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评论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书，涉及鸦片战争至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大小几十个问题。本书论述详尽，资料翔实充足，观点新颖、别具一格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是一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极具参考研究价值的参考书。

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访，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我和我的书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新版代序

自序：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19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道同理一”论及其影响

 第一个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近代哲学家

 中西文化互补和融合论的影响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从19、20世纪看21世纪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对新世纪的展望

魏源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开端

 国门洞开前的传统哲学

 传统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公羊学的历史作用

 华夏中心思想与对异文化的宽容

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范围如何界定

 《海国图志》何以不是出自岭南人

 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奇怪图景

 岭南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三岔分流的文化意蕴

——洋务运动时期的岭南文化

 孙文的求学道路又说明什么

 西学输入优势地位的丧失

 宫绅们可悲的文化取向

 社会整合危机的开端

附录一 爱国主义：“革命路线”·学术研究

——答李锦全教授

 “误导”之一：近代岭南文化真相

 “误导”之二：“非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

 走上学术讨论的正轨

附录二 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守

——再答李锦全教授

 治学必先立德，学德的核心是不作伪

 概念必须明晰

 弄清基本事实，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基础

林乐知在华活动罪名辨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催人奋进还是诱人堕落

 释几个误解

西化·现代化·政治家·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百年祭

 甲午战败的主要教训

 政治家的畸形实践

 知识分子的思维误区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戊戌维新百年祭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愚昧吞噬了生机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万身公法书籍》与康有为前期思想

 疑难的由来

 80年代的追求

 公车上书前的思想特点

 甲午战后的高峰

毕生上下求索的启示

——梁启超与中西文化

 中西结合

 向西方学习什么

 继承什么，如何继承

严复思想遗产三问

 严复与自由主义

 严复与民族主义

 为何有两个严复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晚清四失机遇的启示

 晚清的四次机遇

 推行官办路线

 坚持中世纪政治体制

 吞下文化封闭的苦果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抗”论献疑

 谁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

 “被污蔑的口岸华人”

 政权与现代化力量的排拒和结合

《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

 共同的现代性

 创造性转化的开端

 走出宗法关系罗网的曲折历程

 历史的启示

从《盛世危言》到《人权论集》

 大清帝国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自由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

 知识分子的历史承担

五四怨曲试析

 历史的进步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反传统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现代中国灾难重重的思想文化根源

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罕见的指责

 “全盘西化”再咀嚼

 “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危机”来自何方？

章太炎与中国的民主主义

 政治思想的基本性质

 为何反对代议制

 追求什么样的中国化？

罗素在中国

 行程和讲学的基本内容

 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

 中国之路与社会主义论战

 中西文化观及其误解

 深远的学术和思想影响

从《新事论》看冯友兰的文化观

 从世界全局去理解中国文化问题

 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

后记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儒门盛衰都应“反求诸己”。困厄是沿着传统旧径滑行的恶果。

第一，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

这个时期的儒学主流一直有条非常坚固的思想长城：中国文化(主干是儒学)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无庸外求。“天朝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与侵略者五次大战，无不失败，就是中围人为此天朝心态付出的代价。时至20世纪，虽有改变，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举世无存的观念，仍不时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壁垒。1949年以后，那么多人迅速形成“革命的”天朝心态，在极其落后而封闭状态中沾沾自喜，亦是传统思维的余绪。

第二，政教合一。

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学成了历代王朝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连绵二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它在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质素中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同一切依仗政权强制推行的人文思想一样，它有两个如影随身的副产品：

一是培养出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与政权结合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不恰当地把宗教性的道德标定为社会日常的行为规范，而且使之成为博取荣誉地位的首要条件。职是之故，矫情欺世之辈，比比皆是。

二是假“卫道”以营私之辈不绝如缕。其上焉者不惜借权力打断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生机，突显自身的“忠诚”。下焉者则冀图以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凡专制政权必豢养此类爪牙。在历次文字狱、冤案和戊戌政变等大小事件中均留下了此辈身影。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

“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

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

第三，传承了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浩然正气。

外来侵略与内在专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最大忧患。在这些邪恶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没有中绝，这与儒家思想和道德传统的熏陶密不可分。

在侵略者面前，中国军人大都坚持了民族大义。例如，吴佩孚便冷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拒当卖国贼。这是他服膺儒学，修身养性的结晶。“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这副自撰联道出了这位儒将的情怀。

儒学还造就了不少在专制淫威下不屈不挠的耿介之士。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大儒——梁漱溟、徐复观就是其中佼佼者。

