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主义散文丛书》，集中推出周闻道的《七城书》、第广龙的《摇晃》、傅菲的《生活简史》、张生全的《变形词》、沈荣均的《斑色如陶》、黄海的《黄石手稿》共六部散文作品，可看作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又一次整体亮相。

本册《斑色如陶》是作者近年来的散文优秀作品的结集。作者以朴实、智慧的语言，记述了往日的生活轨迹，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验。

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则是21世纪初，汉语散文吹响的又一集结号。该作品都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总序 周闻道

从炊烟到幸福

 《七月》：蜀南

 后退的叙述

 废墟之下

 谣言

 小镇：“画饼充饥”

青花的尖叫

 如陶

 秀词

 斑色

 器官或者肢体

 北海·桂林：词语内部

 遥想

 怀柔

 草根美食

 南方天井

 刀手

女神之舞

 身体：家族另史

 我的四个农民亲人

 行走在雪地上

 继母

 粗枝大叶

散文：冲动的叙述(代后记)

从炊烟到幸福

一

那时候，黄昏总一拖再拖。一天的农活尚未完，肚子已饿得不行。地里劳作的人群像蚂蚁，一片树叶就能把他们遮掩。树叶是静止的。庄稼是静止的。石板路是静止的。房屋是静止的。

只有炊烟缓慢地直起来，挺撑不久，又折了腰和脖子，一直顺着沟壑弯下去。几声咳嗽和小孩的呼喊，远远的，能听到，偏不见。炊烟，黄昏里唯一生动之物。

比黄昏还迟还黄的炊烟。那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炊烟。

也有叫人烟的。它意味着三个形容词：“饱”(往往感觉则相反)；“暖”(与之相关的是火塘、棉袄和母亲灯下那张老脸)；还有“幸福”。幸福是什么？大人们说，跟一顿饱饭、一夜好瞌睡比起来，幸福是狗屁。读书娃说，幸福像花儿一样，原上多的是好看的花儿。与大人们不同，读书娃对幸福的理解，除了好吃，好睡外，还多出好看来。

读书娃实在，好吃，好睡，还不缺少梦。

三间茅屋。大人住正房，男孩、女孩分住两旁厢房。建四间、五司屋的，被视为给钱烧的。正房光暗，大人们躺进去，呼噜打得响亮。厢房朝阳。干净的阳光。梦摇着摇着就过来了。梦见自己率一大群猪、羊、鸡、鸭，满村子闲游．所过之处皆为领地。梦见一大屋人，挤一堆吃饭，睡觉，唠话茬，把一缕炊烟往散里搅。

炊烟并不见得好看(倒是好闻极了，夹杂柴火、粮食和动植物油的芳香)。那时候，我还不会使用像“袅袅”一类的形容词(据说，那是很富诗意的)。我的习作常常被老师判为“辞藻贫乏”。“村支书和队长家的炊烟，青黄青黄的；村支书和队长的脸，也是青黄青黄的；村里很多人的脸，都是青黄青黄的。”“青黄”、“青黄青黄”或“又青又黄”，一词似乎被我无数次地使用过。

因为，那些“青黄青黄”的脸，太过熟识。我所见过的脸，几乎都出自同一张模。陌生的面孔，来自村外，只有去乡场的途中，才可撞见。青黄脸支部书记是我幺爸。他管一个生产大队七八个生产小队(通常说生产队)，算是村里的大官。幺爸少管生产小队的事，但他是本队人，队长只能排老二。另一个青黄脸队长，是我本家一上门女婿，待人温和，催工不催实。队里唯一的高音喇叭，挂在大槭木树上，黑咕隆咚的，好似乌鸦窝，但比乌鸦还噪。成天都有人在里面喊话(一直以为公社的干部嗓门才那么敞亮)。树下，十多间瓦屋连一片。谁家的屋能有这么排场？公家的屋就有这么排场。公家是谁？生产队。所以，那房叫“公房”，也就一硕大粮仓。秋天了，粮食收回来，堆放进去。在没有分配之前，高粱、玉米、稻子、红薯和大豆，属于村里所有的成员，放在谁家屋里都让人不踏实。很多时候，公房就没填实过。地里出产的粮食太少，等大家把口粮领回屋，余下的留种都不够。也不能白闲着。又买来柴油机、打米机、磨面机，辟了个大米房。还有空的几间，用以盛放犁、靶等大型农具。一时卖不完的竹麻捆子也塞进去。到了冬天，活松了，队长又变着花样，召集大伙赶到公房，生一堆火，脚挨脚围拢来开会。

