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李扬鉴的回忆录，它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书中记述了一位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的人物，在监狱和研究室“两个世界文明发源地”萌发的令世人震撼的人生感悟和惊世骇俗的科学创新，以及他在追求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理性、创造、极限与和谐艰辛道路上的种种磨难及其坚韧不拔精神。李扬鉴先生的人生经历，或许可为求解这道难题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本书记述了一位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革命者、囚徒和学者的特立独行者，在监狱和研究室“两个世界文明发源地”萌发的令世人震撼的人生感悟和惊世骇俗的科学创新，以及他在追求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理性、创造、极限与和谐艰辛道路上的种种磨难及其坚韧不拔精神。

序(丁东)

神奇大峡谷(周殿芳)

前言

第一章 孤独的童年

 故乡

 双重性格

 家风

 铁蹄下

第二章 叛逆的少年

 大家庭中的叛逆者

 恰同学少年

 欢欣鼓舞庆解放

 无垠的母爱

第三章 追求与幻灭

 “李氏三秀”

 第一次沉重打击

 烛照一生的谈话

 精神转移

 初露锋芒

 第一次人生选择

第四章 大学时代

 校园生活

 行成于思

 反胡风运动

第五章 生活第一课

 风餐露宿

 初战告捷

 先立业后成家

第六章 理性的觉醒

 人生识字忧患始

 观察与思考

 第二次人生选择

第七章 整风运动

 两封信引发的冤案

 “最后”的足迹

 在劫难逃

 批斗会上

 引颈受戮

 锒铛入狱

第八章 看守所的日日夜夜

 狱中生活

 法庭闹剧

 第一次外出劳动

 押赴劳改矿山

第九章 生与死的搏斗

 荒凉的矿区

 宽长山上

 挣扎于矿井下

 饥馑悲剧

 严酷的惩罚

 死里逃生

 人心善恶

 小我与大我

 生与死的终极思考

 绝境中奋起

第十章 漫漫长夜路

 “贱民”与主人翁

 学术“爬山虎”

 伴君如伴虎

 “大傻瓜”的默默耕耘

 第三次人生选择

 “啼血杜鹃”的艰难求索

 “仙境”般的劳改队

 刑满后的兄弟聚会

 失恋

 等待了9年的公章

 贫贱夫妻百事哀

 “文革”来了

 矿井里的“鬼”

 还有眼泪

 矿山改性

 美的享受

 长夜尽头梦成真

第十一章 艰难的改正历程

 不被承认的“右派”

 节外生枝

 难砍的“政治尾巴”

第十二章 迟来的春天

 天堂般的工作单位

 第四次人生选择

 妻子的孤寂

 替圣贤立言？

 一篇难产的论文

 被枪打的“出头鸟”

 感谢“对头”们

 独辟蹊径

 学术界的“贾桂”习性

 故乡行

第十三章 大陆层控构造学说

 一次催问燃起的火花

 战胜自我

 好事多磨

 押上性命的专著

 多元有序和谐的世界

 大陆层控构造学说的意义

 学术生涯断想

第十四章 人生追求

 追求独立人格

 追求独立思考

 追求理性

 追求创造

 追求极限

 追求和谐

后记

主要著作目录

故乡

1934年4月16日，我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新寨村(今属揭西县棉湖镇)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大家庭，潮汕(潮州和汕头的统称)人氏。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潮汕地区，在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事被贬来潮州任刺史时期，还是一片荒僻之地。后来中原战乱频仍，众多先民为了躲避兵火之灾，遂不辞辛劳，纷纷南迁。李氏也是在南宋时经闽入粤的。于是潮汕地区才渐渐繁荣起来，潮汕人也由此拥有移民特有的刻苦耐劳和积极进取的优良传统。

到了清朝后期，海上交通兴盛，潮汕地区人口稠密，地少人多，先民又勇于开拓进取，故许多人便漂洋过海，出外谋生。现在潮汕人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海内外各有1000多万人。当年这些赤手空拳外出闯荡的游子，由于具有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精神，后来多已发迹，不少人还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实业界巨子。团结奋进的潮人精神，早已蜚声海内外。