第四，薪火相传，开创了现代儒学的新格局。

儒学没有在中国消逝。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已经形成了适应新时代的生存形态。消逝的仅是那些应该消逝的成分。

儒学新的存在是由各有特色的部分构成的。各部分互相渗透，为方便说明，可以强分为三：

一是思想儒学。由康有为开其端。20世纪初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国粹派别树一帜。民国建立后东方文化派继起。20年代《学衡》派与梁漱溟等奋起与西化派抗衡。30年代后，以熊十力、冯友兰先后推出自己的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为标志，新型的儒学已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继近几十年新儒家在港台和海外名家辈出后，近年在大陆也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创立自己的儒学理论的新一代学者。

二是学术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出版的儒家典籍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盛的年代，而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是研究。19世纪总结汉学成果，成绩斐然。20世纪，儒学研究已纳入现代学术轨道。除一切学术活动均不正常的50—70年代外，观点的歧异，体现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繁荣，也表明非学术的压制已经力不从心。

三是大众儒学。在汉族民众中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中断。风俗习惯的传承，古籍的阅读和传统文学艺术的感染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基本渠道。从市井小民到赳赳武夫，完全不沾儒门雨露的极为罕见。

那么，人们为何老是慨叹人心不古，儒学飘零呢？

有的是对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不适应。从钳制和统一思想的标准转变为多元中的一元，角色的转换导致相应的心态转换。恋旧者不胜沧桑，无限悲凉。

有的则是道德秩序重建中的感慨。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中与现代性不兼容的部分必然反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变动不居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一再出现冲破原有道德规范的状况。要是前者比较容易赢得人们同情地理解的话，后者则屡成怨府。P18-21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新版代序。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位编辑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上有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宫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燃烧成灰烬。他不识字，行动却那么自然和虔诚，想必是表达对创造并传承文字和文化的圣人的敬意。民心不古，此景早已消逝；但私心以为白纸黑字，字字体现着学养和人格，对文字实在怠慢不得。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承担的主要课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从开天辟地至20世纪初，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哲学史云云，大都说的是思想文化史。与教学相适应，研究、写作主要关注中国19、20世纪的思想文化。在这个领域如果说我有些微贡献的话，可以归结为不肯讲假话，努力讲真话，因而终结了若干神话。本书初版自序题为“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不悔的追求和信念，本书各篇是其佐证。

“人是观念的囚徒。”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是守望历史和社会，观察，分析，批判，创造，推动观念变革。不过，回顾19、20世纪中国史，往往新不敌旧，偏激压倒理性，后果严重，不堪回首。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及我当时的一些忧虑，归结起来，主要是后现代思潮和民族主义的困扰。时至今日，前者仍旧是一些人自娱自乐的话题；民族主义则出现变本加厉的态势。

本书写作和初版前后，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为师，吼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浊浪在神州大地翻滚。初版自序有感而发，用一页多的篇幅四大段话批评了“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些话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不幸，十年过去，字字句句好像仍是针对今日的时评。事情回到原点，还是捡起被否决了的《我和我的书》作为代序。这是2∞7年初与《名牌》杂志记者的交谈(登在该刊2007年2月号上)。为了这次访谈，当时在《南方周末》属下的《名牌》杂志社工作的周筱赟博士和摄影记者天未亮就到了我家楼下，寒冬中跟着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中快步漫游，累得两个年轻人冒汗！户内外观察、体验和交谈，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以下的问答是其中的部分记录。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永远谦卑，不断学习

记：地道的书生。读书有什么经验，可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袁：我出生在一个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图书馆中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高中在广州念，天地就开阔了。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宋云彬的《中国通史》等等)、哲学(如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则每一期都买来读。我成了革命青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脑子国家富强梦，在中山大学念本科和在复旦念研究生班学的都是经济。1957年研究生班毕业后发现经济是研究的禁区，事事统一口径，赶快转到史海中探寻。

在宇宙和知识海洋面前，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必须谦卑，必须不断学习。68岁学电脑。没有把握的字、词和知识，查工具书或者请教别人，不敢马虎。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吧。

修身和治学格言

记：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袁：有三条格言，让我终身受益。

客厅里挂着书法家尚涛给我写的古代格言：“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虚静修身，独立俯仰，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一条印在一部书的封面上：“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意识形态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还有一条刻在闲章上：“不疑不悟”，边款“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都是黄宗羲的话。

