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的由来本是和占卜、星象等古老的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要通过特殊手段来了解未知和未来，而这些技术又的确被人们普遍认可，因此预言并不被认为是荒诞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政治家们常将其作为一种打心理战的绝好手段，把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用预言包装成不可违抗的天命，一旦形成集体意识，能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因此，凡有预言情节的历史大事件，其背后肯定聚集了大量值得回味的进退得失，也有不少令人疑惑的是是非非。本书通过十多个历史事件，为读者们揭示预言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奥秘。

关于读史的益处，前人见仁见智的论述多矣。史籍是真实的、庞杂的记录，一般说来它多以时间为序杂陈于读者面前，也或以事件为线索，以人物为主题，要之多是为全景式阅读而备的。因此，对一个人来说，读史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么，换一个方式，比如把一些往事用一个关键词来串联，虽说整体收获远少于全景式的阅读，但围绕这个关键词的思索却能达到更深的程度。规模小了，收获也不能说没有，那就不妨尝试一下。

前言

壹 桑弓箭囊

贰 齐国易姓

叁 亡秦必楚

肆 诸侯太骄

伍 荧惑守心

陆 岁在甲子

柒 五胡乱华

捌 青丝白马

玖 预言专家

拾 安史之乱

拾壹 白马三郎

拾贰 斧声烛影

拾叁 独眼石人

拾肆 壬午之难

拾伍 经略辽东

大凡有预言情节的大事件，其背后肯定聚集了大量值得回味的进退得失，也有不少令人疑惑的是是非非。读史者遇到这类故事，往往无法止步于了解事情的过程而必须思考，思考这事到底是怎样的、思考这事到底应该怎样。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这种自我训练却可能使我们获得一双洞烛事机的慧眼。凡历史上的事情总是越早的越模糊，比如中国的事，传说可以早到黄帝、蚩尤，那样至今要四千多年，但这只是历代相传的说法，有个影子而已。从记载来说，有本书叫做《竹书纪年》，今存者是出土的晋朝文物，书中记的是夏朝到战国的历史。虽说可以算是书，不过，一千好几百年前的出土文物，当时大概就是很难整理的，至今则早已经遗失散落得不成样子了，姑且相信它，那也只有历史模糊的轮廓。到了《史记》，里面有一份完整的《十二诸侯表》。记录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们的传承经过，这是一份年表，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总算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记录，最起码国家元首的更换是清楚了。这样算来，至今有二千八百多年。但是，这个表也还不算理想，它只是年表，而且没有元首更换记录的年份都是空着的。再接下来要靠孔子子的《春秋》了，《春秋》从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开始，每一年的重大事件算是有一个可以精确到月的记载了。《春秋》以及和它配套的《左传》一直把这种记录延续到鲁哀公去世的公元前468年。再接下来，就由编年史《资治通鉴》接班，不过《通鉴》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开始的，《春秋》以下至此六十多年的事有些凌乱。但此后就一直很清楚了，除了历代正史的大框架之外后来还有日记形式的实录，资料丰富多了。

之所以先要哕嗦这一通，是因为必须要声明这第一个故事的性质：因为它太早，所以尽管很有趣，但可信度要打折扣。具体地说，它是共和元年之后、《春秋》纪事之前的西周末年的事情。

西周尽头

要说那么遥远的事情，几乎是有些罪过的。

讲历史故事，本来就是根据史实，加入思考来增加分量，再加入想象来增加趣味。然而一旦早到“信史”之前，不仅事实不够用，连想象都很困难，当然思考也就没了根。

中国的历史，秦朝是一条分界线。秦朝以下的事情，大到政治军事、小到衣食住行，大抵还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听说书的讲《三国》、讲《说唐》、讲《说岳》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秦朝以前就乱了。就说人名吧，秦朝以后的一下子就整齐了，你叫刘邦，他叫项羽，曹操的儿子叫曹丕，跟我们今天没太大区别。再看秦朝之前：尧、舜、禹，怎么就一个字呢？晋文公叫重耳，他的那些亲兄弟呢，叫申生、夷吾、奚齐，这哪像一家人啊？还有那个齐桓公，叫什么不好，居然叫小白！光名字就这么乱，其他林林总总的细节就有更多后来人不适应、不了解的了。所以，专门研究先秦历史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有限的资料难以铺成一个面，搞到最后常常就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话语权之争。

幸好我们现在不是正经做研究，但终究也不能乱讲，说西周末年的事情也还要从头清理一下。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一个朝代分两半的，什么西汉东汉、北宋南宋之类。秦汉以前的只有这个西周东周。西周是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灭商以后建立的王朝，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光这么一个事实是不够的，剩下大量空间会被人自发地用想象去填充，但人们用的填充物多是后来的事情。小说《封神演义》就是专讲武王灭纣的故事的，那骑牛的黄飞虎大致就是骑赤兔的关羽之类的变形，战争场面也和杨家将故事大同小异，但很不幸，那个时代根本没有骑兵！因此，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被我们错误填充了的内容提出来。

