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国古代高级秘书(主簿、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如何起草公文、公文的形成过程、秘书与酒、秘书的收入等问题进行解答，从而为读者描绘了一副古代秘书生态图，既有助读者了解一般意义上的秘书文化，又为特定的读者群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为了揭秘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政治生活，继《秘书政治》之后，眭达明先生最近又推出了它的姊妹篇《秘书生活》一书。全书共收入三十六篇读史随笔，记录了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工作和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趣闻逸事。

前言

穷秘书的法定外快

圣旨原来也有假

公文并非都无趣

公文写作二十“忌”

官样文章与官腔官调

傀儡登场与皇帝遭瘟

“蝗不食稼”与“天书”下降

“盛世”外衣下掩藏的卑污——读开元史事三则

玉堂清冷不成眠——古代秘书值班众生相

趣事、怪事、离奇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一

可笑、尴尬、郁闷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二

归到玉堂清不寐——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三

千古文章凭际遇——古代秘书任免逸闻

鸿雁传书及其他

古代秘书与酒

功夫在“文”外

善用其短的妙处

奏折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

与《岳阳楼记》有关的两件逸事

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

官员不能说实话

领导身边的人

重读遗诏

两位英雄的交手

武则天批文趣事

好批条子的宋仁宗

宋仁宗的婚姻

梁武帝的哑谜

古代的一位护树英雄

宰相奏折

李密为何前是而后非？

身正何惧非难

陆贽的识见

文章为何能治病

宦官哪有儿子

为尊者讳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后路

后记

(一)

开皇年间，隋朝开国元勋郑译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郑译在几年前被贬为隆州刺史，这次回京治病，隋文帝设宴招待他，宰相高频等人都来作陪。在喝酒言笑中，隋文帝忆起旧情，便当众宣布恢复郑译的沛国公爵位，并当即指示内史令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颍见郑译喜事降临，便开玩笑说：“笔干了。”言外之意是要花钱买笔墨了。郑译回答说：“我出外做地方官，这次因病请求回京，承蒙皇上批准便打马回朝，无一文钱在身，拿什么给你们‘润笔’呢？”隋文帝听罢大笑(《隋书·郑译传》)。

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润笔这个词儿便是从这里来的。现在作文受酬俗称稿费，古代则通常叫做润笔。

润笔一词虽说出自《隋书》，但不等于说作文受酬就始于隋文帝时期。南宋大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酬自晋宋(刘宋)以来便有之；与洪迈同时代的王楙却说汉武帝时就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情况(《野客丛书》卷十七《作文受谢》)；明末清初考据家顾炎武也考证，最晚在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作文受酬之事，比如蔡邕为权贵们写了那么多碑诔文章，“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日知录》卷十九)。意思是：蔡邕如果不是为了多得几个稿费，是不会写那么多碑诔文章的。由此看来，作文受酬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偁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把不少价值连城的御用之物赏赐给他。王寓是徽宗朝中书舍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有他的本传，此事当不虚妄。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扦撰写宋仁宗母亲《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日知录》卷十九)。

由此可见，古代秘书撰写公文，和作家撰写寿序碑文一样，有时是可以得到赏赐、获得酬劳的，这种情况估计还比较普遍，否则高颎不会在公开场合开这种玩笑，郑译也不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和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赏赐因为是俸禄之外的收入，这种公文自然就是有偿公文。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作家撰写寿序碑文，可以明码标价，公开卖文；古代秘书得赏赐，却是别人自愿给的，给不给和给多给少，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从寇准给杨亿“例外赠百金”以及宋仁宗给孙扑“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来看，我们似乎隐隐约约感到，在宋朝，秘书写公文获酬劳，好像有制度规定，因为既有“例外”和“明赐之外”，当然就有“常例”和“明赐之内”。后来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中，果然见到了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文字。他说，在宋初，秘书写公文“皆有润笔物”。宋太宗赵光义时，还“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办公的地方)，每除官(任命官员)则移文督之”。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获酬劳，果然有制度规定。既然如此，搞有偿公文便成了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事情，不给是不行的。

