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作者，著名学者刘瑜2012年最新力作——《观念的水位》。

告诉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擦拭被蒙蔽的理性。

对国家之顽固，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观念的水位》（刘瑜所著）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观念的水位》中仍然可以找到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自序：春天里

观念·此处

素什么质

民意与伪民意

给理想一点时间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恶之平庸

贵族范儿

迷人的愤怒

肩负自由的疲惫

告别印象主义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弹性的限度

怎样推销糖果

标签战

没来的请举手

法治何以可能

他也可以是我

合同异

权力的道德捆绑

观念的水位

观念·别处

倒霉的英国议员

提问时间到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沉默罪

大家一起来算账

敲开最好的可能

让政治变得家常

民主的裤衩

吵吵更健康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俄罗斯的徘徊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亚洲特色”的民主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历史螺旋式终结

选举式独裁

宪法这只兔子

我们在输出什么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书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成圣又如何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底线时分

超越那些“想当然”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法治的“秘密”

你比你想象得更自由

诸善之间

像一滴水一样

从经典到经验

电影

愿像那水中浮木

快乐的可能

如此优雅的平庸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语言的贫困

爱是

善的理由

回到巴黎

剩下的

琥珀之城

记得当年草上飞

另一个高度

请别让我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最好的时光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等待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时尚

写给末日

那些剩下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 9／6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很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某政府官员飞机上打乘务员。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P3-5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