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自由主义的报道理念，为新闻而生的记者狂人，遭遇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闪转腾挪于现实的夹缝，采访学中的孙子兵法。

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阿班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国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阿班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

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

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译者序

卷一　中国苏醒了

　一　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二　沙面的白人成了惊弓之鸟

　三　孙中山晚年秘密曝光

　四　从上海转往北京

　五　执掌《英文导报》的日子

　六　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七　京津美军备战国民革命军

　八　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九　混乱的国民政府

　十　遭国民政府驱逐未果

　十一　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　掀舆论营救被捕的胡适

卷二　日本推进中国

　一　日本将占满洲无人信

　二　夺满洲只是日本第一步

　三　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四　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五　目睹日本蚕食华北

　六　卖国谣言甚嚣尘上

　七　1936年的中国时局

　八　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九　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十　向蒋介石面陈对形势意见

　十一　南京路遇误炸死里逃生

　十二　美舰“帕奈号”被袭真相

　十三　日本人在上海撒野

　十四　欲学日语反引狼入室

卷三　世界进入战争

　一　日方要员纷纷登门警告

　二　东京为承认汪精卫闹分歧

　三　深陷战争泥潭寻求喘息

　四　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　《时报》捅出日本加入轴心国

　六　日本便衣狠下毒手

　七　宪兵队刺杀计划流产

　八　日美战争一触即发

　九　中国人民终将当家作主

　十　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慨

译名对照表

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者，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要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冯妇再做，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日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紧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为塔尔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诺尔玛（Norma）及康斯坦丝（Constance）写故事及字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高德温（Sam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

其时，好莱坞正处于有声电影到来的前夜。但对那个时代，我已烦透了。于是我再次对案头工作反叛，动身去中国。我的经济来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报业联盟签了一个协议，通过邮寄方式，向联盟下面的许多报社供稿。若获采用，稿酬是每一栏五至二十美元。记者朋友们管我这种收人叫“奴隶稿费”。  1926年年初，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公众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东京和北京的美国记者很少。在上海，全职的美国记者只有一人——合众社记者。其他美英报纸的记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是为当地的英文报纸工作，偶尔才寄几篇稿子给纽约或伦敦的报纸，只能算是副业。他们或拿可怜的低稿酬，或领极少的津贴，但平时不必写稿，偶尔才根据来电要求写点东西。

后来，一直被西方忽视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日益蓬勃，我开始摸索着了解这场运动重要的世界意义。让我震惊的是，即便在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对这场运动的报道也极不充分。当时，我发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闻，由于我的协议对象都不接受新闻电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转投给合众社。这家重要的新闻采写机构在一栋楼房的四楼，大楼很脏，没有电梯。门楣悬一块律师招牌，律师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进得房间，见里头只有一个中葡混血的青年，约莫十六岁。我问这是不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回答是，又补充道，他父亲是合众社的记者。

“你父亲呢？”

“噢，他病了，在家里。”

“他什么时候回办公室？”

“不知道。”

“他病了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星期了。”

“那谁在替他采写新闻呢？”

“没人。”

律师抱病在家，儿子又懵懵懂懂。那年轻人倒是允许我查看合众社的文件。我发现，最近的一宗开支记录，离现在已经快七个星期了。

我前来远东时，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时，我主要关心能挣点稿酬的专题报道，对突发新闻想得少，对于抵埠后目击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也不足。

再说进入日本的那晚，我的船穿过了灯光熠熠、排成半圆形的日本渔船队，次日凌晨便首次抵达日本。日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横滨几年前刚被地震摧毁，正在缓慢重建，处处是令人沮丧的废墟。东京总算活了过来，看上去蔓延无度，虽然丑陋，却隐藏着许多魅力无限的美丽景点。德梅瑞·佩斯（Demaree Bess）领着我在东京到处参观。几年前，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同事。他带我看寺庙、酒吧、风景如画的公园，还有他自己的家。他的家有玲珑精巧的花园、拱桥和石头灯柱。时节尚早，樱花未开，无缘欣赏。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同日本人打交道。