拨乱反正看晚清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一部两度增订，都增加了不少内容。依次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2003年出了此书的第一次增订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出第二次增订繁体字版：《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近代中国论衡》(20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大国之道》(2007)。还有一部是编的资料书：《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此外还有一批已发表的长短不一的文章和论文尚未结集成书。

记：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在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

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郭嵩焘在对外战争中的气节不逊于林则徐，而更为冷静，后来的认识和主张更非林则徐所可比拟，为什么对两人的毁誉迥异？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假立宪、假改革……清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假的，那怎样才叫真呢？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为什么民主共和制度却不能在中国生根？……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特别是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你笔下，样子都变了。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执著捍卫新文化运动

记：多年来，您都在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执著还是顽固？

袁：在我看来，系统研究过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坚定不移地捍卫新文化运动。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输入现代文化，批判僵化的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传统社会和相应的道德观念，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新的思想和知识驱动力。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甲午战争前为萌发期；甲午战争后出现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进入第三阶段，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高举人权与科学大旗；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其基本内容未变；而且这些内容与上两阶段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它只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不全盘反传统。

二是方式文明，自由论辩，与“文革”绝然相反，君子动口不动手。

三是从结果看，对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更宽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等被视为瑰宝，墨学、佛学、道家等研究空前繁荣，水平更大大提高。许多新学科生长起来了。各个学科都涌现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明明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硬把它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捆绑起来，实在匪夷所思。

从1988年开始我就写文章反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2004年出版了：《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林毓生教授是谦谦君子，我们一直是互相尊重的朋友。

冷眼看“国学”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从我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个倾向。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

就整个社会来说，几天前接受沈阳《华商晨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过：“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对中国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等遗产的研究必然越来越繁荣。中医的研究也会空前繁荣。但这些都是少数学者的事业。对一般公民而言，古代诗词和修身格言会越来越熟悉和喜爱；传统节日会成为欢乐的休假；违反教育规律、摧残儿童性灵的读经运动会日益式微。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包括节日也会逐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形成同生共育的自由文化生态。”(见2007年1月11日该报)

不过，在我看来，国学和读经鼓吹者动机各异，却共同存在四大认识盲点：

第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缺乏真切的了解。

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要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是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规划组建“大儒”和圣贤、帝王后裔持有否决权的变相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

第三，对中国教育的全局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

作为个人爱好，不论读哪一国的经典都很高雅。

但是，翻翻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就会知道，中小学生要熟背200多篇中外优秀诗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诗文。在义务教育阶段熟习一百多篇中国诗文，即使不够也应在严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他们说中国教育抛弃了传统文化、割断了文化传统，纯属危言耸听。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事关一亿多孩子，如此轻率，并不可取。

第四，对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走向的认识陷入偏执。

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中国要复兴儒教，成为准儒教国家”！这些恐怖语言，不单与儒学的温柔敦厚品格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也彷佛对18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到20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

健康秘诀：四句话

记：您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工作如常。有什么养生秘诀？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历史是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眼光看世界，总会瞥见曙光，藐视横逆。此外，“天跌下来当被■(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广州人喜欢讲的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四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内脏和动物脂肪，不吃辣)；五多(青菜，水果，鱼，牛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早睡早起，11点睡觉，六点左右起来，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不知安眠药为何物。

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每天早晚做，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早晚各走一小时路，步速颇快。这叫：“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休息就听古典音乐，看小说，看电影。

几十年如一日。呆板，快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心甘情愿享受探索的艰苦和发现的喜悦。

本书编印得那么典雅，彭毅文小姐费了不少脑筋。她多才多艺，工作细心，与作者坦诚合作，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编辑。

2008年6月22日星期日

该说的书上都说了，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几件小事。

有的读者也许感到奇怪，多半说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事，为什么叫现代思想文化？窃以为19、20世纪中围虽有阶段之分，但总体上看同处在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思想文化形态领域，相应地也是从中世纪向现代蜕变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是从鸦片战争后说起的。原拟把谈论当前思想文化的文章也编入这本小书，但掐指一算，这些文字已近20万，尽管现实感更强，如收进来便大大超出与出皈社约定的篇幅，只好抽出来另编一本《路标与灵魂的拷问》。该书已编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牛虻文丛》，可望与此书同时出版。

另一令笔者踌躇再三的是要不要把答复李锦全教授的两篇文章编进去。最后作为附录编入，是出于这么几点考虑：

1．这场争论体现着当前文化状况的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容不得用民族白省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和现状。

