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言说的野心（2008－2010）（精）》是“张炜散文随笔年编”的第十五卷，共三辑，文章写于2008年～2010年期间。齐鲁大地是作家的生源之地，在这一卷中，张炜倾谈“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不同，讲地域文化的兴衰。另有《你在高原》的创作谈等访谈文集。本书供文学爱好者阅读。

《纵情言说的野心（2008－2010）（精）》是张炜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更早的丢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部分文字也找不到了。因为生活匆忙而沉重，人渐渐都像迎风奔驰的老马，背上的一些驮载难免要在路上飞扬四散，再也无从寻觅。

《纵情言说的野心（2008－2010）（精）》里许多篇目写在青春时段，那时的稚嫩和面红耳赤的冲动，今天看非但不尽是羞愧，而且还引起作者多多少少的钦羡。单纯直撞的勇气与昨日紧紧相连，如今这一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潜在了心底，只更多在夤时、在倾听扑扑海浪和漫漫市声的无眠之夜，才缓缓地升腾起丝丝绺绺。

自序

一辑

远和静，环境和文学

大物与大言之间

二十年的演变

小说状态：预测和感想

民间文学：视而不见的海洋

选择记忆中的大感动

半岛的灵性

一个激越不安的灵魂

智慧的快意

天府之吟

青春的力量和真诚

谁读齐国老顽耿

写作：八十年代以来

散文写作答问

二辑

齐文化及其他

茂长的大陆

书院随谈

纵情言说的野心

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

坚信强大的人道力量

上路和远行

与全球化逆行的文学写作

三十年文学小结

行走之书

岱下文化谈

三辑

圆融·思辨·质朴

岁月的一层荧光

人迹罕至的大路

纯良的面容

事事簇新

狮子山下鸣尺八

写作和行走的心情

站在谁的一边

渴望更大的劳动

从春天到冬天

十年琐记

充耳不闻的状态

穿越理性的筛子

太多的不安和喜悦(代后记)

附：散文总目

印象当中，一谈到齐鲁文学，就首先会想到东部，因为新时期以来，相当重要的创作力量集中在东部。我们这个年龄，主要的文学经历都在新时期，印象最深的，还是新时期的一些文学新锐，是与他们之间的一些文学过往。这给我们注入了往前走的力量。今天，我们特别想到王润滋，他在东部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人，他们直到现在都活跃在文坛上。

远和静

居住在威海特别幸福。可能总在这里生活，这种幸福感就会淡化，会忽略它地理、自然环境，以及人脉和文化上的许多优势。实际上偏远安静的城市或乡村更有利于文学。每年我们到各地去，比较一下，会感到威海的可贵。

大约是1995年，在威海开过一个国际环境与文学方面的会议，参加的主体是大陆和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来了些作家和学者。他们很惊讶中国还有这么漂亮干净的一个城市。

从西边过来，穿过海边的万亩松林来到城区，觉得除了建筑有点区别，这里空气的透明度、卫生程度跟许多欧洲城市差不多。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很幸福。

此外，威海还是齐文化圈内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研究齐文化，就很难忽略威海，很难忽略成山头和刘公岛这些地方。研究当代文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齐文化的影响。鲁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过去研究得很多，齐文化与文学，这个题目还没人去做专门研究；实际上大多数东部作家都是齐文化哺育起来的。

威海相对来讲僻远而安静，这是出思想家、艺术家的一个条件。许多人向往中心城市，外国则是美国纽约曼哈顿这些地方，但考察一下，要从事思想和写作的工作，百分之九十还是要找一个相对静远的地方。为什么？就为了能够更多地保持一份独立见解，保持与相对独立的生活群体接触的机会。这样更有利于思想和感悟，以便经营个人的思想和精神天地。

无论是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一些艺术家思想家，都在尽可能地从中心往外移动，住到边远的小城或乡村，最起码也要去城郊。这类例子有许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远离所谓的中心而忧虑。

每到一些中等发达的城市，就能听到抱怨，有人对生活环境有一种忧虑：把住处与事业的发展联合起来察省，产生了一种焦虑感。其实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准确。这种焦虑感的消除，恰恰是个人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和心理准备。

