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是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他远离文坛，以独立姿态，坚守着传统士夫文人的生存气节和审美取向。作品多描写社会底层人的苦难与抗争。他的小说接续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之魂，堪称当代最具民族精神与中国气魄的典范之作。《冷秋》就是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在妻子出轨后去大都市风花雪月的见闻和亲历。

老村的长篇小说《冷秋》讲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爱情悲剧。主人公因妻子的出轨，在极度的悲愤之下，带着钱准备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歌舞狂欢一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形形色色的人在他眼前穿梭而过——阔佬、学者、作家、导演、美女……主人公经历了惊心动魄、痛苦屈辱的三天三夜后，大彻大悟，在人生凄冷的秋风中，他透过窗口，看到了妻子那熟悉的身影……

自序：我的小说自觉

正文

后记：我爱苦难这魔鬼

破窗帘撩开来，阳光照进屋子。一屋子破茶几臭沙发，纤毫毕现地暴露出来。让我这身裹着“比博来”西装的躯体，真不知该在哪里安置下来。我念叨着，看看吧，看看，这时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种平日让那些狗男女一到傍晚便六神无主的包房是什么地方！何等的污浊！何等的破烂儿！也许是刚打扫过的原因，红地毯像小孩子撒了尿一样，这湿一块儿那湿一块儿。整个走廊和屋子，都布满了医院病房浓烈的消毒水的气味。

其实这就是病房。

是给我们三十大几的这一代男人们治疗心病用的。

马大戒指曾在许多公开和不公开的场合，晃着大戒指，像作报告一样，郑重其事地演讲他的“马大戒指语录”，他谆谆教导我们说：

“但是，有许多人，他们很不愿同情我们，他们这些人，将这种地方当做下流场所。这真是大大地冤枉了我们。他们竟然不知，在这里，我们帮助我们美好的社会，解决了多少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譬如说待业青年的问题，譬如说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到了这里，放松放松以后，第二天早晨醒来又悄默声地上班去了。你说这样的结果，有关的职能部门能办到吗？我们承担的是最大的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但这样的辛苦，竟得不到理解。”

其实就这么回事。

夏天时候，马大戒指去了趟陕北米脂农村，他在那里插过队，所以就认定那里的女孩子漂亮。不过起初招这批女孩子，我还替他担心这些孩子不能适应，劝他从职业学校招。

“不要紧，不要紧的。”马经理耐心对我说，“甭担心，用不了多久，保准什么都会！”

他很固执。很快就从米脂招来十二个正读高中的女学生，并将这些女学生打扮起来，让胳膊和大腿都露在外面，站立在酒店门口，让整个北京的餐饮业都知道，观鱼阁的小姐是什么货色！

好家伙，貂蝉家乡来的妞儿，巨靓！

这些女孩子一个个透明水亮，像山丹丹花一样招人。腰包鼓鼓的老板们谁看谁说好。我侧面听到的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一个东北大老板花两万元，使用了其中的一个。第二天上证券所，伸手摸了个兑奖股，凭空挣回二十万。观鱼阁此后名声大振。客人们即便不泡小姐也想来蹭点财运，吼上两嗓子，解决解决小便不通的问题。

马大戒指曾不无得意地私下问我，你知道我为何找你们陕北的女孩吗？是因为你们陕北女孩漂亮吗？不是。说真格的，四川小妞完全比得上你们陕北的女孩。但我为什么不找四川小妞却找你们陕北女孩，你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这是对陕北人民缺大德了。

马经理诡秘地一笑，说，缺德就缺德，这年头不缺德财神爷不待见！这谜留给你这个小书生好好猜去！你什么时候猜出来我请你喝酒。半年时间过去了，我没顾上去猜它。不过，几天前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位八十岁的老军干流着眼泪唱陕北民歌，我想答案就是它了。

却说这时赵芳赶上楼来。赵芳是酒店的值班经理。

大家都明戏，这多年她一直和马经理傍着，两个人是咽砣儿的情人儿。如今她就单等马经理那患肾衰竭的结发妻子赶快死了，接着她好进门。

走廊里传来她沙哑的说话声。

我猜她大概是在楼下从马经理那里听到什么风声。她一进门，便从围着我的小姐堆中一眼瞥见了我，故作惊讶道：

“是您呐，干吗这么早？”

