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维汉梅尔生来患有视网膜分层剥离，在13岁便已完全失明。然而，依靠顽强的意志，他不仅战胜了残疾，更活出了甚至连正常人都难以企及的精彩而传奇的人生。

在这本惊险刺激、启迪人心的回忆录里，艾瑞克倾情讲述了他是如何克服失明带来的不便，冲破种种逆境，从而登临世界之巅的。书中对亲情的描写尤其感人：母亲的虔诚祈祷、真心祈求；父亲的不断鼓励、支持信任。书中的故事将告诉您盲人艾瑞克是如何鼓足勇气、勇敢攀登，从而完成了不可能的梦想，活出了神奇而精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盲人用勇气和智慧来征服世界高峰的故事，记载了他攀登麦金利（Mckinley）山峰、阿空加瓜峰（Aconcagua）和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西方人称Mt.Everest）的征途。艾瑞克?维汉梅尔（Erik Weihenmayer）告诉你如何把梦想一步步转换成现实，如何寻找勇气接受挑战、完成心中所愿。他用行动向世人证明盲人的世界和生命同样可以如此精彩。

勇气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艾瑞克的故事是写给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残疾人看的，为了帮助他们点燃心中微弱的希望之火。同样，本书机体健康的人读后也一定会非常感慨，为了实现梦想，凡人总要接受万千磨砺，而勇气不是在现实中消亡就是昂扬。正因为艾瑞克非凡的勇气，《触摸世界之巅》在2002年成为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和第一夫人劳拉亲自推荐的年度百佳图书之一。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6种语言在10个国家发行。继这部处女作之后艾瑞克的另一本励志书《你同样可以如此伟大》已经问世。

本书被许多美国大中学校所采用，波士顿大学开设的《美国历险史》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设的《商业人物》课程中，《触摸世界之巅》被指定为教程的阅读材料。此后，艾瑞克一直努力持续着教育美国年轻一代的使命。2004年4月，艾瑞克在费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该市的49所中学包括公立、私立、教会和盲人学校都在阅读《触摸世界之巅》，教师们把本书的内容编入教程；艾瑞克与攀登珠峰的队友一起亲自到这些学校做演讲和报告，让学生们能更深入地了解他。在费城音乐学院礼堂的一场特别报告中，2500名师生和300名政界、商界的嘉宾聆听他的演讲，这样的活动后来又在波士顿展开。

美国《出版者周刊》对该书的介绍是：这是一部优秀的对青少年成长有益的图书。艾瑞克的故事，从他渐渐失去视觉的那一刻写起，清晰地描述了他的心理历程，让读者看到他是如何从接受命运的转变到主动选择转变自己的命运。除了攀登历险本身之外，那些大山高峰就如同他的心灵导师，让他“看到”也“触摸”到了自己身上的坚韧、幽默、勇于接受挑战和对周围人的关心等一些人世间美好的东西。艾瑞克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这要归因于他早逝的母亲，一位无畏的母亲。除此之外，艾瑞克的恋爱、婚姻及其对自己孩子的爱，还有他心爱的导盲犬的故事，这一切让阅读此书变得如此真实而又有趣味。

致谢

序言：写给麦金利山上的卡希尔特纳冰川

第一章 远离光明的童年

第二章 夹缝中生存

第三章 深陷无助

第四章 隐隐察觉

第五章 盲眼武士

第六章 少女杀手维萨德

第七章 独立历程

第八章 遭遇偏见

第九章 三十双眼睛

第十章 真爱来监

第十一章 整装待发

第十二章 登顶麦金利

第十三章 “大”变化

第十四章 乞力马扎罗的祝福

第十五章 穿越黑暗

第十六章 挑战“鼻梁”