特别羡慕一种环境，却不一定就能拥有，因为有时难免会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有幸在这个海边生活，就成了一种福分。

民族形象

许多专家在讨论上层建筑，如文学创作与民族形象这样的问题。其实它早就困扰着一部分人，并产生了各种说法。  有时我们看文学作品，常常有一种忧虑，就是其中所描写的生活，有许多阴暗面，甚至是羞于言说的一些生活场景。于是有人担心长此以往，会对民族形象造成损害。可以理解有人不断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认识虚构和生活真实的关系。写正面，弘扬正气，积极向上，这些自然谈了很多。作为全局观也只能如此。我们总不能主张一路颓丧。给人力量，强化精神的意义，是很好理解的。

文学和艺术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命题。从文化史上看，也可以说，对一个民族的形象最好最有力的强化和确立，莫过于作家艺术家深刻的创造性劳动。只有那些对人性最有深度、最复杂、最丰富的表达，才会成为杰出的作品。它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的标志，显示一个民族在追求完美、创造世界诸方面的能力以及所能达到的高度。为形象计，绝不意味着写概念化的、类型化的、简单化的东西。那种苍白和肤浅，思维的狭隘性、功利性，会简化和扭曲一个民族的性格，丧失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也难以确立令人敬畏的民族形象。

谈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我们会想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和层次，抵达了人性最曲折最晦涩的细部，对人性的深入挖掘，有时达到了让人不敢正视的地步。但恰恰是他们，使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更加令人尊敬。有一部东方电影，上面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和俄国人打仗，即便在战争上赢得了这个民族，他们的艺术和思想也仍然要征服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民还是要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的确，一个产生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民族，是很难被战胜的。

作家和艺术家，说到底不过是对一个民族的抽样检查，借此正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品质。人们常常讲中华民族多么伟大，是一个诗歌之国。在国外，许多年前因为经济极其落后，西方人要用同情的眼光看我们；但他们始终需要敬畏的，就是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孔子、屈原、杜甫、李白。有这些人存在那儿，一个民族是无法被藐视的。

他们这些人正是民族的瑰宝。回头看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底层性，对人民疾苦的表达，强烈的人道主义、强烈的道德感，那种对于人性奥秘的探究，都贯彻了一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P11－14

这是我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更早的丢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部分文字也找不到了。因为生活匆忙而沉重，人渐渐都像迎风奔驰的老马，背上的一些驮载难免要在路上飞扬四散，再也无从寻觅。

从头看这大大小小的篇章，让我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这分明是树的年轮，是旅痕和足迹，也是由远及近的心音。比起用力编织的那些故事作品，这些文字好像更切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疼感。

许多篇目写在青春时段，那时的稚嫩和面红耳赤的冲动，今天看非但不尽是羞愧，而且还引起我多多少少的钦羡。单纯直撞的勇气与昨日紧紧相连，如今这一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潜在了心底，只更多在夤时、在倾听扑扑海浪和漫漫市声的无眠之夜，才缓缓地升腾起丝丝绺绺。是的，我仍然为当年人和文学的承诺而激动不已。

我的出生地在半岛地区，即那个东部海角。那里曾经有无边的丛林，有大片的松树，离河的入海口不远，又在重要的古港之侧，于是被命名为万松浦。一个人由此地起步远行，就近的比喻是一条船从这里启航，缓缓驶入了风雨之中。如果留有一部长长的出航志，那么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必定连接着万松浦、开始于万松浦。

人是一条船，并且始终是独自一人的水手兼船长。这部出航记录未免颜色斑驳，腥咸汗洇，但唯其如此，也才称得上一本真实的书。

记得有一次回到故地，一个辛苦劳作的下午，我疲惫不堪地走入了万松浦的丛林。当时正是温煦的春天，飞蝶和小虫在洁白的沙土上舞动蹿跑，四野泛绿，鼻孔里全是青生气息。这时我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那是正在冒出沙土的一蓬蓬树棵嫩芽，它们呈深紫色向上茂长，四周是迎向春阳的新草与灌木……我一动不动地站定。大野熏蒸之气将我团团笼罩，恍惚问又一次返回了童年。置身此地此情，好像全部人生又在从头开始，兴奋与感激溢满全身。我仿佛接受了冥冥中的昭示，在心里说：你永远也不要离开这里，不要偏移和忘却——这就是那一刻的领悟、感知和记忆。