P26－27

我的小说自觉

我写小说，原初的目的，确实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在陕西渭北地区农村的一间厦房里，我拉出抽屉当板凳，坐在上面写了许多的夜晚，完成了第一个小说。那小说写一个农村女子反抗她专制的父亲。我花八分钱的邮票，将三十多页的小说装进一只信皮里，鼓囊囊地寄往《陕西日报》。结果不用问，石沉大海。我猜想也许它压根就不会到达陕报。因为信封那么厚，不定在哪个环节的盘查中，就会被截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诉说了。从此，这诉说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在那种绝对的痛苦中，即便到了十八岁，在当地按理说也到了定婚的年纪，但在母亲的虐待下，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样，经常会站在院子里，或小镇的街面上，像演唱一样放声哭泣。那些日子，小镇里如果说哪天下午放学时候人们没有听到我的哭声，哪我一定是交了什么好运。所以白天挨打，晚上看小说，是我每天必经的程序。后来，住在涝池沿的干爹送我一只小羊羔。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便也开始怀小羊羔了。身怀有孕的绵羊跟不上羊群，不能在沟岔上爬高下低，这时候一般都要主家领回去自己饲养。每年到绵羊怀孕的日子，我都会躲个干净。放学后带绵羊到村北的水库上。羊往草坡上一放，合衣躺在背风向阳的地方，专心致志地看小说。那时候，似乎只有读书才能让我能感到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温暖。因为在一个用谎言教育孩子的学校，和那种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环境里，年幼的我是不会感到更多什么的。所以，我对人生的悲观不是时髦的理论教给我的，而是生活通过一张张冰冷的脸，还有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些隐形的刀子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就生活的残酷性而言，它从没欺骗过我。该感受的，我都真切地感受了。因而我的写作，初期除了可能因为少许的模仿而不能窥见描述对象的本质之外，在对现实的看法上，似乎不大有过含糊的时候。有作家最初写作是想有个好工作，端个好饭碗，我也这样想过，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动因。在那些时候，对于我，写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样的，都出自我诉说和排解的需要。这大概是我写作的初级阶段。

当然，这里首先要感谢人类社会的进步。譬如说有了高尔基这样的关注痛苦的作家。当时他的《童年》、《在人间》是那样深深地感动过我，让我晓得，在我生活的小镇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世界里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文明人，懂得爱，懂得尊重。那时我特别幻想能逃出去，流浪到社会上。假如能像小说中的阿廖沙，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端盘子，碰到那位英俊、有头脑的进步青年，那是多美好的经历啊。阿廖沙到他的身边，就像孤儿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样。我之所以没逃跑，是因为一次我反抗三哥的欺负，打破了他的头。那一次，我逃出去很远，十多里，但最终还是没逃跑成。没逃跑成原因是，母亲一直在我身后，用她那封建遗留的艰难小脚坚韧不拔地跟着我。她怕我真的从此就一逃了之。自有了这次经历，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亲、我的家庭，以至于小镇的百姓们，那种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对我的深爱。尽管这爱让人如此痛苦，如此不堪忍受。

绕这么大弯子，其实还是在说我的写作。在稍稍成熟之后，便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强走极端。我感到，好的写作，要有一种背负和承受的精神，要有和这个初看起来如此落后的文明绑在一起，一种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觉。尽管这样做在这个花样翻新的时代会显得不那么旗帜鲜明，但这样做又确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诚。自然这需要勇气。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作为有民族自主意识的文人，一个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与这个民族一起，对其所存缺陷进行有效而自觉地认识与改造的。西方宗教讲原罪与忏悔。中国没那个宗教，但我们讲“仁爱”，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忍，讲“吾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自悟。所以，假如我们文明没有在它刚露成熟端倪便被纳入王权的黑暗长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文明。王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诸多方面，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的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性膨胀、宗族村社的抱团守成……等等，都构成这个多民族大国走向王道治国的必然——抑或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当今中东问题已泛滥成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却没这个包袱。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我们民族曾经的历史付出。我们文明讲“和”，讲“顺应天时”，看似被动，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在自然界，一种生物要生存，自身须得携带一定的毒素。人类的进程，大概也是如此。但世界在发展，一成不变是对人类自身的反动。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门应声打开，这个王道的国度，缺陷也日益显露。