第十七章 初战阿空加瓜

第十八章 我从未离去

第十九章 二战阿空加瓜

第二十章 凯旋世界之巅

结语

第一章 远离光明的童年

我父亲的血液里充满了对橄榄球的狂热。从少年时代，他就担任球队的后卫，直到后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成为校队中的明星选手。临近30岁时，他还志愿在业余时间当起了一名少年橄榄球队教练，并每每为能与家人分享对橄榄球的喜爱而欢欣自豪。我生平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是在1968年，在我的出生地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汉斯顿镇(Hightstown)。那时我才几个月大，嘤嘤待哺。在那个明媚的秋日里，我的父亲在球场边上专注地指导着自己的队伍；而我的大哥，时年9岁的马克，则在赛场上奋力率领着“汉斯顿公羊”队向又一次胜利迈进。当看到马克来了个漂亮的触地得分，之后又躲过数道拦截，成功将球带进得分线时，母亲和父亲同时欢呼起来。赛后的庆功宴简直就是一场家庭聚会，爸爸妈妈们紧紧围绕着小球员。庆祝到一半时，父亲高兴地将我轻轻抛向空中，兴奋地喊着：“这个小家伙将来也会这么棒”，而母亲则连忙把我夺回她的怀抱。

回到家中，父亲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和我玩耍起来。他先是不停地做鬼脸，逗我开心，然后又将一只橄榄球在两手之间扔来扔去，使我完全被这个椭圆形的东西所吸引。突然，他发现当我的目光试图追随跳跃的橄榄球时，眼球却在发抖。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重复了之前的动作，然后又更长时间地注视我的眼球，并仔细检查了一番。最后，他叫来了我的母亲，问她有没有看出我的眼球在抖动，并问她这样正不正常。母亲将我放进摇篮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球。我的母亲是那种无论内心多么恐惧也会强迫自己表现得镇定自若的人。所以，她只是故作平常地说了句以后会留意观察，转身一个人躲进房间里立即拨通了儿科医生的电话。

自这通电话开始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噩梦：我和家人几乎走遍全国，四处寻医来诊断我那奇怪的眼疾。我还经历了一些可怕的检查，经常是仪器就在离我眼睛几毫厘的正上方，要么就是我的视网膜得经受长达几小时的强光直射。无论外面的天气多么炎热，当我躺在医院的金属躺桌上，鼻子喉咙里都呛着消毒剂的味道时，我总是觉得浑身冰冷。我觉得医院仿佛是一处被时间遗弃的角落，夺走我体内的所有温暖，而那些进进出出换个不停的专家们全都用同一种机械语言：“把眼睛张大些”“眼睛别动”“看我的手指”“这个可能会有点疼”。

有时候，这些机械语言还会相互讨论一番：“××大夫，您以前见过这么奇怪的斑疹出血的症状吗？”

“太不可思议了！这真是难得一遇的好案例啊！”

几乎每个医生都提出了一套不同的诊治方案，有的推荐我进行只能用奇异来形容的治疗方法。比如，其中一位十分笃定地宣称我的病因在于视网膜衰弱，并建议道：“过程可能比较痛苦，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方法了。艾瑞克的视网膜需要通过手术重新依附到眼球上去，并且最好是在充满液体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液体环境？”惊吓中的母亲不禁喊了出来。

“请放心，我们会保证安全的。艾瑞克的鼻子上会插上一根呼吸管，然后他只要在水下待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父亲向医生保证。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安慰母亲说：“别担心，他还是可以浮出水面来吃饭的嘛。”

另一名医生则坚信我的视网膜正在被某种病毒袭击并极力主张安排我进行一系列的高强度冰疗。他解释道：“我会将液态氮注射到被病毒侵害的视网膜部位。”说着，他随手从办公室的盆栽里扯下一片叶子，随即将它在手心里捏作一团，直接在我父母眼前摊开手掌说：“看到没？病毒碰到液态氮之后就会跟这片叶子一样。很不幸的是，你们的儿子将失去很大一部分视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这么做。我明天就安排手术。”

“也许我们可以再考虑考虑。”母亲看着那片皱巴巴的叶子，紧张地回答道。

我们足足拜访了几十位专家，但没有任何治疗方案被一致达成。他们甚至都无法弄清我的眼疾究竟是由病毒所致还是基因遗传。那段时间里，父亲仍得专心工作并照顾好家庭中的其他小孩，而母亲则要么奔波在各大医院和专家之间，要么焦急地守候在检查室外，整个人精疲力竭、身心俱损。

终于，在我3岁那年，我们来到了堪称全世界第一的波士顿眼科医院。在视网膜科，我又见了好几位医生，并做了不少检查。最后，布鲁卡斯特医生带来了坏消息：“艾瑞克患的是视网膜分层剥离，一种十分罕见的眼病。我们过去从来没看过这么小的孩子会得上这种病。艾瑞克瞳孔中央部位的视网膜已经开始脱落了，所以他无法直视具体的事物。但他的眼睛局部还是具有微弱的视力，能够维持几年。在此期间，导致疾病发生的眼部压力仍会持续增大——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阻止这种扩张。最终，它会带来两只眼睛的视网膜完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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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写给麦金利山上的卡希尔特纳冰川