那是难忘的瞬间感受。也就是类似那个春天下午的一种莫名之力、一种悟想，时不时地在心底泛起，提醒我，并用以抵御生命的苍老、阴郁和颓丧。多少年来，万松浦一直伴我吟哦，伴我长旅——它的意义，它与我、与我一生劳作的关系，若以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而论，那么更多的是“兴”，而不是“比”。它总是明亮着和激励着我的整个劳动。

这些文字是系列的短章编年，更是一部丝绺相连的心书，一部长长的书。它们出生或早或晚，都一概源发于万松浦的根柢之上。

2012年3月9日

太多的不安和喜悦

会议开到这会儿，就到了被讨论者致辞答谢的时候了。不过我想，自己按程序说一番感谢的话，还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大家到了年底，各自有多少事情要做，用胶东的一个说法，即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大忙人”，来参加会议实在太不容易了。最好的感谢，还是说说心里话吧。

我从很早就开始写作，挚爱文学，不可救药和没有来由地爱着，爱得很深。以前我也说受过哪些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个他人可以理解的话头而已，实际上更多的是没有来由地爱着。从197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写了快四十年，累计发表字数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字，还不算练笔的几百万字。

仍然由于特别爱文学，对与之关连一起的事物就要求格外高、格外严，有放不下的牵挂。我自己缺点和弱点很多，却对人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环境、道德状况，要求很高，甚至还有点苛刻。对黑暗的东西不能容忍。我在许多时候是忧虑和不满的，有时竟然非常愤怒。情绪激烈时，表达上常常是冲动的。同时也深深地热爱着一些事物，对自然，对友谊，对各种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情。因为童年的艰辛，我特别不会忘记并且一直感激着来自他人的善意和帮助。

最近因为要编辑虚构作品之外的文字，这才仔细统计了一下，发现竟然积下了四百多万字的散文及其他言说类文字。这个字数太大了一些，让我觉得十分突兀甚至不安。发现自己说得太多，这并不好。从一般规律上看，一个从事虚构的作家，最聪明的做法是少说一点，因为说得多了，一方面会莫名地得罪人，另一方面自己作品可诠释的余地就越来越少了，整个作家也就变“小”了。形象总是大的、多解的，作家自己说多了，就会局限解释的空间。

那会儿一度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以后尽可能地少写散文。可是心里又有太多的不安、喜悦和愤怒，只想看到什么赶紧提醒一下。我知道这样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责任感的驱使。当然还要想到生活和写作的意义，并且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写虚构作品。结果后来还是决定让一切自然而然地下去吧，尽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真实地一路走去。面对这个危险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必因为服从什么文学策略而硬性地改变自己。

说到运用文学策略，一个作家还是小作了。一个人写了那么多，苦心经营如此，又大多来自艰辛的底层，怎样对待社会、读者，怎样对待评论家、汉学家，怎样对待外国人，心里都该是十分明白和熟练的。做好这一切并无更大的难度，起码比用心写好几部长篇容易得多。这一类聪明和机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这样做就要迁就许多，违心许多，天长日久必会造成内伤，说到底这与从小对文学的深爱是相抵触的。

人的文学志向是不同的。如果努力用写作来换取一些世俗利益，比如赚钱、获取地位、获得更多赞誉和奖项，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比较起来，还有另一些目标放在那里。如果是一个基督教作家，要他来回答为什么写作，他可能回答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大多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我们却会明白这回答中包含了怎样的深意，是很高的志向和境界，是很了不起的要求。

那么我是怎样的？总结一下，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名利心在一点点淡去。回忆刻苦写作的这些年，许多时候只是受没有来由的一种深爱的力量支配着，写个不停。做文字工作的都知道，将一一篇几百字的东西在纸上落实好，让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尚且还要费不少的工夫——如果这样较真地写上千万字，不能不说是一种辛苦。可是这种辛苦也有更多的欣悦在。人在生活中，如果不是一个傻子，只要活到了四十多岁，就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绝望。所以也就是这种没有间断的写作，这种劳动，安慰了我激励了我，让心灵维持在较好的状态，能够向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沦。就因为不停地思索和阅读，让我知道了人世间还有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怀。我必须说，写作无论如何令自己不满意，还是让我变得比过去善良了，比过去好了。文学既然对我有了这样的意义，就该感激文学，它是多么重要。