棉湖位于榕江南河中游，建寨于宋代，已有千年的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到了明清时期，它已经发展成为粤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重镇。那里盛产甘蔗，用它榨制的红糖，大规模远销京、津、沪、苏、杭一带，出口量为当时全省之最。其中赤砂糖最负盛名。

商业社会培养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从前我们那里只对教师和医生才称先生，其他职业的人，无论是高官或巨贾，一概不能以先生称呼，由此可见一斑。

棉湖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清代揭阳县中进士者十余人，棉湖(原属揭阳县)就占4人。其中历官至度支部右丞的曾习经，为人正直，能力超群，办事认真，文才出众，被梁启超誉为“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现代更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专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打倒盘踞在粤东的军阀陈炯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第一次东征。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的学生军教导团1000多人，于1925年3月13日，在棉湖大功山与陈炯明干将林虎1万余众的部队遭遇。学生军以一当十，英勇无比。他们从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之后侧出援兵，击溃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歼敌3000多，取得了第一次东征最关键的伟大胜利，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奠定了基础，并在棉湖人民心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由于棉湖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文物古迹众多，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6月5日发文批准该镇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新寨村位于棉湖镇东北部，现有人口3000多。原来是李氏的宗族围寨，四周有四五米高的厚实的防御性围墙，东西南北各开一个寨门。村里街巷纵横有序，围墙外有溪河环绕。这是潮汕地区一种典型的围寨格局。围寨，是在当时动荡的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为了集体抵御外来的掠夺、杀戮和便于寨内居民生产生活互助而建的一种建筑。潮汕人世代相传的强大凝聚力，就与这种围寨建筑文化的熏陶有关。同宗族的人住在同一个寨内，有着共同的祖先、祖业和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关起寨门，便俨然是一家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围墙被拆除，溪河也被填平。现今“寨”存“围”亡，昔日围寨格局已面目全非。

清代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在村外东门溪庵前潭畔，修建了一座风景秀丽的李氏花园。这是当年李氏子弟学文习武之学堂，俗称武馆。该馆培养具有文韬武略的经天纬地之人才，故命名为经纬学校。在学校的正门上，题写有门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综述了办学的宏伟宗旨和做人应有的高尚情操。后来学校改为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多半时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寨中央一座全村规模最大的大院里。该院俗称大厝内，为“四马拖车”建筑，三厅二花巷，后有花园。院内大小房间三四十间，四角各有一口水井。这是潮汕乡村传统住宅中比较雄伟的一种建筑。原来大院里还聚居着其他十多户远房亲戚。

这种宅院建筑与围寨建筑一样，也是为了集体防卫，为了同姓同宗的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随着私有经济的兴起，个性意识的抬头，人们开始追求独立生活、独立发展。于是原来集体主义的、不适应现今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宅院，就渐渐被冷落被淘汰了。近20多年来，许多人家先后迁出了大宅院，到寨外更大的更自由的空间另立门户，另谋发展了。昔日熙熙攘攘的大厝内，现在已经人去房空，冷冷清清。

双重性格

我的父辈有五兄弟两姐妹。到我懂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已经有30来人了。那时祖父也还健在。每餐吃饭，大家挤在一个大厅里，大人用大餐桌，小孩用小餐桌，热闹异常。土改后，大家庭解体，各房头过各自的日子。祖父也在这时过世。原来的家庭成员，现在大部分仍在家乡，但也有不少人散居国内外各地，人口已经增加了两倍。

生父排行老二，我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大伯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无男孩，我便被过继给长房，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虽然几年后长房自己也先后生了一女一男，但对我的溺爱依然未减。我是从小被抱过来养大的，与长房的感情比与二房还深，称养父养母为阿伯(父亲)阿姆(母亲)，称生父生母为二叔二婶，所以在我性格形成过程中，养母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封建的大家庭里，长子长孙享有一些特权。养母是长房大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自然处于支配地位；加之她脾气暴躁，又善于操持家务，故尽管有的婶母背后对她颇有微词，但当面还是俯首帖耳，不敢说个“不”字。我是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又得到有权有势的养母过分宠爱，在家里自然过着比别人优裕的生活，也自幼养成了唯我独尊的心理。