千百年来，足足40英里长、1英里厚的卡希尔特纳(Kahiltna)大冰川气势磅礴地横卧在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的西侧。她片刻不停地分裂融合、折断坍塌、修复重生……仿佛若有灵性，生生不息。而在她1.4万英尺的挺拔“身躯”之下，巨大的裂谷交叉纵横、错综不齐。表面望去，高处抖落的积雪四处覆盖，洁白一片。然而谁会料想，就在几英寸的下方，险象环生、危机重重。

在过去的某次集训中，我一时兴起，向队友们吹嘘我能从脚端的力度和踩上去的响声识别出雪地下方裂谷的位置。为了证实我的这番狂言，大伙决定由我来领队，穿越“久负盛名”的卡希尔特纳冰川。

于是我们一行人纵向排开，紧紧拉着一条150英尺长的登山绳链，迈步前行。队员兼好友杰弗在后面大喊道：“哈哈，超人盲客，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吹牛！”绳子被拉得紧绷绷的，仿佛在提醒我后面的队友们已经各就各位，一旦我失足踩陷，他们便会一个踉跄，头栽雪地，但至少可以保证脸不会被随身的冰镐划破。刺骨的寒风在冰川表面肆虐地飞舞，呼啸着与我身上的登山服擦肩而过。地面上的积雪早已风干为冰块，我甚至可以听清钉鞋踩在冰面上时刺耳的金属磨擦声。

我谨慎地迈着每一步，慢慢地将全身的重量压向脚底，努力保持呼吸匀畅。但我心里却盘算着此时此地，我有多大的可能会陷进潜藏的峡谷里。突然，我身子前倾，手中原本还坚定地竖立在积雪中的登山杖突然间仿佛穿透了一层泡沫，滑进空洞松软的深处。接着传来任何登山运动员都惧怕无比的声响，仿佛一把硕大的尖刀劈裂冰块，而后又好似巨型拉链被撕开。我曾经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冰面“咯吱”崩裂、隙缝呈“z”形扭拐；但绝不似此时这般的近切。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周围的雪堆便四处飞散，溅落在我的双腿上，大伙即刻将绳索拽得更为牢实。我感到举步维艰，而脚下的冰面开始分崩离析，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落进了裂谷。我只觉得四周的空气，脚下的、腿间的和脸上的，刹那间都变得触手可及。杰弗嚷了一句，声音随即消散在呼呼的疾风和手杖探路的响声里。过了半晌，我开始迷惑：我居然还站立在原地！

队长克里斯在后面急切地叫道：“是个虚假裂痕。你仅仅下沉了几英尺！”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还站那干嘛？是不是要等它再裂开来？”

我强行踏出步子，心里嘀咕着：“我又没说我能辨别一个裂谷是真是假。”低下去的冰面甚至比表层的还要松软，踩上去“吱吱”作响。我试图不去多想底下究竟是不是深渊，一心往上爬。我将随身的冰镐猛力插进摸到的一堆冰块上，然后握住它把自己生拉硬拽上来。当确信回到了表层冰面，我不停地喘气咳嗽，偷偷暗笑，因为队友们还得一个个爬过这道裂坎。