镰仓地区的美丽是名副其实的，山峦起伏，林木森森，处处有佛寺，更兼清溪纵横，湖泊密布，有着传说已久的内陆海。不过，作为新闻从业者，倒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能勾起我的兴趣。初次造访后，留下的印象，与一般的观光客无异，无非觉得神户北部Tor酒店高尔夫球场的风景至臻完美，神户东方饭店大堂的苏格兰威士忌妙不可言，某家小旅馆评价过高，房间污秽，等等。

日本的传统房屋往往精心维护，整洁程度堪称典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学不会维护西式楼房的窍门。不久之后，我在满洲及中国内地见过许多13本人建造的高级酒店、办公楼和领事馆，都因管理欠善，变得肮脏破败。这些建筑一旦启用，不出一年，就弥漫着令人欲呕的尿臊味——不是一般人的尿臊味，而是每日吃两三次腌萝卜的人特有的尿臊味。在这方面，腌萝卜的后果远比一大盘的芦笋严重。

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也颇具欺骗性，好比日本渔船队给我造成的错觉。离开神户后的第二天，夜幕刚降临，船已经到了混浊的水域。黎明时，引擎的震动突然停了，我顿时醒来，从铺位跳了起来，急不可待地想看一眼新大陆。从圆窗里望出去，是泥浆般的混水，令人难以置信；再一眼，看到平坦的泥岸，还有一个高耸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某个闻名遐迩的美国口香糖。视线里没有亭台楼阁，耳朵听不到寺庙的钟声，鼻子也嗅不到微风送来的香辣美味。我恹恹地重新爬回铺位，蒙头再睡，直到船在上海码头系缆。

我的目的地是南方，在上海只勾留了一日。这天适逢春雨来顾，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闷热也过早地来了。我觉得，在我到过的城市里，上海是最脏的。我在街头巷尾目睹的贫穷，真可谓触目惊心。即便在上流场所如理查饭店及汇中饭店里泡酒吧，气氛也阴郁不堪。要是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要连续十一年以此地为家，我非厥倒不可。

原本是想在中国撰写一些背景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却渐渐觉得渺茫起来。好在这时去拜访了索克思（George Sokolsky）-，捎去了一封介绍信。信是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写的。

索克思建议说：“还是别待在这儿，现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也别去北京，那儿简直是个停尸房。最好是去广东。我在那儿待了六个星期，刚回来。我先不告诉你那里的情况，免得你产生偏见。但你一定得去，先去找李才（LiChoy译音），他是《广州英文日报》主编。我会写信告诉他，说你要去。”

上海天色晦冥，更兼阴雨连绵，彻底勾销了我游玩度假的兴致。好在我先前订的船票还要一路前往香港、马尼拉，再返回香港，于是我便按原计划行事。

没想香港比上海还要糟。雨更多，雾更浓，闷热也更甚。至于首度马尼拉之行，则觉得这地方不秀美，也无趣，倒是让我见识了连续两天不休不止的热带豪雨。P2-6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包下了最高一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呼。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中便有记载。

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1905年，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人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粗略数来，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

日本的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对此，笔者是有同感的。岂止党史，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无论视野还是史料，都应放在世界大范围中。仅举松井石根与八十部下被召回国一例，若只从中日关系看，而略去美日关系的角度，便不会顾及帕奈号事件，亦不会考虑《纽约时报》报道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实质错误。笔者翻译此书，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兼而惠及同好。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阿班的书更有意义。它像采访学里的《孙子兵法》，教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它还教我们如何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外，一贯死保新闻来源的身份，不管其为何党何派、何国何种；社交方面，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独家新闻。即使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杀了数千同胞，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能避免作情绪性宣泄，该褒处褒，该贬处贬，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在新闻业者里，这种大家风范，让人油然起敬。

原书的各章标题，有部分语焉不详，故加以重拟，以图一目了然。译者于史学是外行，个别次要人物名字，一时竞无从考证，只好暂以译音标注，希望专家不吝指教。至于译笔的粗陋，也是难以掩饰的。

杨植峰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