当时家里早、中餐吃稀饭，晚餐吃干饭。这种两稀一干的饭食，那时比起周围老百姓过着吃了上餐愁下餐，长年以红薯充饥的日子，已经算是殷实人家的优裕生活了。可是我不喜欢吃稀饭，故每天中午家里又单独给我捞干饭吃。

吃饭时，自家种的蔬菜可以随便吃，花钱买的豆腐、鱼、肉这些好一点的菜肴，每个孩子却只能分到一小碟。养母掌握着好菜的分配权，每次分菜，我总比别人多一两倍，令兄弟姐妹们羡慕不已。家里母鸡下的蛋，也经常成为我的囊中物。由于养母的偏爱和精心照料，我的身体从小便长得非常健壮，为自己日后在长期的逆境中经受住磨难打下了良好的体质基础。所以尽管我对养母在家里那种颐指气使的作风不以为然，但对她老人家给予自己的关爱，让我日后在落难期间身体没有彻底垮掉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养母的袒护下，小时我在家里为人也很霸道。记得有一次我与二房的二兄扬训打乒乓球，老是输，便恼羞成怒把他的一件新褂子剪破。还有一次，是在棉湖第一小学念三年级的时候。那天下着雨，我不肯戴斗笠上学，嫌它俗气，怕被同学讥笑为乡巴佬，要求家里管钱财的四叔给买把廉价的油纸伞。他不答应，我就不肯去上学。双方相持不下，陷入了僵局。这时已经快到上课的时间了，我便勃然大怒，操起门后一根扁担，把家里存放餐具的大立柜捅了个窟窿。虽然我这一生从此再没有因为发脾气破坏过任何东西，但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当时我是多么任性，多么胆大妄为了。

P1-5

近些年，撰写个人回忆录渐成风气。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不同伤害的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自述历史。存之后世的心理动力更为强烈。李扬鉴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一个探索者的人生》，就是如此。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工科学者较为少见。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这方面的标本不多。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束星北档案》(刘海军著)可算一个典型标本，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现在，李扬鉴又提供了一个典型标本，同样值得关注。我对束星北从事的理论物理学和李扬鉴从事的构造地质学都是外行，对他们从事的专业没有资格发言，只想从学者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对他们做一些比较。

先说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我看至少有三：一是性格都很独立。李扬鉴的回忆录就叫《一个探索者的人生》，特立独行是他的性格特点。束星北也是如此，在强烈程度上，恐怕比李扬鉴还有过之。二是都在自然科学的某些专业分支提出过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创见。束星北从相对论到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李扬鉴在地质学方面提出了大陆层控构造学说。三是都关心政治，因表达合乎人性、合乎普世价值的政治见解而贾祸。束星北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维护宪法尊严，申张公民权利。李扬鉴针砭官僚主义，批评个人崇拜，向往议会民主。他们都在1957年后长期沦为专政对象，受到严重的人格污辱和人身伤害。

再说他们的不同点：束星北生于1907年。这就使得他有可能在民国年代接受高等教育，负笈欧关，到世界科学前沿留学深造，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学术研究，回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这样的前沿学术机构，培养了像李政道等杰出的学生。他沦为政治贱民时已经功成名就。李扬鉴生于1934年。历史决定了他只能在2泄纪50年代以后展开自己的事业人生。现代科学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掌握科学共同体公认的游戏规则，了解已往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教育，能够给有科学研究兴趣的青年提供这样的基础。自学也有可能走进科学研究的殿堂，但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方面，束星北在同时代人中受到了最好教育。李扬鉴在中学被开除团籍以后，1953年能考上东北工学院已算万幸。但和束星北相比，还是差了一个台阶。李扬鉴还没有来得及在科学领域登堂入室，就被人告密，成了劳改犯。在收入仅够勉强糊口的处境下，他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订阅学术期刊，购买专业书籍。对科学的迷恋成为苦难人生的精神支柱，在极其悲惨的境遇中，闪现了科学发现的灵感。直到国家改变了政治航向，人到中年的他才得以幸遇伯乐，从基层企业调进部属科研机构，一展才华。此后虽然还有磕磕绊绊，但已经不能阻碍他破土而出。他们的不同命运表明，对于科学家来说，青年时代遭遇政治磨难比中年以后遭遇政治磨难，代价更为惨重，需要更大的努力。

