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松编著的《昆曲大观(名家访谈北京美国)(精)》中对精彩纷呈的昆曲世界有极为生动活泼的描绘，特别是写人记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本书是一项为昆曲人立心、为中国百戏之师溯源、为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作招魂的宏大工程。

作者一边采访，一边就有人过世。实际上作者是用自己的精神“抢救”了历史。而这个历史全都是健在的昆曲人的“口述”，他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杨守松编著的《昆曲大观(名家访谈北京美国)(精)》为北京、美国昆曲名家访谈录，采访对象涵盖丛兆桓、侯少奎、张毓雯、乔燕和、陈安娜、尹继芳等二十多位昆曲名家、曲家、学者，其中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昆曲艺术家，大体按照生旦净末丑的顺序排列，采访内容涉及访谈者从艺经历、对昆曲的感想、昆曲的前尘往事，该书口述历史，如同昆曲活化石。

北京

生

 丛兆桓

 侯少奎

 马玉森

旦

 张毓雯

 林萍

 乔燕和

 白晓华

净

 周万江

附

 刘厚生

 田青

 郭启宏

 朱复

 欧阳启名

美国

 陈安娜

 尹继芳

 张蕙元

 张厚衡

 李林德

 罗锦堂

 闻复林、蔡青霖

 林萃青

 张东炘

名家短评

后记

杨：您这一代对上一辈的那些昆曲界的老前辈都了解，现在六十岁以下的就说不出来了。主要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故事。重点谈谈北昆，他们对您的影响、对您这一代人的影响。

丛：1949年，我快到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马祥麟等老师。那个时候韩、白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我开始学《林冲夜奔》的时候，侯永奎先生只有三十八岁，他比我大二十岁。这是在北昆建院前八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向这些老艺人学昆曲了。

当时的单位是“老人艺”，就是新中国第一个由国家建立的文艺团体，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1950年1月1日宣布成立的，是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经验建起来的。当时“人艺”的一位领导叫金紫光，是从延安鲁艺(注：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央党校文工室进京，他在延安演过《逼上梁山》的林冲，接触些戏曲，熟悉些老艺人，所以他一进北平就找人，到处托人找这些昆曲艺人。

1949年四五月份，南京、上海刚刚解放，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时，中南、西南、西北好多地方还在打仗。华北人民文工团招考一批青年学生成立演员培训班。我们那时候十六七岁吧，每天除了打腰鼓、扭秧歌庆祝解放、宣传建立新中国外，开多门课程学习西洋发声法、芭蕾舞、民间舞。新开一课叫中国古典舞，老师就是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白玉珍、李鸿文等。当时话剧、歌剧、舞蹈演员都要学习这种古典舞基本功。

杨：他们教“中国古典舞”？

丛：是，中国的古典舞蹈，就保存在昆曲里面，昆剧是载歌载舞的戏剧艺术。但因为昆曲的词非常文雅，那时候工农兵听不懂，所以重点学习它的舞蹈动作，练基本功和传统表演艺术。学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学戏了。老师说：“男怕《夜奔》，女怕《思凡》，因其难学，咱们就拣难的先学吧！”1950年初，华北文工团建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就开始男学《夜奔》、女学《思凡》了。因都是“独角戏”，唱念做舞表演并重。当时不单歌唱、跳舞的演员要学，话剧、歌剧演员也都要学。大家知道于是之吧，也跟我们一起学过《林冲夜奔》；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校长也让表演系学，基本功请的刘玉芳等，《夜奔》也是永奎先生教的。当时在校学话剧的蔡安安，现在澳门搞影视剧，经常业余演出那时学的昆曲《夜奔》。

杨：这个有意思。不管你是什么演员，都得学昆曲。

丛：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那批领导——金紫光是具体操作，院长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上面当然是北京市长彭真，他同意了才能给地方、给房子、给钱，给什么都要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吧，因为它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嘛。

我那时二十不到，现在八十多岁了，回想解放初期那批延安来的老干部，都有对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情结。

杨：非常了不得。包括上海“昆大班”的校长周玑璋也是这样，非常投入，非常懂。

丛：但那时候那些老艺人生活穷困潦倒。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经济条件较好的是白云生老师，他在中山公园人家饭店门前摆摊儿卖大碗茶呢。韩世昌老师家住东直门，有个尼姑庵叫“白衣庵”，旁边小胡同一个小院两间屋顶漏雨的小屋子，帮亲戚做卖烧饼为生。比较悲惨的像魏庆林老师(注：原宫廷艺人徐廷璧的徒弟)竞在北京街上拉排子车，卖大白菜。侯玉山老师早回到高阳县河西村务农种地；白玉珍老师同在老家挑水种菜，年景不好加之兵燹战乱，农村生活艰难……大家都穷困潦倒时，李伯钊、金紫光派人动员老艺人们参加革命，每月发几百斤小米，换上灰制服，成了革命干部。

