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文集》收录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冯德英的作品《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其中几部作品曾在“文革”时被大量删改。此次恢复原貌，并配以画家张德育、王立志、潘世勋、杜滋龄绘制的珍贵插图，极具收藏价值。

《晴朗的天空》描述了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人们在政治、经济、心理、命运上的特殊经历和遭际，热情与疯狂，真挚与荒唐，辉煌与灾难，构成了一幅当时社会逼真的生活画卷。

《冯德英文集（晴朗的天空）》是冯德英“大地与鲜花”系列的第二部。中国社会进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场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及随之而来的灾荒席卷中国城乡。小说描述了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人们在政治、经济、心理、命运上的特殊经历和遭际，热情与疯狂，真挚与荒唐，辉煌与灾难，构成了一幅当时社会逼真的生活画卷。作者成功刻画了从普通农民到县委书记、将军等各类人物形象，其中对明霞、大俊、玉冬等女性人物的描写尤为引人。《冯德英文集（晴朗的天空）》文笔沉蕴，语言真切，情节环环相扣，读来回味不尽。

第一章

后悔药是最难吃的。可人一生要吃多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后悔药啊！

此时的杨玉德，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他上身穿一件白府绸衬衣，下身着一条军蓝裤子，胳膊腕上搭着草绿色军装，提着个帆布旅行包，站在火车站广场的边缘，驻足不前，一脸的骇然神色。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这儿好像刚刚遭受了一场劫难。七月严酷的阳光下，偌大的广场全被人挤满了，但，这绝不单单是候车的旅客，而是一群无着无落的难民。

广场看上去似一片人海，这海却很少有人流动，就连站着的人也很少，许许多多衣不裹体、衫不遮羞、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那么歪着倒着，拥着靠着，摊晒在火样的日光下。

玉德瞪大眼睛，惶惑地望着人群，不由惊诧地喃喃道：“这是怎么啦？这些人是怎么啦……”

他是搭乘空军的运输机，自北京飞往济南的。航程还不足一个小时。在飞机场，他是见不到这般惨景的，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像他这样的军委空军机关里的军官，有享受搭乘便机的特权。然而，此时此刻的玉德，却对搭乘便机感到了深深的懊悔。如果不是这丁具为他留下那么多剩余的时间，也许就不会发生昨晚上的事了。坐一天火车，累得精疲力竭，哪有闲工夫去找不愉快？唉！世上的事真是难能两全啊！

整整四年，玉德没有回胶东杨家寨的八路胡同了。四年前，他从北京怀着反右斗争蓬勃开展和处女作长篇小说即将问世的双重激动和喜悦回到老家时，家乡所发生的事，却如同往他那滚烫的心上浇了一瓢凉水，父亲杨日昌多年的党支部书记被撤掉了；复员军人、乡民政助理、共产党员李书国给定成右派分子；二姐玉冬也由于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导致政治命运未卜……诚然，农业合作化带来的连年丰收，使人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可是，在这社会主义晴朗朗的天空下，却不是一片阳光普照。．生活，在玉德的心里变得复杂起来，一些不曾预料的事情却是那么令人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他感到困惑不解，感到苦恼忧虑，更感到束手无策。对他这个政治上尚欠成熟的青年人来说，面对着亲人们生活中的变故，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尽管如此，玉德还是非常思念故乡的。除开对乡情乡土的那份眷恋外，对身处逆境的亲人和乡邻们的挂念，也加重了他的思乡之情。

但是，他却整整四年没回故乡。

他太忙，头两年，正处在大跃进年代。处女作的问世，使他一举成名；长篇小说的畅销，使他顷刻间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报纸还为他戴上“优秀青年作家”的桂冠。出席各种会议，作报告，被中央及各级首长接见；立功受奖，众多的读者来信来访……对纷至沓来的这一切，在他梦想成为作家之时——他想至少在七年八年之后，思想是有所准备的：要尽量少抛头露面，多让作品讲话。但他基本上没有做到，不是虚荣心作祟，而是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服从工作的需要。否则，会被看成是自高自大，目无组织领导。这是有点成就的青年人，最忌讳最惧怕的帽子。由作家变为“社会活动家”，玉德不情愿，更无兴趣可言，却身不由己。他在烦扰中继续写作，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又出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而后，他参加一个作家采访团，去刚刚发生叛乱的西藏采访了三个多月。回来后，他被调至军委空军机关当创作员（专业作家），定居北京。现在，玉德和他三姐杨婕同处一个城市了，不过，姐弟依然不能经常见面。杨婕人民大学没有读完，调到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去外地出差。她已结婚，并有了儿子。上个星期天，玉德去看三姐。一进门，杨婕便问：

“你去哪儿啦？两个月没露面。”

“我下部队刚回来，去前来找你，你也不在北京……”

“我出差啦！哎，家里有信来吗？”

玉德摇摇头，说：“我给父亲和二姐的信，半年啦，也没个回音。上个月玉春从师范学院来信，说家里挺好的。”

“那就不用担心了。”

玉德忧郁地说：“我担心家里有什么事……目前这形势……”

“形势怎么啦？”杨婕打断弟弟的话。她好看的脸庞比前几年丰满了些，依然是光平平的，没有纹路，没有表情。

“形势是大好，可是我每次到外地见到的情况，和报纸上的宣传，不大一样。”

“大好就是大好，‘可是’什么呢？眼下困难点不假。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合同，撤走专家……不过，困难是暂时的。我们有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玉德显得心不在焉。他在逗三岁的小外甥笑，倒把小男孩弄哭了。他把孩子递给杨婕。

“小家伙饿啦，给点吃的吧！”

“还不到吃饭的时候。”杨婕拍着孩子，继续着被打断的话头，“你别不耐烦听，玉德，你是写小说的，好感情用事，可不能光见现象不看本质。有些事你得多动动脑子，要接受五九年‘彭黄事件’的教训……”

“嗯。”玉德沉闷地应了一声。他又转了话题，“三姐，我已请好了假，回家看看，顺便到烟台、旅大访问几个老革命干部。”

“回家？”杨婕皱了皱眉头，“听说农村目前比较乱，生活也非常艰苦……”

“咱还怕这些？”玉德顿时冲动起来，“他们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病的残的，是怎么过的？”P1－3

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练习钻研，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2T＿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社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入愿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舛，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运，可它俩总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面于世，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比较早的“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三花”，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想向关心“三花”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