独立思考的精神，是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科学创造不但要求承认规则，更需要标新立异。没有求异思维，科学创造无从谈起。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应试制度为基本特色，偏于引导求同思维。科研体制对专业人员的选用，也较多行政色彩。以至在很多专业研究机构里，因袭成说、迷信权威成为主导的风气。保持独立思考精神者反而像凤毛麟角般稀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不可能仅仅把自己的思考向专业领域投射，而不向自身在期间生活的社会政治领域投射。自然科学比社会人文科学在理论思维上往往更精确，更彻底。这使得一些以理工科为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谈论现实政治时更尖锐，更不含糊。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世纪50-70年代就成了大忌。至少有几十万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议论时政，成了文字狱的牺牲品。这也是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以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已经今非昔比，人们从事纯学术研究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右派中有相当一批人，本来就是木秀于林，才华过人，长期压抑后一旦解放，智慧有如井啧，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社会瞩目的成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亮丽风景。

我曾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执政年代，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学者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谋生的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学术的天地十分狭窄。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者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出新的学派。第三个阶段是近二十年，学术生态环境再次下滑。行政权力调整了对学术的控制方式，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行政部门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来掌控学界，还是让学术依附于政治权力。政府支配的科研经费越来越多。大批学者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使得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的学术中兴，又成了远去的风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量化管理，劣胜优汰，抄袭剽窃，有恃无恐，作弊盛行，底线失守。学界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又跌进了腐败的酱缸。80年代科研经费稀少时，专业学者还能潜心钻研学术。后来大量的科研经费与个人物质利益挂钩，寻租机制、权钱交易便不可避免地向科学研究的立项、鉴定、评奖、评聘、国际交流等环节渗透。那些保持清高的个人，在这种氛围里再度感到孤独和无力。李扬鉴先生在政治上获得改正，在学术上破土而出以后，仍然遇到种种不快，或许与这种变化不无关系。当然，学阀弄权、官僚掣肘、内部倾轧、妒贤嫉能等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有些科学家在自己功成名就以前受到过权威的压制，自己成了权威以后又压制别人，古今中外也是屡见不鲜。但中国学界在转型期的特殊病象，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政府希望科教兴国，投入科学研究的财力也相当雄厚，但人们对中国科学的前景仍然未敢乐观。诺贝尔奖何时花落中国？中国的科学界能否激浊扬清？中国人不缺乏科学创造的聪明才智，如何才能营造适宜科学之花盛开的生态环境？李扬鉴先生的人生经历，或许可为求解这道难题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1997年退休至今，这部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11年，七易其稿。正当这本难产的书快要杀青时，突然传来了令世界震惊的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我正在院图书馆查阅资料，管理员小赵快步走来告诉我：“李工，发生地震了，灯在摇晃。”我向来反应迟钝，并无觉察。经她提醒，抬头望了一下吊灯，呵，可不是吗，灯还在摆动呢！我以为是小震，没有介意，继续看我的书。过不了一会儿，出去探听消息的小赵又急急返回：“不好了，四川发生了大地震！”这时，我才收拾起文具速速回家看电视。

随后一连好几天，我天天守在电视机旁，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事也干不了，双眼盯着那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悲惨画面和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崇高场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我目睹了从未见过的大灾大难，一座座村庄、一座座城镇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活埋于废墟之下；同时我又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便赶赴现场指挥救灾，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为灾区灾民献出一颗颗赤诚的心。一位解放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那点食物，拿出来喂从背上放下来的受伤妇女。温总理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遗体前停了下来，对着遗体三鞠躬。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普通受灾民众降半旗和举行三天全国哀悼日……我为无数生命瞬间消失悲痛欲绝，也为全国同胞和世界友人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感动不已。从人民和国家对生命及其尊严的关爱和尊重中，我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正迎面走来。一个经历过漫长严冬的人，对和煦的春天备感温暖和珍贵。回忆，使我热切地拥抱现在，更想拥抱未来。

2008年7月20日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上科学者较为少见。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

——著名学者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