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是一个在复杂的历史漩涡中驾着命运扁舟，出没宦海风波而不被淹没但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

何应钦一生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学史治史者也最为关注的。主要是1924年至1949年这25年间国共两党关系构成中国政治主旋律的时段，其间又经历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战争。何应钦在这一时期充当主角或重要角色的民国史事，迄今内地与海外对其评价分歧依然很大，有的褒贬犹如霄壤，故熊宗仁特在《何应钦新传》中将一家之言和盘托出。

《何应钦新传》由熊宗仁编著。

蒋介石的同学、同事、结拜兄弟，是蒋的“大金刚”，人称“永远的大副”。蒋、何既亲密，又猜忌，勾心斗角几十年，阴谋、政变、阻击……《何应钦新传》惊涛骇浪，动人心魄。

国民党中有“蒋何”之称。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担任校长，何应钦是教育长；1928年蒋就职陆海空军总司令，次年，何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时期，蒋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何应钦则荣升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国民党这艘船上，如果说蒋介石是船长，那么何应钦永远只是个大副——只有在船长无法指挥的时候，才能执掌指挥权，而这种情况是极少的——虽然他未必甘心如此。

话说回来，何应钦无军、无党、无派，何德何能长期充任二把手？支持他的，是资格？是人望？是蒋介石的服从？答案，读者当自去品味。

序论

一、“乡巴佬”出谷迁乔 士官生来去东瀛

 “青布客”创业何老三入学

 忠君爱国迷梦初醒

 辛亥风云中归来“二次革命”后东渡

 婚姻权势 良缘双结

二、军界宠儿政坛骁将

 战场失意操场得意

 组团结社趋赶时势

 借势巧夺扶摇直上

 弄权斗法只身逃亡

三、黄埔练兵东征建功

 晋见孙中山攀附蒋介石

 顾问的小学生黄埔的总教官

 棉湖一战名扬四方

 惠州攻坚“大将”得宠

四、大浪淘沙鱼龙杂处

 四平八稳左右逢源

 身心向右权位向上

 支持中山舰事件充当蒋介石后盾

五、北伐东路反共先锋

 留守粤北轻取闽南

 浙苏抢功南京发难

 金陵逼蒋龙潭巧胜

 忍气失权诚心皈依

 戴孝图功助蒋“统一”

 “福将”无能“围剿”破产

六、和外戕内难辞其咎

 替中央系入主华北代张学良坐镇北平

 重交涉轻抵抗断送长城抗战

 签订《塘沽协定》 陷人妥协深渊

 逼走冯玉祥杀害吉鸿昌

 达成“何梅协定”留下历史公案

 吴佩孚图保晚节何应钦甘下地狱

 西安事变文戏武做

七、兼并异己护院管家

 西北“善后”川康“整军”

 七七事变走向抗日

 正面战场溃败江海要塞报废

 审判韩复榘巧遇苏顾问

八、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皖南事变祸首反共战线干将

 主军政弊端百出 论抗日殊少成效

 史迪威的祸根“花生米”的代言

 明升暗降主持“陆总”

