场。

我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以及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他们的著述与言论引发我对林语堂与左翼文坛关系的研究兴趣。

我非常感谢唐少杰及张玲霞教授夫妇。精神求索如大海行舟，茫然与挫败感常伴左右，所幸得到两位老师在各个方面给予的鼓励、支持与帮助。  此书从筹备到定稿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编审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在此，我特别感谢马老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

最后，我对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领导及同事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怀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