后来，等我们在1.4万英尺的高度上安寨扎营完毕，山姆——我过去的教练，兴奋地说他终于看到了西拱壁(West Buttress)。这条雪白的路线将带领我们登上此时高出我们头顶1.5英里的麦金利顶峰。此前，我们已跋涉了整整一周，除了小心裂谷，我们只是拖着沉重的步子爬过平缓的雪坡。真正的考验将从明天开始。山姆抓起我的手，抚摸着路线图，在每一个重要路标处他都会稍作停顿，例如60°仰角的瓦西巴拇指(Washbern's Thumb)以及小猪峰(Pig Hill)。接着，他的手指向了第二高峰弗拉克峰(Foraker)，而我则试图指出我们的目的地。我将手稍微从弗拉克峰的标点往上挪了一点，山姆大笑着说：“高一点。”我照做，山姆还是笑着说：“再高点！”我于是不停地往更高的方位指啊指，直到最后我觉得差不多已经到了太阳的高度了。这时，山姆用温柔而低沉的声音说道：“就是那，麦金利顶峰。”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侵袭全身，从腹部蔓延，直到刺痛指尖。  从小到大，我几欲被恐惧击倒，而在凤凰城外攀岩时，我终于学会了直面恐惧、淡然处之。常常，我的一只手掌吊在岌岌可危的把点上，另一只手拼命摸索着下一个把点的位置。对我而言，每当手中牢牢抓着把点或者顺利找到下一个时，盲眼登山不再可怕，最大的恐惧在于伸出手去，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何处有把点。这时，我感到极大的恐怖，内心在挣扎、祈祷。此前，双目的失明、亲人的去世、罹患青光眼曾几度将我推向崩溃的边缘，但我终究坚强地走过灾难、战胜了自我。那次，山姆和我并肩站在某个山头。他雄心勃勃地建议来次更大的挑战。听见他说：“麦金利”，我马上说：“好！”这个决定成了又一次黑暗中的探索，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探索。

下午，酷暑难当，我们在营地四周盖冰墙。麦金利山富有传奇性的严寒我早有耳闻，但这等酷热倒是未曾料到。太阳照在雪地上，又反射到护目镜的皮框上，灼烧着我的双眼。还有那肆虐的寒风，嗖嗖地刮着，吹散了体内残留的温暖。克里斯一边看着我和山姆筑起雪墙挡风，一边笑着说：“太阳浴加上冷风浴，习惯就好。”山姆将冰劈成块状，我负责把它们堆成长方形来挡风。才一会儿，冰墙就和我一般高了。然后我架好阶梯进入了我们的城堡，山姆则用积雪将冰块问的缝隙填满。终于可以搭帐篷了。我抓住帐篷的一边，将它整个地抛向风中。帐篷完全张开后，我将它固定在地上，然后靠着环扣和口袋摸索各个位置所在。

几个月前，我们在雷尼尔山(Mount Rainer)上集训。一名队友布置我在穆尔(Muir)雪地上撑帐篷。当天寒风凛冽，我一跪在雪地上就开始浑身打颤，而厚厚的手套使我根本无法辨别出帆布上的套孔。我四处瞎摸，笨拙地把撑杆往孔里戳，最后干脆甩开了一只手套以便清楚地摸到孔位。我的手就是我的眼睛，而3层厚的手套会遮蔽我的“视野”。我心想就把手套脱掉一会，把撑杆戳进套孔就好。可是锋利的雪片刺痛着我的皮肤，双手即刻麻木。我连忙将冻僵的手塞进手套里，不停地用手敲打膝盖。待手掌终于恢复知觉，钻心的疼痛随即袭来，直叫人想吐。但我还是不愿罢休，又甩开了另一只手套，同样在还没碰到帐篷之前就已经彻底麻木。山姆和杰弗走了过来，他们已经搭好了其他的所有帐篷。二话不说，他们开始搭我的这顶。手上的剧痛远不及心中的沮丧与难堪，胸膛里仿佛装了只快要爆炸的热气球。我呆呆地跪在雪地上，听着帐篷在撑杆的支撑下慢慢架起，心中暗暗发誓：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不会强求；但力所能及的，我一定要做好！

后来回到凤凰城，在华氏100度的酷热下，我把一个帐篷带到了我所任教的学校附近的空地上，戴上厚厚的登山手套，一遍遍地将帐篷搭起、拆倒、再搭起……我听到汽车经过时明显降速，心想司机一定看得目瞪口呆：这么热的天气里，居然有这样的疯子，穿着厚大衣，戴着厚手套，跪在一个帐篷上。但是，我绝不允许自己沦落为全队的包袱。我渴望队友们能放心地把他们的性命交到我手里，就像我是如此这般地信任着他们。作为团队的一分子，我渴望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有所贡献，而不是被队友们拽上山顶，像个皮球似地死死钉在那儿。如果我要登上顶峰，就要有尊严地登上去。