古代搞有偿公文，利弊如何，在此不想评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的秘书既然拿了工资，写公文便是分内之事，再额外获酬，于理不通。何况搞有偿公文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其他弊端。比如现在有些新闻单位搞“有偿新闻”，便使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严重丧失。所以说，搞有偿公文肯定是要不得的。

(二)

秘书领了俸禄，写公文却还要另外获酬，而且在宋朝还订立制度要大家共同遵守，这种做法确实让人费解。不过每项制度的出台，当初肯定有它合理的因素，否则就难以推行。我们知道，宋朝建立以后，翰林学士的地位很高，非他官可比，甚至连宋太宗都遗憾自己没能担任此职(《续资治通鉴》卷十六)。可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秘书的俸禄普遍很低，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杨亿是公文大手笔，长期在朝廷从事秘书工作，因为家贫，他曾经请求去地方上做官。他在乞郡表中说：“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饥鬼。”又说“方朔之饥欲死”(《东轩笔录》卷十)。他写的也许有些夸张，但生活艰难肯定是事实。他是朝中头号大秘书，生活境况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为改善秘书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开始让翰林学士兼任外朝官，秘书的经济待遇才有所改善(《续资治通鉴))卷十五)。可是元丰改制后，这一决定被取消了，秘书们于是又回复到以前贫穷的地位。宋朝的有偿公文为什么用制度规定下来，且自始至终得到较好遵守，和秘书的俸禄很薄有无内在联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值得考证。

宋朝的秘书究竟穷到什么地步？单看杨亿在乞郡表中说的当然还不是很清楚。这里刚好有几个例子，也许能说明一二。

据《玉壶清话》卷五记载：李沆做知制诰时，生活十分贫穷，“多负人息钱”。宋太宗得知后，说：“沆为一知制诰，俸入几何？家食不给，岂暇偿逋耶？”于是“特赐钱一百三十万，令偿之”。

另据《续资治通鉴》卷三十记载：李宗谔做翰林学士时，为人正直，工作能力也很强，宰相王旦非常赏识他，对他不仅工作上全力支持，而且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李宗谔家境非常贫困，俸禄不足以供给婚嫁之费，王旦前后借给他不少钱，才帮他渡过了难关。大中祥符五年(1012)，王旦打算推荐李宗谔做参知政事，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表面上同意，心里却在盘算如何阻止这件事。按照当时的惯例，新任参知政事面谢君恩时，皇帝会给他差不多三千缗的赏钱，王钦若因此密奏宋真宗：“李宗谔欠了王旦许多钱，王旦打算推荐他做参知政事，好让他用赏钱还债。这不是择贤之举啊。”第二天，王旦推荐李宗谔为参知政事的报告果然递上来了，宋真宗马上变了脸色，当场予以驳回。王旦荐人至公，以前从没有被皇上斥退过，他哪里知道，这回是为人“奸邪险伪”、好使鬼把戏的王钦若在其中捣了鬼。

再据《宋史·文苑七·熊克传》记载，宋孝宗时，熊克任翰林学士，深受孝宗赏识和器重，工作上他得心应手，生活上却十分贫穷。熊克十分欣赏临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学，很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家里穷得连简单的嫁妆都置办不起，怎么好开口提此事？有一次，熊克为朝廷某高官起草了一份任命书，获得一笔稿酬，才得以把女儿嫁出去。晋朝的吴隐之做主簿(秘书)时卖狗嫁女，在历史上留下佳话(《晋书·吴隐之传》)，熊克靠润笔嫁女儿，是可以与其媲美的。