除了文学使自己成长、帮助了自己，还觉得留下的这些文字虽然谬误不少，但其中的多数还是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就是说它们有助于这个世界道德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它这方面的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但因为是良性的，所以也还是有点意义的。

从如上来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看，文学之于我既是这样，也算很好地走向了、实践了一种志向。可见这并不需要文学策略，而只需依照从一开始就发生的爱的初衷走下去就行，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这个过程，对我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爱文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爱”字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文学人士偶尔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机会主义倾向、虚荣心，都是不爱造成的。现在一些刊物的问题、写作的问题、出版的问题、评论的问题，常常出现一些让人大不如意的状况，也大都是不爱造成的。如果真正爱、深深地爱，也许整个情形就会好得多。

随着写作历史的延长，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比过去宽容。我渐渐知道不宽容的主因，就是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不愿离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外物。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许比人和动物的差异还要大，只是让差不多的眉眼衣着和语言方式给掩盖了罢了。人太多了，人群当中真的会有各种不同，甚至充满奇迹。要理解一个人，就得知道他的出身、绝然不同的经历，包括一些生活细节，甚至是神秘血缘等。我愿意努力去体会别人的行为，找到自己的方向。宽容的结果当然不是变得更圆滑、更没有原则，而是变得更加逼近真实，更加有立场。

我越来越怀疑“线性时间”，不再简单地相信人类社会能像生物界那样进化，如达尔文主义。人性决定的社会绝没有那样简单和机械，而是十分复杂。如果不能打破“进化”的观念，无论对生活和人性的批判或赞誉，都可能不中要害，肤浅简略。可是我们的文学表达，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进化论的思维。

能够始终保持对文学热爱的初衷是很重要的。这样才会朴素，才会找到真实。一个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这种寻找的意义，就是信仰。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持续的、不能间断的，这看上去就必然有些笨拙。我以前引用过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这样说，丝毫也不敢隐喻自己是一个“大动物”，而只是表明了对大动物的力量、自信和专注的喜爱。是的，只有黄鼬一类小动物才那么机灵跳跃，窥视多变。在这方面，大动物是做不来的。

已经写了近40年，27岁左右动手写《古船》，后来被要求反复改动，出版时已是两年以后了。30左右岁还写了《九月寓言》，以及大批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现在共写了19部长篇、几十部中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可是今天却不见得比当年写得更好——写作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后退，获得就是丢失。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并不一定是越写越好。但仅就工艺和技术层面来说，或许应该有起码的清醒。记得画家毕加索说过，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拉斐尔的能力，绘画技艺十分成熟，可惜后来一辈子努力做的，就是怎样才能画得像小孩子一样。

这样说，当然也不会被误解成狂傲到自比毕加索的地步，这儿不过是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艺术技法和工艺层面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最难的，在艺术这里，一直有比技艺重要得多的东西，是它决定一个人将来能走多远。

《你在高原》写了22年，有四五百万字——它最初长达五百多万字，应出版要求缩为今天的长度。但长度并不说明更多，好才是目的。不过它毕竟呈现了相对长的一段生命河流。时间给予的一些认识，难以靠其他方法比如能力之类弥补。出版后有人担心它太长无法阅读，只是朴素的担心，总归不是文学争论。说到阅读和理解，以前的八部长篇不太长，都是在心里煎煮多年、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稿纸＿上的，有点像刻钢版的感觉。那些长篇让我倾尽心力。可是阅读它们的时候，难道会更容易吗？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作品对我的重要性来说，像《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剌猬歌》等，仅就个人所能达到的完美度和深速度而言，丝毫不比《你在高原》差。所以文学作品对读者和作者全都一样，它从来不是一个长度问题，而是一个心灵问题。

今后会一直缓慢而有耐心地写下去。无论如何，这样写到最后，或许会拥有自己的一个文学世界。也只有这样，朋友们才会高兴。

（2011年12月10日，标题为整理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