那会无疑是村里最为闹热的聚会。年关即将来临。请来人放坝坝电影，耍灯戏。放电影样板戏，年轻人尤甚喜欢，谁都能哼几旬。老年人喜欢堂灯，古色古香的一种民间杂戏。会演此戏的方圆百里数十个村，超不过二十人，都是些读过古书，上了年岁的老艺人。队里花钱置办几桌酒席，请堂灯艺人唱一台，未了再送点人情。花销还是大，收成再好的年头，也只在过年才能请来助一下兴致而已，不能铺张的。小屁孩爱看的是狮子灯，“翻五台山”就好看至极，简直惊心动魄！可惜，掰指头算，也没看过几回。  大队里还有别的生产队，在公房里开批斗大会，逮捕犯人的。我们生产队的公房从来没派过如此用场。村里的人信奉柴多火旺之理，不放过任何公共的聚会。开批斗大会逮捕犯人的时候，那些生产队的人，将公房的火塘烧得比平时还旺。事情再不光彩，也得把烟火撑起。何况，公房同属于生产小队集体，几乎就是一个大家族的面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公房之于每一个集体成员，如面子之于人。那时候，村庄更像一个庞大的“家”。大家长就是村支书幺爸，二家长就是女婿队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二

我要说到八十年代的集体劳动。红旗猎猎，歌声嘹亮，如此雄壮之阵势，已成往事。土地被切割成许多块，人们在属于自家的那一块上忙碌。每天要做什么活，没有了队长统一喊话，各家出工、放工时辰，参差不齐，却不见有谁把庄稼给贻误了。季节都在各自手上掐算着呢。

母亲下地做活，老一个人低头闷着，也无言语。偶尔能听见歇活时的咳嗽和吁声。原来在集体生产做活的时候，亦是这样。母亲说，身子骨都快累散架，嘴还是歇着点吧，把气力都腾给一双手脚。难怪，母亲的活总是赶出别人家一截。

P3-5

周闻道

这次回家发现，小侄子珠珠能够说一些简单而清晰的话了；喊妈妈时，那眸子里更有一种穿透力极强的童真。

珠珠一岁多了，与我们在场主义几乎同岁。散文是从说话开始的，于是我想到成长中的珠珠；或者说，从珠珠逐渐清晰的话语，想到了在场主义。对智慧的人，一岁也许就是一个坎。过了一岁，不仅开始产生自己独立的话语，而且那话语逐渐清晰而明亮。我相信，从童真开始，逐渐走向清晰、丰富、成熟和睿智，是一种生命的规律。

在场主义是2008年的3月8日诞生的。一群对汉语散文先锋实验葆有热情的人，公开站在一民间的立场，以亮剑的姿势和自己独具的姿态，站出来替散文说话。如果还要往前追溯，追溯到“十月怀胎”，就不得不提到2005年5月的“中国新散文批判”。全国二十多位活跃的新锐散文作家、评论家汇集眉山，以善意的建设性姿态，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散文热，提出质疑与批判。那次批判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散文兴起以来，散文意识的再一次觉醒，并由此带来了散文的空前繁荣与躁动不安。我们的幸运在于，及时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强烈地感到，该是为散文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艰难跋涉。

走到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十月怀胎”不说，那种艰难，也许女士们更有体会。在《镜像的妖娆》中，我们提出的“在场，思想，诗意，发现”，更像是一种胎音，预示着一个新生命的即将发育成型。《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是一个标志，诞生的标志，成型的标志，“命名即是创世，说出就是照亮”，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宣言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散文性的发现和初步探讨，让我们能够走出三千年的迷惘，沿着正确的道路，去观照散文，认识散文，让散文围绕自己说话。虽然“四个非”不一定完善，甚至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坚信找到了一条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果离开散文性去谈散文，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