其次是千方百计把自己不喜欢的学术观点和学人戴上政治帽子。有人群就会有认识和观点的分歧。但近半个世纪，敝国有一怪事，人们喜欢运用权势把不合自己的框框或口味的观点“批倒批臭”，不许反驳，更不容平等讨论。某些有学者徽号的人们，或冲锋在前，或吠声吠影；等而下之者，更阴险地捏造事实，打小报告，把论争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此等神憎鬼厌的“国耻”(李慎之先生语)，“文革”时期到达顶峰，但时至90年代并未绝迹，不幸竟在号称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敝校、敝系留下无法掩盖的记录。

再次是学术基础训练很差，有的文章读来简直不知所云。

如果这仅是某一个人的毛病，实在不值一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类余威尚在的历史现象，是几十年间政治生活不正常和学术自南失去保障与教育工作失误的恶果。因此，尽管从全局看来，这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暴，但留下这一珍贵记录，既有助于提醒人们左毒尚在，毋忘国耻；也可能对后人研究左祸盛衰略有助益。

2．这是维护知识分子权利的抗争。

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中国的言论空间都很窄，非常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中国人是如此怯懦、畏葸、甘于平庸，一副惨不忍睹的可怜相！人们热衷于赞颂中华民族的奇特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优美和岭南文化的宽松开放，如此等等。这些都各有根据，可以自成一说。不过，如果不正视源远流长的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养成的畏怯委琐逆来顺受的臣民心态的危害，中国人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公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不可能顺利实现。本世纪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先驱们一再提出要改造国民性，抛弃奴性逻辑，这个历史任务远未完成。不抓住培育独立自主的现代公民这个关键，所有上述有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等的努力都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改造国民性云云亦会成为一句空话。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深感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文革”式的所谓批判，不敢挺身而出澄清事实，是与现代公民必须随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更是对知识分子良知的亵渎。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学人不是面对横逆忍气吞声，本来应有的自由空间才有可能得到维护。

本书也涉及同其他一些学人的讨论。如林毓生先生，从多次交谈中，笔者深深敬佩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君子和而不同”，同这一类学人的讨论乃至激烈的争论，均无需任何解释。因为彼此都知道，这本来是现代学术文化领域的常规。

梳理这本小书的内容，有一重要的思想线索是坚持思想文化的开放，坚决反对背离这一趋势的各种藉口。“反对全盘西化”是使用频率最高，威吓力也颇大的一句符咒。笔者一直不敢苟同。12年前发表的一篇拙作就曾指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全盘西化’从未成为现实的危险。清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均是由于他们反对‘西化’即民主主义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远未普及，更无矫枉过正的危险。…“全盘西化’是个片面的不准确的概念。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把它看作买办思想的同义语却是值得商榷的。只有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损害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的理论才称得上是买办思想。海内外有些学者把严复、陈独秀等启蒙大师称为‘全盘西化，论者，进而鄙薄戊戌前后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低估他们对发展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很难说是公允的。”本书好些文字是为申述这一基本观点而写的。至于是否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则有待读者去判断。

中国现代思想史有一未有满意答案的难题是：从王韬、郭嵩焘、严复到孙文等学习西方的先驱往往出现向传统思想复归的现象？海内外一些学者冀图用救亡与启蒙、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去解说。这个答案忽视了：恰恰是救亡亟需启蒙，这些先驱才勇敢地冲决罗网，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此书对此也有所探索。通过分析章太炎、严复等人的思想轨迹，鄙意可以归纳为：1．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背景下，这些先驱们往往误读西方现代文化。母体文化的狭隘眼光加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全面深透的了解，萌发了根深柢固的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2．历史的辉煌孕育了急于洗刷屈辱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凝结成东方文化救世论的牢固基础。两者的汇合导致先驱们思想的迂回，也成了社会思潮的重要动因。就个人的归宿而言，壮志未酬而向释老寻求慰藉，更是古老的轻车熟路。总体上看，仍然是传统吞噬了现代。对中国人说来，危险不是来自全盘抛弃和否定传统，不必蓄意编制这样的虚拟现实恐吓自己。总结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绝对不应忽视的是，必须建立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让各种思想文化共生并育、自由探索和竞争的文化环境，阻碍或不利于这样的文化环境成长的任何主张都是有害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交流自由，这是现代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也是保障中国稳定健康地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因特网无法切断，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如果再用封闭的自然经济年代的眼光去窥探世界，必然再一次导致国穷民困。孔孟复生，不易吾言。

199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