 受降主官施恩头号战犯获释

九、体面引退妄整残局

 总管赋闲宠将升官

 军参团里开眼界冷板凳上长见识

 回光返照组阁拒和

 金陵春梦破羊城旧侣疏

十、“福星”在“改造”中暗淡元老在“失权”后呼号

 老臣蛰居避祸“顺民”投石问路

 在“改造”中失势“顾委会”里获宠

 借童子军还魂当老司令发威

十一、“道德重整”成领袖“文化复兴”作先导

 大洋彼岸结缘台湾岛上尊孔

 上将游戏人间 《龙剧》流毒欧美

 “道德重整”门庭冷落“文化复兴”旧瓶老酒

十二、“国民外交”水月镜花 中日建交世势人心

 受降主官访日 头号战犯洒泪

 老马识途游说东瀛宿将亲征牵线扶桑

 “反攻大陆”梦碎“国民外交”雪崩

 逆潮流机关算尽挽狂澜心劳力拙

十三、修补反共思想 固守拥蒋壁垒

 失势常忆当年勇 获宠更感君恩深

 怀旧主亦步亦趋拥新君不越雷池

 祝大寿慰元老颁特勋抚众心

十四、“统一”当旗手冷战作先锋

 “定要反攻复国”幻想难舍“三民主义统一”一厢情愿

 身先士卒亘古未有冷战心战效果全无

十五、谋台湾发展充高参寄余年闲情做游子

 推动岛内建设寻求海外发展

 情移山水多雅兴倡导旅游运匠心

 针砭时弊说革新挽救世风倡文明

十六、漩涡托起不沉舟 乡情煎熬魂归人

 贤内助患绝症好丈夫侃长寿

 寂寞黄昏路漫漫海隅乡情梦迢迢

 风云百年隐秘多丹青一幅遗恨长

后记

晋见孙中山 攀附蒋介石

1923年8月，在上海赋闲养伤的何应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即将赴苏俄考察军事，商洽中俄合作推进中国国民革命诸事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会面。何、蒋之间既有在日留学的同学之谊，又有在沪军工作的同事之情；何正觅晋身之阶，蒋欲网罗朋辈，彼此相谈甚欢。蒋当时正得孙中山赏识，升腾之势已现，孙中山在滇桂联军的支持下，驱逐了陈炯明，重建广州大元帅府，也亟需人才。蒋介石建议何应钦与其坐困上海，不如南下广州。何之内兄王伯群多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南北和议，亦颇获孙中山好感，认为孙中山与苏俄携手，南风势盛，北风势衰，遂鼓励何应钦不妨南下以观风向，并亲笔致函孙中山加以引见。

1923年秋，何应钦到达广州。据他回忆：“我见到国父，是在广州的士敏土工厂，也就是当时的大元帅府。国父以一种极慈祥的口吻，垂询了我的身世和经历，并和我谈了一些革命军人的要义。他对我说：‘在广州同我革命奋斗的军队，固然不少，但我却不敢说他们就算是革命军。’第二天，国父手令派我为大本营参议，要我在广州住下。”但惯于择优而从的何应钦佯为允诺而阴存观望。他见孙中山的处境十分艰难，大元帅府的势力几乎不出广州一步。广州以外，几乎无处不是敌人，革命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便以枪伤尚未痊愈，眷属亦在沪上为由。离开孙中山返回上海。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孙中山从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沉痛教训中开始省悟，认为革命的胜利，不仅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路线，还非有一支真正服膺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不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心创办黄埔军校，并委派赴苏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处委员长。蒋介石对军校的筹办虽拖沓其行，而心内别有所图，亟欲罗致一批志同道合者为其羽翼。何应钦既是日本士官生，又曾在贵州主持陆军讲武学校，小有声名，本已属意，加以军校筹备委员之一的王柏龄极力保荐，蒋介石便电邀何应钦南下。

2月8日，何应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广州南堤军校筹备处面见蒋介石，畅谈甚欢。当天，何应钦就迫不及待地到长洲岛去踏勘未来军校的校址，向蒋纵谈了自己对校址选择的利与弊的分析。次日，经蒋介石引见，何应钦再次晋见了孙中山，对上次的离去加以解释。2月11日，孙中山正式颁发委任状，任命何应钦为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并协助筹办军校。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无法估量的价值起初尚未充分认识，加之建校工作困难重重，2月21日就擅离职守，跑回上海。23日，孙中山只得任命廖仲恺代理蒋介石的军校筹备处委员长，统筹处理一切。廖仲恺是孙中山建军思想和国共合作最积极、最忠实的执行者。他除四处奔波筹措经费外，还要求参加军校筹备的全体人员，要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一支服从国民党指挥，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去牺牲的革命军；军校的所有干部，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一贯以为加入过同盟会便理所当然是国民党员的何应钦，也是在筹办黄埔军校时才从组织上正式有了国民党党籍。何应钦在筹办军校和尔后主持军校军事教练工作中所表现出的积极热情和对国民革命的正确认识，是深深受到了廖仲恺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影响的。