《从天空打开缺口》和《从灵魂的方向看》，既是一种起步，又是一种昭示。从理论与创作方面，昭示在场主义已出发，沿着自己的路，证明并丰富着自己的存在。在理论上，我们以同样的热忱，同样的真诚，面对各种赞扬或者反对，证明着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对赞赏的，我们报以微笑，道一声同道快乐；对反对的，我们说一声谢谢。因为这种反对，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面对种种质疑的挑战；可能和不可能，都必须一一求证。答读者问和在《美文》杂志的对话，都是一种形式，表明一种平等的交流姿态。平等地探讨，平等地交流，平等地证明在追求本真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种思想的撞击，闪耀出的火花，比我们预想的更美丽。精湛的评论，同样是一种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表明世界本真的存在、遮蔽和去蔽，以及对在场主义作品的解读，都具有多重性。如果说，去蔽，敞亮和本真，提出了在场主义的写作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四个非”揭示了散文性的文体特征；那么，“内外珠联，根性真实，介入当下，表现本真”，则反映出在场写作在散文性上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接近。

我们非常明白，任何创作主张，最终都是靠作品说话的，在场主义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建设，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理论的探求和创作的体验，缺一不可。《镜像的妖娆》中，六十多位作者的亮相，更像是一种热身，他们以贴近本真的追求，表明真正的出发即将开始；在《从天空打开缺口》和《从灵魂的方向看》中，我们以在场写作的眼光，以散文性为核心，选入了三十多位作者的作品，进一步从创作体验上，呈现了在场主义的美学主张，散文主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在我们探索与前进的道路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在场主义的文本实验，开始由广泛的面上行动，走向代表作家的个体深入。

在这里，我用了“开始”这个词。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脚印。都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开始。开放的在场主义建设，欢迎来自各个方向的质疑和探讨。在场写作“永在路上”，在场主义对散文性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这篇文字里，我们在之前的有关散文性的系统论述基础上，再着重谈谈关于在场写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以及发现性与自由性等艺术特质问题。

精神性。精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在场写作作为最贴近自然、社会和灵魂的活动，不可能背离精神。外在、实用和功利，不是散文价值的尺度，散文更需要精神——内在的、本体的、貌似无用的、不断超越自身和功利的价值。“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语)。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或日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灵魂在精神之宇自由飞翔的愉悦，产生一种冲击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是散文的骨架，是散文的内核，同时也为散文提供强大的灵魂支撑。散文在本质上是一种日常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内涵，是艺术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追求精神性的在场写作，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标榜日常写作而津津乐道于琐碎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二是企图追求所谓“宏大叙事”。而图解某种政治需求。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生命的阅读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精神存在的外壳。

当下性。当下有几重含义。一是时间概念，二是空间概念，三是范围概念，四是主体概念，五是结构概念。这里无需赘述。概念是苍白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的生命，就是主体始终“在场”或游离于“场的范围”，伴随时间和空间，慢慢走下去，直到世界老去。世界却总是一相情愿地背离我们而去。现代化日趋激烈地摧毁着我们的意愿。恐惧感源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后农业文明与前工业时代的差异，新旧体制的交替和碰撞，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失衡，所有这些因素的重组，必然产生边缘钝化和“场”断裂，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缺席。新的变化超越了我们“现代性”经验视界。写作的良知，敦促我们需随时保持对“物质欲”和“幸福感”的警惕，以及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散文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零散化图景，在精神层面予以描画和投影。在场主义关注的，是今天发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尘埃落定的问题；关注的是身边最感疼痛的问题，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些元素；关注的是我们的，人类的，地球的问题，而不是悬空的，高蹈的，虚饰的问题；是躬身触摸生命的生长状态，而不是挖掘古墓，在枯尸口里拔出金牙。散文的当下性要求我们要沉潜下来，保持叙述的定力决不动摇；要安静下来，有独立判断；迎击上去，有斗志和韧劲；坚守下来，有独立的品格和良知。