的确，西周王朝建立了，但那时候的情形和后来唐、宋、元、明差得太远。后来打下天下的，一套州城府县全部到手，接下来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实施管理就行了：老百姓还是种地交税，政府也就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运作了。西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土地没有完全开发，制度也没有完全确立。西周本来只是一个农耕部落，结果靠武力吃下来偌大一个天下，早先商朝是怎么管理的不清楚，但从后来的事情倒推，显然商朝没有多少有用的经验留下来。到了周朝，就开始做了一套管理模式：从上往下实行分级管理，向下推行农耕。

后来没有这个问题，老百姓不管谁坐天下，本来就是祖祖辈辈要种地的。但西周那时候，农耕并不普及，还有不少是如同后来的游牧部落，甚至有可能仅仅是渔猎为生，比日后的契丹、女真早期的生活状况还不稳定。于是，就形成了农业文明推广之初的特殊局面：重要、繁荣的地方圈地筑城，由周王朝的亲属、功臣及其后裔世袭掌管，一方面垦荒种地，一方面驻军守卫，这就是当时的“国”，而国与国之间还有大量无法管理到的空地，生存着许多没有接受农业文明的“化外之民”，即所谓蛮夷戎狄。这又和后来人的想象相悖了，后人说起蛮夷戎狄、游牧部落之类，直接就把地理空间的定位移到了中原版图之外，即今天的东北、西南和西北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那里。那时候却不一样，它们就生活在周王朝建立的各个堡垒之间，那时候的空隙足够大，它们完全不需要像后来的土匪一样躲在山里跟官府捉迷藏。

这样一个情形，导致周朝立国之后不停地在进行战争，先是周公东征平定其兄管叔的叛乱，接着又有昭王南征、穆王西征，直到周宣王还是到处征战。虽然其间绝大部分细节已不可知，但不能将之与后世的战争、侵伐相提并论却是肯定的。倒不是西周的统治者喜欢穷兵黩武，而是因为他们不打就活不成了——版图不小，却只有一些零星的据点，如果不连成片，那每个据点周围都是敌人！事实上，周王朝在做的是武装殖民，这一点和后来初到美洲的欧洲人没什么区别，有了几个据点就罢手那无异于等死。

不过，这个情形到了周宣王之后的周幽王就出现了变化，西周也就此走到了头。P2-5

预言真的有点复杂。

预言的由来本和占卜、星象等古老的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要通过特殊手段来了解未知和未来，而这些技术又的确被人们普遍认可，因此预言并不被认为是荒诞的。技术毕竟复杂，如何卜卦、如何占星是专家的事，普通人更关心的是结果，于是有不少预言被流传下来，而它的技术参数和具体过程却了不可知了。

正是因为有了民众的基础，政治精英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打心理战的绝好手段，把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用预言包装一下，很容易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违抗的天命，一旦形成集体意识，能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但这种预言已经是智力的产物而非得自某种技术了。

撇开占测技术和政治智慧不谈，单说这些预言，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事前越看越糊涂，事后越看越明白。这样的属性又使得有关预言的故事最易被人谈论，因为它有趣、有戏剧性。民间传闻、野史小说总不免会有些添油加醋，历史上的很多著名的大事件都有相关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究竟是某种技术的产物还是某个政治高手的创意，甚至只是一种“油”或“醋”，那都早已不可得其详情了。

这样一来，凡我们今天能知道的历史上的预言确有预言家的劳动成果，但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如何劳动的；也确有政治家玩的小阴谋，但如果历史记载没有直接拆穿西洋镜，我们只能依据事理去推测；还有好事者因为好玩、有趣、吸引眼球而兴之所至随手捏造，这就只好姑妄听之了，即便原创者复生也未必愿意承认是他造的。

如果要更广义地说，许多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预言，我们平时反倒不称之为预言。经验和智慧相结合从而能洞察事情的走向，把握好先机，这本来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政治家用预言来打心理战那只是一种变体，诸葛亮的《隆中对》又何尝不是一篇绝佳的政治预言呢？医生对病人病程的正确预判可以使之对症下药，教师对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估计可以使之因材施教，如此种种几乎可以推演到每一个行业。

对现在和未来而言，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成为一个洞察先机的智者才是有意义的，好玩的预言却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些小故事虽然总称为《历史上的大预言》，但故事真正的价值并不是这些预言本身。预言本身并无大小之分，能分大小的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