早年在家乡听过一出戏，叫《周仁回府》。之所以说“听”，是因为那时正值文革，还不允许上演这样的老戏。仅靠村中老人口头讲述，知道那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出戏在民间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让戏台下面的百姓们群情激奋，热泪横流。故事的主人公周仁，为主张正义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乡亲们不是在哭周仁，其实是在哭他们自己。中国小说戏剧中塑造的周仁这一类英雄，以及被认可的贤者、推崇圣人，最后都要登上王者的宝座。即个人发展的终极，不是仁爱的大“人”，而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即便教育者的孔夫子，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成了至圣的圣人。这便是由王权专制所派生出的“内圣外王”。内圣的核心，是要人们通过自我修炼首先成为圣人，从而再达到统治、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这几乎又成了中国知识者人生成功的一条必由之路。

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面，隐藏着两大暗流，一可称之为奴性式的涂彩，一可称之为泼粪式的写作。这第一种写作，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认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一切旧的都是坏的；一切保守都是错误的，而一切破坏都是正确的，总之为追赶世界大潮，为一个新的确立，知识者放弃基本的常识判断，自甘堕落为暴力的同谋。而另一暗流，又走向一个极端，即干脆没有了对人对民族历史的基本尊重。怎样丑怎样脏怎样写，怎样恶怎样怪怎样作。将写作变为一场展示或夸大民族丑恶的大竞赛。华夏大地，一个教化如此深远、心性如此优雅的民族，在这些作品里几乎和野蛮人没有区别。这些作派，本质上仍是施暴。骨子里延续的仍是奴性的思维。目的只一个，将媚眼投向西方，投向那个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的主子。所以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堪称为文化的自虐史。即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虐待自己的文明，也虐待着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文学畸形发展的实际现状。勿庸讳言，我的小说写作，同样经历过这种畸形发展的深刻影响。

真的和好的文学在哪里呢？不是没有，尽管它们也被挟裹在无法抗拒的暗流里，但在历史的一隅，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角落，仍有少数真诚的写作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守护着文明的薪火。是的，当你在最底层的村庄，看到一个贫困的穿不上第二条裤子的庄稼人，却仍不忘记将自己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给自己小女儿的头发上插一朵小花，你就该知道，文明以至于文学的根子没有断。自由博爱不是西方特产，美好同样在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该抛弃和谴责的不在这里，而是知识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由它同卵双生的奴性。它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们的血液。是我们用自己的血，供奉起残害自己文明的魔王。

回到自己。以前我写了许多苦难，许多残暴。也就这几年，在与京城一些优秀的有识者接触以后，我始才慢慢醒悟。我想，以后我的小说应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即该从农民打扫干净的院落，和他们小女儿头上的小花写起，多写写隐藏在麻木与冰冷下的温暖和爱，让文明的温暖、爱的阳光，播撒进同样麻木冰冷的文学。2005年，我对自己以前的两部小说进行了认真地改写，一本是《一个作家的德行》（后改为《怅》），一本是《人外人》（后改为《阿盛正传》）。从此除了《骚土》，我又有两部可以放心让读者去看的书了。

我非常赞同一位智者的说法，专制是一个魔咒。既然知道是个魔咒，那么就让我从自己心里，从自己的写作里，先解开它吧。

老村

2014.5

我爱苦难这魔鬼

老村

苦难是我这一生想躲也躲不开的魔鬼。

时至今日，这魔鬼仍立在我的书桌旁，时时用它坚硬的指关节傲慢地敲着桌面警告我，说我的处境如何艰难。自我正式决定以写作谋取生活，就和它常来常往。特别是在京城的这些年，这魔鬼将我折磨得要死要活。对于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来说，这魔鬼虽然会磨砺你的意志，锤炼你的骨头，但是，你千万甭让它将你捶打得太厉害了。因为过分的打击，会使你意志消沉，以至于落得灰头土脸面带菜色，更甭说如何去安心写作了。这期间你的家人和朋友，都被你这种倒霉的样子搞得不尴不尬。亲近些的，对你表现出叹息或失望；远一些的，则对你避之不及。总之，这些年在我的日记里遍布这魔鬼折磨我的痕迹。我写作这本书的期间，妻子为全家的生计去一家电器专卖店打工，几百元的月薪，黑心的老板却要她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生活的艰难我不得不去干点别的工作，以致小说的写作几度中断。但是强烈的写作冲动又搅得我痛苦不堪。几次我站在马路边，哀哀地看着来往的车辆，时而竟一动决绝于轮下的妄念。苦难这魔鬼在我身上犯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啊。