介入性。在场主义的在场，是“介入——然后在场”；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是“去蔽”、“揭示”和“展现”。“介入”的始作俑者萨特，将“介入性”赋予了散文。在萨特看来，散文首先是一种需要积极“介入”的公众化的艺术活动，散文的“介入”能让形式的感受与生存经验紧密联系。他甚至在“介入”时发现了“距离”的美——“距离”带给人特殊的“晕眩”和“惊恐”的经验，这可看作他对纯形式的领悟，或者对个人现实生存经验的唤醒。鲁迅和王小波是中国现当代介入散文的代表和先锋，在他们的滋养下，当下汉语散文重新彰显了“介入”的优秀品格。“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和规范，现实原本就是“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介入”提供考察公共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中“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的一种视角可能。显然，“个人性经验”介入公共话语领域，会遇到很多障碍。但是，介入的使命，就是承受，就是担当，就是关怀，就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它强调的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痈疮疥癣的痒挠。它强调的是散文的身份和地位，反对把散文边缘化，让散文成为“诗余”、“小说余”、“杂文”、“玩字”；反对把散文软化、轻化、边缘化，提倡散文要锋利，要有硬度，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发现性。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是对现有的否定和对新极限的挑战，是一种叙事流的探险。发现具有初始性、唯一性和价值性的特点。别人已经看见的、写过的，你去看去写不是发现；大家都看见的、表达了的，你再去看去表达，也不叫发现；发现与表达的东西，应当是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的，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拉杂。米兰·昆德拉认为，文学人物都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代表人类不同的生存处境。文学有义务担负起敞亮“被遮蔽的存在”的使命，在“不灭的光照下守护‘生活世界”’，考察、发现人类具体生存的可能境遇。他把考察人类生存处境的作品视为“发现的序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所有先前的小说经验。”只有前赴后继，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性，才能汇入整体的“发现序列”。显然，他把发现定性为叙事作品最重要的标准。

在场写作的去蔽、敞亮、本真，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灵魂，对生命本质的独特的发现。在场主义认为，有没有发现，是散文及散文作家高下的分野，甚至是散文及散文作家存在与消亡的根本原则。发现既是一种态度，又是散文写作的起点，过程以及最终归属；发现是一种方法，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我们才能传达出事物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隐秘；发现是一种结果，是在场主义写作永恒的追求。生活存在于生活，生活是先验的，我们只是参与者和“发现者”。与生活相比，任何经验的写作，都不可能严格地实现“在场”。经验总是滞后。反过来，任何预设的写作也于“事”(生活)无补。在场主义散文，只是就散文写作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要求，强调写作过程的身体力行，以及对于散文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唐。

自由性。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尺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尺度。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是门槛最低的，同时其尺度也是最高的。在场写作的自由，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是遵守写作基本规则基础上的大自由，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散文边界的突破和维护。在场写作，凭借怀疑、否定、批判、矮小、暗面、冷质、凌乱、粗砺、驳杂、反向、非判断、无秩序和拒绝集中之手段“去蔽”。“否定意识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现象，有着更深的哲学内涵。否定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价值判断，其本质表现为对现实存在的反映。与其他社会意识现象不同，否定意识对现实存在的反映突出表现为理性通过情感判断而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王达敏《论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在场主义散文从民间立场，以貌似“清醒的”“冷峻的”的写作情感，提倡个性化的小叙事，在叙述时代和人性的复杂上，表现了很大的自由向度。反过来讲，正向的思维方式则容易陷入“公共话语体制”的泥潭——散文写作的镣铐和束缚，这是在场主义散文写作所不屑的和需要避免的。解构是自由的，构建也是自由的。自由的结果，是表现本真。在场主义散文意欲最大可能地应用本真语言，最大限度地表现根性的真实。

汉语是自由的，汉语散文也是自由的。在场写作坚持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默默成长，一直在“最大限度地接近散文本质”。散文写作的姿势是渐渐向下的，向下的过程，即是汉语散文重返的过程——向民间转移。可以这样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民间，很多优秀的文字也在民问。他们游离于体制，与体制形成强大的对抗。《在场主义散文丛书》，集中推出周闻道的《七城书》、第广龙的《摇晃》、傅菲的《生活简史》、张生全的《变形词》、沈荣均的《斑色如陶》、黄海的《黄石手稿》共六部散文作品，可看作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又一次整体亮相。丛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无疑，在场主义散文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冲击波；而《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则是21世纪初，汉语散文吹响的又一集结号。连同此前的三本书，在场主义廓清了三千年来汉语散文的认识，建立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追求本真的在场写作姿态，不断地接近散文性，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将接受未来汉语散文写作实践的检验。