3月24日，廖仲恺责成何应钦主持考选并训练军校的第一批下级干部，以便于将来训练学生和协助管理校务。蒋介石未离校前，何应钦就曾向蒋提出过建议，应先选拔训练下级干部，然后再招生，并主张用日本士官学校所学来的、又在贵州陆军讲武学校实施过的那套办法来考选和训练。蒋介石已表示首肯。但眼下是廖仲恺主持工作，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这一宗旨决不允许动摇。这给何应钦出了第一道难题。虚心勤勉。这是何应钦少年求学时就涵养成的一种禀赋，而在创办黄埔军校的艰难时期更得以充分表现的优点。在全体教职员的帮助下，又有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何应钦精心制定了考选和训练计划，得到廖仲恺和鲍罗廷的嘉许。经过严格考选出来的50名下级干部，人校后即由何应钦施以训练，为他提供了广泛接触首批下级干部的方便，播下了日后黄埔军人对他怀有深厚感情的种子。

在廖仲恺的主持下，军校的经费有了着落，各项准备业已就绪，孙中山、廖仲恺均函电相催，4月26日蒋介石才回到军校办公。蒋第一天到军校视事，正巧碰上何应钦举行实战演习，检查训练不满一月的这批下级干部。何应钦和王柏龄分别担任这次演习的指挥官。演习的题目是：假设有一支登陆部队将由校门上岸，进攻军校后的升旗山。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甲案为迂迥作战，乙案为正面攻击。前者之优点为牺牲较小，但进展迟缓；后者虽冒风险，但效果则速。何应钦主张采用不顾牺牲之乙案，与王柏龄所持意见相反。经过实际演习，由蒋介石讲评，赞赏何应钦所表现的“冒险犯难”精神，并谓此将奠定“黄埔传统精神”之基础。众筹备委员也都肯定何应钦所选择的方案。何应钦心虽乐之，但面无喜色，依然呆滞严肃，没有使王柏龄感到过分难堪。

P63-65

时间有时会让历史模糊，但有时却会让人们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看得更真切，犹如登上峰巅反观来路一般。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研究何应钦其人其事，至今几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20多年间，我经历了从迷惑于历史的混乱与模糊到走近历史真实的曲折过程。

何应钦是一个在复杂的历史漩涡中驾着命运扁舟，出没宦海风波而不被淹没但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按说随着他活跃的时代结束及其本人的逝世，人们对他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发现和披露，特别是在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不免会勾起人们对何应钦曾主持过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记忆，更因为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淡化和时代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更宽松的思想空间，进一步走近何应钦历史的真实成为可能。人们对何应钦的关注较之20多年前不仅没有稍减，反而有所增加。

走近这样一个近百年时间跨度、经历复杂、是非毁誉反差极大的历史人物，是我20多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的不倦追求。从第一篇引起争议、险遭批判的论文发表，到《何应钦传》、《何应钦的宦海沉浮》、《何应钦晚年》和《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四部专著九种版本的问世。笔者饱尝了追求历史真实的酸甜苦辣。在先后发表的数十篇研究何应钦与民国史事的系列论文中，更体味到要真正走近何应钦这样一个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的真实，会经历多少的坎坷，甚至会承担某些本不该出现的政治风险。虽然最艰难的历程已经过去，我仍要探索前行，但我永远也不可能复原出真实的何应钦。

何应钦一生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学史治史者也最为关注的。主要是1924年至1949年这25年间国共两党关系构成中国政治主旋律的时段，其间又经历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战争。何应钦在这一时期充当主角或重要角色的民国史事，迄今内地与海外对其评价分歧依然很大，有的褒贬犹如霄壤，故笔者特在前言中将一家之言和盘托出，既是对此前四部专著学术观点的承续，又是新的著作的开篇，重复在于增强印象。尽管这些学术见解已获同行认可，特别是对一些权威观点的质疑甚至改写，已获普遍公认，但由于历史教科书不能与学术研究同步的超稳定时差，许多相关著、述，尤其是受众最广的影视作品陈陈相因，依然停留在以往的迷惘与错讹之中，以致难识庐山真面目。故本书有先正视听之前言。

曾有读过《何应钦传》者戏言：撇开意识形态而言，从何应钦的一生中，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启示——当官者何以为官，营商者何以经商，研究者何以为学，做人者何以为人，妙在得“中和”之精髓。戏言难免夸张，但总有借鉴与收获却不假。

喜爱拙著的读者，无论是出于对历史揭秘和追寻历史真实的兴趣，还是对何应钦其人其事的关注，抑或是对笔者的错爱，都是对历史研究的推动。正是读者、作者同出版者之间不经意的互动，何应钦的历史真实才会一步步走近。

熊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