这魔鬼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许多时候我的写作，包括日常的奔走，都是为我、或是比我更为苦难的文学流浪者，千方百计地，绞尽脑汁地设计着，如何躲避这魔鬼的迫害。特别是当我写得不顺手的时候，更是恶毒地诅咒它，恨不能立刻置它于死地。这样说来，其实我压根就不爱苦难这魔鬼。我说我爱，是我眼下尚且还能写出满意的东西。的确，没有苦难这位魔鬼大师的教导，我不会表达得这样纯粹，这样激情，这样痛彻，这样刻骨铭心，这样眼泪汪汪。苦难，已不仅仅是我文本的方式，更是我生存的本身。所以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无须像人家似的，坐车去体验什么生活，也不用发神经般地去寻找什么灵感。因为在京城四处都有和我、和作品主人公一样痛苦的文学人。

也是在上世纪最后的一夜，我终于如入谶的行者，不慌不忙又十分巧合走入到完稿最后的日子。当我放下笔抬起头的时候，新世纪的曙光照在窗棂上。这该是二十世纪最后的小说了。看到这一线崭新温暖的亮光，此刻我不知该如何激动了，剩下的只有感激之心。此刻我郑重其事地站立起来，和忠心耿耿伴随我几十年的魔鬼激动地握手。

我望着它狡黠的眼睛，感激它多年来对我不遗余力的照顾。

我说苦难谢谢你，不过你也太较劲了，一口气都不让我缓。

当然，我知道文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掌握这门学问，对我这个来自土地的写作者尤其艰难。十年前我刚到北京，冒冒失失去拜访一位著名作家，结果被赶了出来，原因是没人推荐。确切地说，就文学的文本构成上，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好老师。虽然在京城的交往里，偶尔也遇到个别禀赋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为此我也常发感慨。但是就我自己，竟也是心知肚明。真正教会我写作的，最终还是苦难这个魔鬼。这样说其实很实事求是。我相信那些小学里教过我ABC，或是大学里教我写作概论的老师，只要看到我的作品，都不会说我这是忘恩负义，也不会为我的说法生气。他们知道他们教给我的，与我的作品有多远的距离。竟是魔鬼这位伟大的导师，让我在饱受苦难的过程中，将文学这门课程一字一句的，像水银或毒液一样，灌进我的灵魂和骨头里。这样才使得我写出的东西，呈现出生动深刻如此等等与他人不同的面貌。

这老混蛋真是诲人不倦啊，有时你不想让它教你都不成！

有了魔鬼的帮忙，我写出了《骚土》。但后来流行的《骚土》由于删节的缘故，和原作相距甚远。写作这本书是在九O年，到今天整整十年时间了。十年里我背着“淫秽小说”的黑锅，感受着白眼，在写作的道途上墨面暗行。这样一来，魔鬼在折磨我的利刃上等于又淬了一层钢火，从而它在铭心刻骨的时候，让我增添了深痛。

这种痛让我欲哭无泪，就像拔牙没上麻药。

且说现在，又一部完成的作品放在书桌上。

过去的京城，一直是我艰难的衣食之地。这次，只怕要较深地卷入到这座城市里去，包括和这里的什么人，打一些不可预测的交道，承受些无名的烦恼。从本心说我不想与人发生纠缠。更何况这些年我一直将写小说看做是自己的本行，别的我弄不了，也不怎么愿去弄。但是，面对由庸俗文化日复一日高筑起来的精神围城，我预感着，往后就真实和纯正的写作来说，将更加艰难。

因此，我的心也更加的哀伤。

如此而已，作为后记。

一部《柳如是别传》，一部《骚土》，这两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品，是属于新世纪的。

——张宇光

经典之作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写成，而天才作家是不世出的。我们绝不敢说，没有曹雪芹，《红楼梦》照样会出现。如今，我们终于盼到了一部经典之作。这经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骚土》。

——吴洪森

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着一种火美，这种不言的人美弥漫在天地之间，他看见了，而且试图告诉我们这种大美。最终，这种大美也是他执着地追求的目标。

——邱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