那晚在麦金利山上，我们点燃了瓦斯炉，坐在帐篷边的冰凳上。我可以清楚地觉察到太阳疾落而下，温度骤然减半。晚上8点，我们围坐在双向接收的收音机旁，等着基地营的安妮报天气预报。预报没等来，却听到录音机里噼里啪啦的杂音中说有两位台湾的登友被困在了1.9万英尺的高度上。当天早晨，这两人满怀期待地向山顶冲刺，在拼命赶速的途中不幸雪盲，被困在了“橄榄球场”(Football Field)。“橄榄球场”是一个雪棚，距离山顶仅100码远。几个小时之后的此刻，两人正抱作一团，在冰冷的夜风中脉搏渐弱。其中一人扯着嘶哑的嗓音透过录音机向救援部队报告了困境。巡逻员只能回应道：“坐稳。风太劲，‘黑鹰’直升机也无济于事。”一个小时后，收音机里传来同样的声音，只是更加微弱，仿佛梦呓：“我的朋友，他停止了呼吸。”  山姆和我径直回到帐篷坐下。他问我：“到底是什么把我们和他们隔开？我是说死去的那个人。”我们沉默了许久。

我和山姆也曾有过相同的遭遇：一年前，为了准备麦金利之旅，我们尝试攀登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哈姆费瑞山峰(Humphrey's Peak)。这本是一次寻常攀爬，一般登友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刚走出停车场几分钟，山姆犹豫了：“如果你受伤了该怎么办？”而我粗心地将一只手套落在车里的举动更是加重了他的忧虑。他不禁为将来担忧起来，甚至有些恼怒：“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麦金利上，你的一只手就没了。”于是我们原路返回。我感到相当懊恼。他重新开导我说：“你不懂，一旦我们登上了顶峰，我就有责任把你再带下来。”我顿时明白了：山姆并不是在怀疑我，而是害怕自己不能很好地引导一名盲人安全攀爬。

一个星期后，彼此都冷静下来了，山姆建议我们再尝试一次。这次选中的是科罗拉多(Colorado)州的朗茨峰(Long's Peak)。这座山峰的攀爬难度高达14级。哈姆费瑞的那次登山失败之后，我觉得我们再也不会有机会成功登上一座更高、更有难度的山峰了，更何况还是被公认为整个科罗拉多最难爬的朗茨峰。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同意一月里再次去攀登。第一天，行程缓慢。我小心跟随着山姆的脚步声，从石子路一直走到陡峭的冰坡。在距离顶峰500英尺的地方，由于风太大我们被迫暂停前进，回到帐篷里。整夜里，我们在肆虐呼啸的风声中战战兢兢，唯恐狂风随时将帐篷连根拔起，把我们一并吹下去。第二天清晨，帐篷被埋在了足足3英尺厚的新雪之下。我和山姆步履艰难地缓慢下山，每隔几秒钟就得停下来站稳。当时风已经刮到了100英里的时速，疯狂地不断将我吹到身后的积雪和岩石上。终于，在这样的轰鸣下，我再也无法跟随山姆的脚步，我甚至无法听清仅在咫尺的他对我的喊叫。山姆勉强用他那双冻僵的手在我和他的背包间扣上了厚厚的带子。接下来的7个小时里，我依靠着这根带子强大拉力的牵引跟随山姆下了山。我专心于陡峭山岩上的每一步，却常常被风吹得歪七斜八。多亏山姆就在身边，随时把我抱紧，抵挡强风的袭击。当终于在傍晚时分返回停车场，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全身无力了。那天我们未能成功登顶。我的眼皮冻在一块，山姆也在狂风漩涡中掉了一只鞋。但我们心里很欣慰：挺过了这一关，前方再也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而此时，挨着山姆坐在麦金利卡希尔特纳冰川上，我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我们准备了一年哪！我从来没这么拼命过！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到了这里，现在已经一切就绪。”我希望自己说得没错。

我转身去收拾第二天要带上路的东西。在背包的最上层，我放了多层手套、加厚的袜子、面罩和护目镜。冰镐、警戒哨、铁铲则捆在背包外层。是的，山姆说得很对，丢失一只手套或一把冰镐很有可能就意味着丢失一只手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当我钻进睡袋躺下的时候，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次攀登准备着！

2000年1月，我终究还是因为青光眼而又摘除了右眼珠。自打阿空加瓜回来后，我的眼疾恶化，眼白开始缩水，渐渐变灰。阿空加瓜的高海拔天气自然也加重了病情。手术后，我躺在病房里，迷迷糊糊地问她：“你丈夫现在连一颗眼珠都没了，你觉得恶心吗？”