杨：南方“传”字辈也有点类似。

丛：上世纪中期，昆曲第二次濒临灭绝。适逢全国解放，老艺人们也获得解放。我第一次见到的四位老艺人，是侯玉山、侯炳武、侯建亭和白玉珍，都是从河北省高阳县来京的。我们在东华门大街19号院迎接，他们都是农民穿着，头包羊肚毛巾，身穿棉袄棉裤，系腿带，蹬棉窝。进到北屋，炉火正旺，热情高兴，就用昆曲唱法唱起《东方红》！

杨：哪个唱的？

丛：侯玉山老师。他年纪最大，性格非常开朗，完全发自内心，唱出老昆曲味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学当年侯老唱法)

二十世纪，昆曲第一次濒临灭绝是清末民初。而1917到1937年则是第一次复苏。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把吴梅先生请到北大当教授，开曲学课，提倡这个东西。他自己常带教授、学生们到戏园子里去看昆弋社演出，并宣传它的好处，才使得昆曲有了二十年的复苏。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昆曲步履艰难。至1949、1950年间，全国已没有一个昆曲院团了。这是第二次濒临灭绝。当时把北昆老艺人请来只是解决温饱，还没有恢复昆曲艺术的意思，但已有人重视传统，要求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把他们身上的艺术学下来。

我们当时还有很多想法：“这东西学了以后，是不是就变成‘戏子’了？”“戏子的社会地位低呀！我们是歌剧演员，是新文艺工作者，好听！戏子就不好听嘛。”但，我们学了以后，觉得确实很好。唱词很好，音乐也好，表演更好，什么都好。所以我们有一批人在北昆建院前七八年已经学了一批传统昆剧了。要不然，怎会凭空从地上蹦出一个北昆剧院来？！P5-7

2005年退休后，经过大约两年的思考和准备，开始了我的“昆曲之路”。

选择这条道路，使我遭遇了几近残酷的考验，不仅面临经费问题，更主要的是，这对我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所幸，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打下的底子，在社会上风吹雨打的诸多经历，还有在“昆山之路”所体验到的经济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经验，成就了我的选择。

不久后,《昆曲之路》悄然问世。其间，吴新雷老师给了我专业的指导和审定。之后，作为过渡，又写了《昆虫小语》。接着，《大美昆曲》如期推出。

起初，这些作品是对伪文化的一种反抗，但我很快意识到，身上还肩负着一种责任。于是我开始酝酿和计划《昆曲大观》的写作。这不仅是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工程”。一个人去做，有些冒险，或者不自量力。但总有一种精神在支撑、在牵引，让我只能不惜一切也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孤单、寂寞地往前走。

十年来，我采访了数百位昆曲人，大部分是七十岁以上的艺术家，尽可能详尽地记述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心声。只是可惜还是晚了点，有的好不容易联系到地址已经过世（朱世藕）；有的飞越大洋赶过去，却已经不能言语（张充和）；有的采访到了但已经垂垂老矣，说不出太多故事……

不仅遗憾，更多的是难受：自采访以来，倪传钺、洛地、范继信、吕传洪、姚继荪相继去世；有的采访后便得知患了癌症；有的突然中风不能言语……

或悲或喜，五味杂陈。所幸还“抢”了一点，写了一点。

《昆曲大观》全书共六卷，大体布局如下：

第一卷“前世今生”，在《昆曲之路》和《大美昆曲》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和补充，从纵横两条线着手，主要写的是1921年传习所建立以后，昆曲的起起落落和现当代海内外的昆曲状况，尽可能选取方方面面、角度不一的代表人物，同时，相关的专家、领导、源头以及争鸣等，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概述。

第二卷“玉山曲话”，主要将第一卷因体例原因难以收入的昆曲资料,以短文的形式写出。

第三卷至第六卷为“名家访谈”，主要以七十岁以上的昆曲艺术家为采访对象，将我对他们的采访对话整理留存。这几卷均按照生旦净末丑的顺序排列，前后则按辈分排列。同时，也保留了对昆曲专家、学者、曲家和其他重要相关人员的采访。为避免重复，在第一卷中作为代表写到的人物,访谈部分从略。由于访谈中涉及的内容太多，只能删节部分，但尽可能保留被访者的基本观点，观点相左者，也保留各自的陈述。访谈文字稿大多由被访者审阅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有部分被访者未能审阅，只能根据当时的采访录音整理，若有不妥，还请见谅。

访谈的原始录音和部分录像、图片，将另行制作，少量留存；相关评论及作者的昆曲日记，作为《昆曲大观》的参考资料也将结集出版。

我清楚，这样的访谈，感兴趣的可能不多，或者很少。众声喧哗，未必有几个人注意寂寞的行者。但是寂寞本就不是为了喧哗。选择寂寞，为的是留给后人声音，留给后人财富。

一辈子的寻找与守望。真实不虚，俯仰无愧！

十年来，苏州当地乃至文化部和中国作协，给了我很多支持。尤其是苏州宣传部和文联，他们知人识人一以贯之的态度让我温暖。我寄寓的昆曲源头巴城镇的领导和村民，还有家人、朋友、工作室同事和昆山的“甲乙丙丁”们,给了我有力支撑。2015年以来，昆山的领导给予了可贵的支持……

感谢昆曲，感恩所有。

杨守松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