散文：冲动的叙述

之所以选择汉语散文，因为别无选择——有一种强大的叙述冲动，它发出大地独有的声音，类似某种次声波，但更像母亲的呼唤。呼唤的手臂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它在前面某处等你，与你不期而遇。

所谓“道”的召唤性，是汉语散文应该坚守的基本立场。不仅是叙述道德的问题，且是作家内心的真正自由——除汉语表达本身的召唤，无任何来自其外的约束。散文作家的立场，取决于作家对汉语的立场——维护汉语的尊严——纯正独特的审美表达。居安思危，保持灵魂独立，坚持底线写作，绝无过分的沉溺。过分的沉溺，容易被假象迷惑，遭致集体的失语。

散文就是散文，它无意替代小说和诗歌的功能。以宇宙现象为模型来比喻。小说，以呈现局部特征和秩序为始，以构建宏大为致力的方向，好似爆破一样，是向上、向外的。即便是先锋小说，总体上也符合这个特征，只不过它的爆炸速率和当量难以掌控。这一点，与散文不尽一致。散文从生命本体出发，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负方向用力——向内和向下，折向灵魂。这一点类似黑洞和恒星坍缩的特征。诗歌一直是最闪耀的星空，特征是歌唱，高蹈恒久的歌唱。

以宏大和高蹈来描述散文的姿势，这对于习惯低语的散文写作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既不能作为散文的目的，也不能作为手段．否则只会批量制造被先锋散文写作者们不屑的“体制内散文”。对于“体制内散文”，先锋散文摆出了一副严正拒绝的姿态：继承并开拓了散文与诗歌、小说等决然不同的品质——推崇矮小、细部、坚硬、后退、背离、驳杂、不完整、非判断等。这本是世界的秩序本质，我们要做的不是整理、规劝、修正这样的秩序，而是赋予并且释放它们以审美存在的足够理由。低下头来，触摸现实的脉搏，聆听它的呼吸，在万事万物与自由心灵之间建立桥梁，去呈现疼，去表达痛。那大地上仿佛敞开暗处渗着女性经血一般的疼痛，那空气里弥漫的令人窒息的心跳和呼吸，正是需要我们召唤我们为之叙述表达的“次声波”。这是散文的写作底线。比较小说和诗歌，散文什么时候都更应该保持清醒。任何超越这个底线，昧良知的写作。都不具有本质的汉语散文意义。

散文不需要遵循某种“标准”。如果一定要说散文有个什么“标准”，那么只能说还没有找到这个“标准”。散文一直在朝着这个“标准”努力，一直在重返，一直在接近。这是个极限问题。永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散文写作。唐宋古文不是标准，明清性灵和现代闲情小品也不是标准。秦牧、杨朔、刘白羽散文不是标准。“秋雨体”不是标准。即便教科书上所讲的“文质兼美”都不是标准。“形散而神聚”只是蹩脚散文的标准。一旦散文作品被视作“标准”，它就成为另一种“体制”，它就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标本”了，显然它已经死了。散文是活的。散文一直在行走中。散文需要为拒绝体制写作付出牺牲和努力。

散文从发生的那一瞬间起，注定是“个体”甚至是“小个体”的现象。个体的生命是开拓更多新鲜活泼不可预见的可能。继续以宇宙为模型来言说。诗歌的爆炸，以情绪为流程。情绪一旦发生，它不会回流，只是往下流淌的方向不是一线，而是多线的，而且这些线不一定是连续的——断断续续的管束结构，最后以衍射的波纹维持到永远。这是很典型的时间与宇宙的模型。小说的时间向度体现表面的显著。无论是再现过去、记录当下和幻想未来，都是从一点开始，可以是0，可以是负数，也可以是正数，但从此点开始发生的都将是线性的。即便你可以打乱这个时间状貌，我们仍然能找到其中隐藏的“流动”问题。散文呢？我们并不知道散文在何时何地发生，甚至连先兆也没有。它可能是混沌的——无所谓发生。它可能存在于回流中，时间和空间越来越紧张，情绪被理智压缩，甚至无力自拔。当然，它也有理由继续，一任情绪的流逝殆尽。这一切，都在事先的预设之外，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已然遭遇它了，接下来所要做的是条件反射似的处置——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遭遇，有多少遭遇就有多少现象和可能性，这一点，永远是散文自己说了算。