爱伦将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永远都爱你。每晚睡觉之前，你都可以把玻璃眼珠拿出来。我会亲吻它们，向它们道晚安的。”

我不禁在昏昏欲睡中笑出声来，说：“你要是真这么做，你可就真成了我玻璃双眼中的宝贝了。”话一说完我就后悔不该笑，因为伤口随即灼痛得厉害。

之后的几周里，我曾一度为失去的眼睛而情绪低落，但许多未完成的事以及无限的可能使得我无暇在悲伤中沉沦。两个月后，眼眶刚刚缝合，我就去爬了1000米高的大冰峰、加拿大落基山脉(The Canadian Rockies)上的明珠——极地马戏团(Polar Circus)。我在科罗拉多的魁瑞(Quray)学会攀登冰峰。不过少数专家觉得这是很疯狂的举动。一名同行曾经告诉我：“你明明手上拿着又大又锋利的金属工具，可你不敢随便往冰面上凿啊。万一失手，冰箱那么大的冰块就会整个砸到你身上。”冰山攀岩者都是靠眼睛寻找路线，他们寻找着深蓝色的安全雪带，避开粗糙的雪白区域。他们寻找着前人留下的草绳、凹坑，而我则学会将冰具作为双手延伸的部分，在冰面上展开搜寻。一旦我发现一处合适的拉升点，我便会轻轻敲上去，从声音中加以辨别。如果是浅浅的回音，就像叉子敲在盘子上的那种，就表示是块碎冰；如果是“咚”的一声，就表示是一块有潜在龟裂的大冰块；如果是铿锵有力的一声，就像晃动着一瓶尘封已久的花生酱，那就说明是个很好的支撑点。有些人认为，冰峰攀岩一定要有好的视力，但通过多年的经历，我早已学会打破成规看待事物。我明白了爬山有的是方法，并不只有一种选择。

在“极地马戏团”的最后一段绳长上，我将一条狗栓扣在两只岩钉上，然后自己悬吊在上面，等着我们的领队麦克·奥多伦扎好下一段的岩钉。失明之前，我曾在一本书中看见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名攀岩者悬挂在法国冰山莎漠尼克斯(Chamonix)上面。在那茫茫白雪之中，他是唯一的色彩。悬挂的时候，我脱下了手套，抚摸着冰面。它摸上去就像冬天我房间里的窗户一样冰冷。想到置身于如此的美景，我不禁吸了一口冷气。此刻，我也成了这画面中的一处色彩。而手掌之下便是一片茫茫洁白，舒展着、蔓延着。

春季回家时，我们搬到了落基山脚下戈登(Golden)小镇的新家。爱伦和我忙活了一阵，收拾搬家的行李。休息时，我俩研究起该给这本书取个什么名字。爱伦建议说：“这个怎么样：《盲人登山：抵达终点》？”之后，我们又想了好几个搞笑的书名。我说：“听听这个：《滚下山来，臭瞎子！》。”爱伦的甚至更绝：“《蹬腿大叫拽上山：一个瞎眼男人的旅程》！”

两人正放声大笑，爱伦突然安静下来。我听得出她是在微笑。慢慢地，她温柔地说道：“至少我知道这本书该如何结尾。”

“怎么结尾？”我饶有兴趣地问她。

“会是一桩很特别的事件。”

“到底什么意思啊？”爱伦挪到我身旁，在我耳边低语：“我们要有孩子啦！”

