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说不清和书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因缘。
还没上学的那会儿，“文革”正折腾得热闹。被“打翻在地”的爷爷赋闲在家，每天便以课孙为乐，有了这位名牌大学的老教授做启蒙老师，小学一年级，当别的同学还在念a、o、e的时候，我已经能查着字典，整本地看《桐柏英雄》了。如果放到现在或许会被媒体炒成个“天才儿童”啥的，可那时候，大人们能夸一句：“这小子挺聪明”就乐得找不着北了。
在童年的记忆里，好像一切都与书有关，书给予我的，有痛苦，也有欢乐。
那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的一天，妈妈给了我五毛钱让我上街去买肉，那时候哪有什么“超市”，买东西唯一的去处就是“合作社”，人多货少，买什么都要排队。售货员称好肉，随手在一本书上撕下一张纸包好肉递给顾客，那本当包装纸的破书牢牢地“粘”住了我的眼睛，那竟然是一本字帖，工整的毛笔字，潇洒漂亮。该轮到我了，售货员把包好的肉扔给我，我请求她再多给我一张纸，胖售货员没好气地又顺手撕了一张甩给我，我抓着肉，站在一边，愣瞌瞌地瞧着售货员卖肉，她一张张地撕纸，我的心随着那“噌噌”的声音火辣辣地疼，最后终于忍不住了，上前抓住售货员的手，求她把剩下的几页破书送给我，这一下，售货员可恼了，她把胳膊一抡，指着我鼻子吼道：“你这小子是不是有毛病，给你？给你我拿什么卖肉？公家的东西，凭什么给你？去！”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仿佛是空的，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想得到那几页残书，平时少言寡语，总让大人说：“像个丫头”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又上去抓着售货员油乎乎的手苦苦地央求。这一回，那胖售货员真的是暴跳如雷了，她一把一把地向后推搡着我一边叫着：“给你？给你也行，你给我跪地上磕三个头我就给你！”胖胖的圆脸上全都是愤怒和不屑。
我跪在湿泞泞的地上，磕了三个头！
刹那间，售货员呆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呆了！
过了好半晌，售货员默默地退到案板边上，拿起那几页残书，又从货架子下面抽出三本一样的书一并递给了我，我抱着书，低着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匆匆离开了。
回到家，和爷爷讲了经过，爷爷轻声地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他先是洗了手，这是老人家多年养成的习惯，看书之前必定要把手洗干净。他戴起花镜，仔仔细细地翻书，看着看着，他笑了，一把拉过我说：“孩子，这真是天意，你知道这是一部什么书吗？它是赵幼梅先生的《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你知道赵幼梅先生是谁？他是你母亲的叔祖，是天津‘四大书家’之一，能得到这部书真是天意啊，可惜，残了……”老人家脸上的那份兴奋与惋惜，多少年来我都难以忘怀。
前年，我在天津《今晚报》撰文《赵元礼和他的〈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选用的版本就是这部当年我在合作社肉案上抢救下来的残书。
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有一个全国性的图书展销会在上海召开，机会难得，当然不能错过，于是连夜前往。当我满头大汗兴冲冲地背着两大捆书走出展销会大门的时候，才发现刚才只沉醉在买书的兴奋当中，钱包和火车票都不翼而飞了。
人生地不熟，我该怎么办？最后只得硬着头皮找到组委会办公室，想和人家说明情况，看能不能把书退掉。接待我的是一位能讲一口普通话的老先生，他听了我的叙述，平和地笑着说：“书您不用退了，在这么多书里挑来拣去可不容易，钱我借给您，您先回家。”我当时真是惊喜非常，连忙掏出笔打借条，老先生摆着手说：“借条就不用了，喜欢书的哪有坏人，读书读书，不就是为了做好人吗？”
听了这话，我忽然之问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关于读书的格言警句不知读过多少，这一句“读书是为了做好人”是我听到过最真诚最质朴也是最深刻的。
回家以后，连忙把钱寄回，又附信感谢，老先生给我回了封信，我才知道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已经八十高龄了，在书展上是去做义工的，一来二去，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像这样因书结缘的朋友还有许多。
人到中年，孑然一身，坐拥书城，过着恬淡宁静的日子，其中奇妙佳境，非“癖于斯道”者不能得其乐。春天是读散文的季节，在微风拂荡的清晨，漫步于杨柳岸边，一卷《昌黎先生集》边走边读，不觉心旷神怡，心胸酣畅；夏日午后，慵懒未解，一篇汉赋，一杯清茶，神与古会之即，两腋生风，遍体清凉；秋日黄昏，是读宋词的良辰佳日，“三杯两盏淡酒”过后，登楼远眺，把酒凌虚，一部《漱玉词》令人荡气回肠；冬夜，拥衣默坐，细读史籍，悠悠往事，注上心头，千古兴亡，成为扼腕一叹。
经常有同道上门借书，只要我有所收藏，哪怕是孤本、善本，也会毫不吝惜地借给他们。对于这一点，许多书友不理解，爱书的人把书视做生命，哪里能够轻易地借给旁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大方”？其实，读书与藏书都只是形式，不是目的，读好书是为了做好人！书中负载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那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我不仅要搜集，要保护，更要传播，让大家读好书，让大家做好人！
世界上多一个好人比多一部善本书更有意义，不是吗？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