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写的关于中国的一部精彩通史。该书是在国内首次出版。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点，将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串连起来呈现在我们眼前。以这些点展开画面，每一个截取面都有独特的角度，从华夏的起源一直写到清王朝的倒台。他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环境当中来写，进行了横向比较，用另外一个角度很客观地去看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外国人眼中不同的中国。

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明的世界级知名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著的这本《伟大的历史》与平常的“通史”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一般通史中偏重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本书更偏重于文化的层次。因此，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从原始蒙昧中的崛起，更可以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绵延五千年的波澜壮阔，从中读出思想的睿智和艺术的儒雅。当政治和军事从历史的视野中淡出之时，我们的内心将不得不对一个伟大文明心生崇敬之情。

第1章 中土

第2章 先民的扩张

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

第4章 先圣先贤

第5章 火与剑

第6章 中国的恺撒

第7章 过渡时期

第8章 华夏盛世

第9章 文人的胜利

第10章 丝绸之路

第11章 佛教的启示

第12章 汉代的盛衰

第13章 三国鼎立

第14章 大入侵

第15章 北魏的艺术

第16章 天子隋炀帝

第17章 太守李世民

第18章 宫廷大戏

第19章 大时代

第20章 社会危机

第21章 宋代与改革的难题

第22章 星座上的梦想家：徽宗皇帝

第23章 生活的优雅

第24章 中国思想的结晶

第25章 征服者

第26章 大汗忽必烈

第27章 马可·波罗

第28章 一次民族复辟：明代

第29章 1644年的大戏

第30章 大清皇帝

译后记

中国哲学，就像希腊和印度哲学一样，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中的最初面貌。

在中国，哲学思考很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观念。对这种季节规律的观察，必定塑造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把客体分成两个一般类别的分类方法中。这两个类别就是阴和阳，它们代表了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由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个法则即互相对立、互相交错，又互相依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互相转换，这种关系解释了宇宙万物和整个生命的过程。然后，在这两个对立的法则之上，添加第三个法则——也可以描述为它们的不可分离、互相依赖和无穷演进的法则。

这些自然观念，在原始思维的最早分类中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就是从占卜学派中提取出来的更复杂的观念。在早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占卜者，为了方便自己操作而想象了一个抽象世界，它高于并支配着我们这个可感知的世界，这有点像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然而，中国人的占卜，牵涉到几何抽象，牵涉到对不同组合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爻”和“六爻”的形式排列的虚线和实线体系，不同的排列方式，象征着阴和阳的不同组合，亦即宇宙的各种面貌，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数量的质量价值的观念，我们不难意识到，这种特殊的观念，为远东哲学后来的发展充当了一个起点。

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孔子诞生了(相传时在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于鲁国(今山东)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他一度背井离乡，奔走于邻国的宫廷之间，回来之后创立了一个智慧学派。由于其教义的道德特征，人们把他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身后都没有留下任何成文著作。我们不得不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留下的肖像中(有时存在分歧)推想苏格拉底的形象。而就孔子的情形而言，这个任务可能更加棘手。我们所拥有的他的格言和对话，仅仅是经由一个修订本才传到我们手中的，而这个修订本，是在他去世大约500年之后完成的。然而，从这个文本中，浮现出了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人物轮廓，令人愉快地展现了他敏锐的感受力，以及从容自然的巧妙应答，这决不是那些惯于歌功颂德的赞美者们所能编造出来的。

孔子的思想路径，就我们所能够追寻的范围而言，似乎决不寻求什么改革。照着守旧派(他跟这一派颇有渊源)书吏们的样子，他的教义看上去似乎是对古代传统的评注。在他的身上，你会再一次发现合乎礼教的对天的敬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敬畏。阴和阳的古典理念，以及更高的“道”的观念，在孔子那里通常意味着治国之正道，亦即古道；而他的道教竞争对手们，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像他这一学派的所有圣哲贤人一样，孔子也宣扬孝道，提倡对亡魂的虔敬，换句话说，就是祖先崇拜。尽管他恪守传统，但某些趣闻轶事却让我们看到，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完全被礼仪俗套所束缚。他给予最高评价的东西，看来应该是意图的纯洁和心灵的诚实。他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学说，他的教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看来，正是作为良心的监督者，让他赢得了声望。”