爱玛‘路易斯·维汉梅尔于2000年6月21日凌晨3时57分出生。为人父母是门大学问。对我来说，为人父亲的感觉有点像一天之内爬完麦金利、乞力马扎罗和阿空加瓜。因为看不见，我竭力说服爱伦我可换不了尿布，但她根本不买帐。我还得想点法子帮女儿把衣服穿好。很显然，粉色的袜子肯定不该配橘红色连衣裙。父爱获得的奖励胜过任何一座山顶——给她唱歌时，感受着她那稚嫩纤滑的小手轻抚我的额头，还有那笑盈盈的、圆圆的脸蛋，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试着系好爱玛身上的护带，好让她能够紧贴我的胸膛。我的手指在那些弹力线和环扣之间摸来摸去。我先是颠倒了肩膀和腰际的护带，意识到错误之后又解开扣子重新再来。然后，我把爱玛的身子绑到我胸前的护带上，再小心地将她双腿放进护膝里。安置好爱玛后，给赛格套上狗栓可就麻烦多了。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臂膀尽量往外伸，给赛格套绳扣。而这调皮的家伙还在晃动着脑袋，伺机给小爱玛来个亲吻。最后，我得给爱玛戴上她的小童帽。我一手护着爱玛的头部，一手在桌子下面的地毯上摸她的帽子。我想帽子应该是掉在那儿的。终于，一切准备就绪，我带着爱玛去街头的咖啡店给爱伦买香蕉面包，顺便父女俩散散步——这是在科罗拉多。我们走在狭长的小道上，空气中渗满了温暖的阳光。一根树枝轻碰在我的额头上，提醒我该右转弯往下走了。接着马路往下倾斜的坡度加大，提示我快到十字路口了。地上一块新铺的凸出来的沥青路和洒水车的响声告诉我前方右拐便是停车场。回来的路上，我一手护着爱玛的脑袋，一手牵着赛格，腋窝下夹着给爱伦买的面包。我们经过当地小学的门口，听见孩子们玩耍时欢乐的笑声。这时，一个小男孩冲他的朋友喊道：“嘿，快看！”我习以为常地等着他说：“快看那个盲人和那只大狗。”谁知他竟说：“快看那个小宝宝。”

我带着欣然的接受对赛格说：“赛格，我们被人家取代了呢。”

闻着高山沙漠地带里的青草香，感受着爱玛温暖着我的胸膛，我觉得无比地满足。一切我曾经渴望的，此时我都拥有了。有人对我说过：“你要是没瞎就好了，生活会容易得多。”

是的，我也相信会容易许多。但会变得更有激情、更让人满足吗？这个我倒不确定。

我轻抚着爱玛的小嘴巴，柔声对她说：“爸爸真的很满足了。”接着，我驻足在街道一旁，让爱玛面朝西边，正对着落基山脉。爱玛胖嘟嘟的手臂在空气中兴奋地挥舞着。我告诉她：“人生路上，你有时会失去自认为重要的东西，然而一切你需要用来满足自己的财富其实都在你的内心和眼前。你只需伸出手来，我的小天使，有时这样做可并不容易，但至少会是一次很棒的人生探险。”

“生动倾诉，感人肺腑。”

——《时代》

“扣人心弦……震撼人心。”

——《华盛顿邮报》

“艾瑞克·维汉梅尔称得上一名世界级的体育健将：摔跤擒拿、骑车远行、马拉松、滑翔、登山、攀岩，无所不能。他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麦金利的盲人，还成功登上高度1000米的酋长岩，甚至征服了珠穆朗玛峰。目前他和家人居住在科罗拉多的丹佛。

该书感人至深，充满冒险经历……维汉梅尔以他独有的幽默、真诚和打动人心的细节向您娓娓叙述；他的勇气和激情给人以深刻启示。”

——《出版者周刊》

“维汉梅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冒险家和运动员。他的登山经历已然足够写出一本精彩绝伦的书。然而，更令人意外的，他是位盲人！……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值得一读。”

——《图书馆期刊》

“这部令人激动、风格独特的作品讲述了人类如何勇敢挑战自然。喜欢这类故事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令人启发’这个说法已被用了太多次，然而在这儿，它是当之无愧的！”

——书评

“多年的关注让我对您钦佩不已。我自己也是一名攀岩手，经常会无助地悬挂在坚硬而锋利的岩石上，绝望地满世界找把手；或想尽办法将铁索扎进缝隙里去。因此，我深深地懂得对于一名盲人，这样的挑战意味着什么。我曾固执地以为岩而和山峰是盲人不可企及的危险地带。是你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向我证明了这个奇迹。我佩服你能够跨越如此大的障碍。”

——约翰·克拉考尔

“任何一个视力完好的人都该为维汉梅尔先生的成就而骄傲：盲人登山的确了不起！”

——《华盛顿邮报》【读书世界】

“在盲人登山手艾瑞克·维汉梅尔的精彩书作里，我们将领略到这位英雄征服世界顶峰的历程……他甚至登上了约塞米蒂的‘圣峰’酋长岩，并且是从‘鼻梁’路线……他的故事定会令攀岩爱好者们惊奇和艳羡。”

——《西雅图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