从变数到定数再到变数，汉语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后开始走向轮回。当代散文曾在某一段时间，一夜之间成为充斥大街小巷城市乡村的庞然大物，而且步调一致，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仔细考察，发现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虚假繁荣——充其量是话题的不断复制或“横向转移”！

作为一种伟大的表达工具，汉语对我们而言，永远都是亲切生动的陌生。就像自己的家园及某个亲人。即便日日相处，你能说对他究竟有多了解呢？这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们永远只能站在自己感官的立场，小孩子一般，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手触摸……而散文却整个地关怀遮蔽着我们！

现在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在追求极大文体界线自由的幌子下，小说和散文玩起了猫抓耗子的游戏——小说真实化，散文虚构化——从细节、话语手段，到背景、情感、事件，终于把虚拟张扬到极致。从一开始，我们都被一种虚拟的游戏规则主宰，阅读这样的散文，自始至终有一种被逼良为娼的不爽，不得不小心从事。真实的不可验证，并不等于我们就得忽视良知——散文的诚实。做一些边缘性写作无疑是有意义的。散文的虚构从来以诚实作为保证。当下汉语散文的走向，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重提诚实意义写作。

对现象、经验、暗示和一切未来可能的把握，而非简单地对过去的否定、对当下的暧昧、对未来的认同。这一点直接关乎散文写作的态度。准确理解把握现象，须“在场”——灵魂、精神和态度先于感官手段融入，否则流为毫无生气的自然主义或“僵尸写作”。经验写作则上升到了一定高度。但现在，我们很多自称写散文的作家，却不是凭经验写作——没有定力，很容易被干扰、侵害和瓦解。暗示和对一切未来可能的把握，具有相当的难度，技术含量更高。但汉语为设置并且尝试跨越这样的难度提供了可能。暗示无处不在，未来虽不确定却为你而存在。重要的是你在任何时候提笔写作的时候都得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散文里的“我”是“虚构的真实”，是“模糊而又确凿的”，这永远是一个悖论现象。散文作家通过个性化的写作确认身份。但是，散文强调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手段，不是炫技，更强调劳作，强调身体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散文写作从来不是畅快的。身体无法成为一张白纸，事实上身体从来不是一张白纸，它一直在“刮掉后又被重画”中。很显然，散文就在这个“刮掉后又被重画”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散文的本质意义不是重建，而是解“构”的，对周围正在发生和影响自己的一切，以切肤地抓扯、针刺、割裂和凌迟——最后获得痛和体验。快乐也是痛。反痛。换个角度思考的结果。“我”不是永远的我，“我”无时不在转换。对于此时此地之“我”的快乐，或许就是彼时彼地之“我”的痛。即便彼时彼地之“我”的快乐还在延续，但对于别人，快乐很可能疼痛化。所以，痛具有恒久的铭记意义。快乐则容易忘却。正如母亲分娩我成就我的身体之快乐容易忘记，而母亲的痛与我的身体始终牵连，一触即疼。

一直想出一本“真正”的散文集。原来搞过一本，还厚实，装帧也干净。但不算“真正”的书。“真正”的书，需成为商品。原来那本集子，出版社补贴了书号费用，印刷的钱是自己掏的，便不能充数。这有点像乡下的农民亲人．一年忙到头，有了收成，拉到市场上，变出票子自是高兴，要是没变成，便怀疑是不是自己那些稻子、包谷、萝卜、青菜的品质出了问题。我对自己的文字一直不抱信心。好在，那些情景自己再熟悉不过，那些文字是自己愿意说的话。好在，一路上有周闻道、周伦佑、黄海、第广龙、傅菲、张生全、周强、宋奔、西门佳公子等一帮“在场主义散文”同仁的鞭策，还有那些虽神交已久却从不曾谋面的刊物编辑，以及星星一样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的鼓励，于是，终于有了搞一本“真正”的散文集的想法。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的想法能支撑到现在，并最终得以成为现实。真的谢谢了！

2009年春节于四川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