可以把儒学概括在“仁”的概念中，这个概念一方面意味着对他人的仁爱之感，同时又暗示着自己身上的人性的高贵之感。简言之，这是一种对自己以及对拥有这一理想所包含的所有附属美德的其他人的尊敬，这些美德包括：宽厚、忠诚和仁爱。在外部关系中，仁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克己中，这是一种对礼仪的尊重，是一种合乎礼仪的优雅，而这种优雅，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内心优雅的外在显示而已。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某种谦恭，正是这种谦恭，在骑士理想的支配下，在欧洲的贵族阶级中激发出了封建时期的礼节。

像苏格拉底的教义一样，儒学也首先倾向于教人认识自己，为的是不断自我完善。正如苏格拉底正式放弃了爱奥尼亚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孔子——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也决不是个不可知论者——也拒绝探索命运的奥秘，拒绝“语怪力乱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教义不承认个人道德与公民及社会道德之间有什么不同。其目标就在于“仁政”，正如在所有中国哲学体系中一样，这种仁政，要借助君王美德与上天秩序之间的和谐而得到保证。“正是君主的道德力量，以及他从天命中所得到的超自然的影响力，导致他的百姓是为善还是为恶。”因为人们看重这些格言，孔子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典型的圣人和文人学士中的至高权威。

如果我们不得不把儒学的精神浓缩为一句话的话，那么我们会说：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秩序。

孔子的继任者，是表现出了最大独创性的墨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凭借一次大胆的飞跃，这位杰出思想家异乎寻常地走近了有神论。墨子援引了一个人格化的神“上帝”，取代了其前任的非人格化的“天”，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道德的：“善行的主要理由应该是对上帝的畏惧，上帝能看到山林深谷中的一切，能看到人眼不能看穿的隐蔽处的一切。他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取悦的。他希望君主对人民仁善，而人人互爱，因为上帝爱所有人。”

墨子从这种有神论中提炼出了非常高的道德律令。孔子的利他主义到他这里变成了兼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同样，墨子强烈谴责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下面这句格言概括了他的思想：“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P29-32

在我的印象里 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有一个明显的“东渐’过程。这个过程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开始(这也难怪、这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然后逐渐才进，至埃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腹地，一直到远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所进行的考察与探险，都曾是轰动当时欧洲学界的大事，一时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风。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勒内·格鲁塞就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旨趣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格鲁塞1885年出生于法国中南部小城格勒诺贝尔，是小说家司汤达的老乡。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格鲁塞进入法国美术部，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担任馆长)和《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的秘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t les Traces de Bouddha,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92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1939)。二战期间，维希政府解除了格鲁塞的馆长之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erant du Monde,1944)。法国解放后，格鲁塞的馆长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格鲁塞在巴黎去世。

吉美博物馆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及文献的重镇，格鲁塞长期担任该馆的掌门人，可谓是近水楼台，获益匪浅。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鲁塞几乎一辈子都是关在书斋里做案头研究的，他甚至从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日本有过短暂逗留。这样埋首书斋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乏其人，人类学的泰斗级人物弗雷泽便是。跟弗雷泽堪有一比的是，格鲁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没有丝毫学术八股的味道，这也是他的书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本书的英文版本有一个较长的书名《华夏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们的中译本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跟通常意义上的“通史”相比，这本《伟大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格鲁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艺术，这一学术旨趣在本书的侧重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单是从他把宋徽宗单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这部作品的着墨，明显是重西北，轻东南；这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学术风气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国文献和古物来说，也是西北重于东南。不过并不能将此视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性、有偏好、有侧重的著作，总比四平八稳的所谓“通史”要有趣得多。

译者深知自己的学识根基甚是浅陋，翻译这样一部书，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引文的查对。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引中文文献，绝大多数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极少数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里可能有丙个原因，一是译者的闻见有限，读书不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作者不懂汉语，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辗转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转述，这样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几处这样的引文就只好据原文意译，读者当中倘有博学君子，肯不吝教正，译者自然是欢喜雀跃，不胜感谢了。

秦传安  2007年9月24日于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