在职秘书尚且如此贫穷，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被罪遣流放的秘书们，生活断了来源，以前又少有积蓄，他们的生活自然更加贫困。翰林学士陆经“坐责流落”后，欧阳修十分同情和可怜他，每答应给人作碑文，都要首先约定让陆经书写，不答应这一条件就不写碑文。欧阳修这样做，就是想让陆经得点润笔维持生活。也许是沽了欧阳修文章的光，也许是陆经书写碑文特别用心，自此以后，陆经的生活不但有了保障，而且书法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成了远近知名的书法大家(《东轩笔录·佚文》)。真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坏事到头来却成了好事。  P1-5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秘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长期生活在领袖人物身边，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起草重要的文件报告，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常常起着不可忽视而又不留痕迹的作用。同时，秘书也往往是很多政治人物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份比较重要的职业。但由于秘书职业的特殊性，一直隐身于政治舞台的幕后，平民百姓很难走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谈不上了解和熟悉，加之长期以来因为资料匮乏等原因，人们对秘书的研究又非常不够，所以秘书一直成了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为了揭秘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政治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业余时间，潜心从事中国古代秘书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和《文牍趣话》等书，而且在2007年4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秘书政治》一书。这本填补了我国古代秘书人物研究空白、专门介绍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从政经历的三十余万字专著一经问世，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秘书圉内外几十家报纸(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新民晚报》等国内报纸和美国《侨报》、加拿大《多伦多信息报》等数家海外报纸)和数百家网站(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在内的几乎所有门户网站)发表了书评和消息，进行宣传和介绍。光明网还在2007年4月20日的“文化日记”栏目里，把本书的出版作为当时发生的重大文化事件之一记载下来了。秘书圈内的反响，那就更加热烈，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职能处室)甚至买了《秘书政治》一书，作为学习材料发给大家学习。他们在2007年12月报送的《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创建学习型党支部情况》汇报中写道：“经常购置学习书籍和资料，创造良好学习条件。近年来，秘书一处先后购买了《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秘书政治》《马上解决》《世界是平的》《大国崛起》《党的十七大文件汇编》等书籍供大家阅读，为大家学习创造条件。”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有位署名木空的读者出差到沈阳市，由于自带的书读完了，晚上闲得无聊，便在下榻的宾馆随意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拙著《秘书政治》。他在读后感中写道：“谁知夜深人不静，同室的老兄呼噜震屋顶，奇特的节奏拉出反眠进行曲，不读书难受，读书更难受，魂不守书，注意力全部用在与呼噜的抗争和对峙上，手中之书竟然成为摆设。无奈中躲到洗手间，坐在马桶上读《秘书政治》，几乎坐了半夜。拂晓时分，同室老兄起解，见状很不好意思，知趣地晨练去了，给我留出两个小时睡眠空间。书已经读完，睡意全过，身不由己地展开宾馆的信笺涂下心得体会，为以后写书评做好准备。”

这位读者坐在马桶上读了一夜我的书，本就十分感人，岂知两个月之后，他又重温《秘书政治》并写下了一篇长达两千字的书评发在网上，上面引用的文字，就是其中的一段原文。在此，我除了要向他(她)表示由衷的敬意，剩下的就只有感动和感谢了。

在2007年5月26日《佛山日报》上，我还读到一位廖先生写的一篇随笔，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写《秘书政治》一书的读后感。廖先生不仅对拙著给予了较高评价，而且说它“有点儿像《史记》的人物列传，按时间顺序，以历朝历代秘书小评传为篇章，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的经历，纵向介绍了秘书这个职业的发展历程”。我虽然不敢因为得到这位读者如此之高的评价而沾沾自喜，但拙著能够得到大家的厚爱，说明他们对我在中国古代秘书史研究之路上进行的探索是持肯定和鼓励态度的，我由此感到欣慰并获得鞭策、鼓舞和不断前进的动力，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这里之所以要把《秘书政治》出版后的一些社会反响情况简要介绍一番，是因为收在《秘书生活》里的三十六篇读史随笔，多半是我在写作《秘书政治》过程中，专门针对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所作深入研究的产物，两者不仅写作时间上完全一致，而且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可以把它看做《秘书政治》的姊妹篇。只是《秘书政治》着重写的是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从政经历，《秘书生活》则是记录他们工作和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逸闻趣事。这些事情虽然比较琐碎，却又非常独特而有趣；虽然不觉得那么重要，却又常常彰显着大义；虽然不是古代秘书们有意为之的，却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不得不被动地面对和接受……所以我本人觉得，这本书的“悦读”性，绝对不会比《秘书政治》差；读者厚爱《秘书政治》，肯定也会喜欢《秘书生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在朋友们的建议和督促之下，结集出版此书。

本书的内容，以前很少有人写过，以后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涉笔，因为搞历史的不会注意这些细事、琐事，搞文学的又难得接触这方面的材料，所以到目前为止，尚只有我一个人在写这些东西。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奇货可居，更不是吹自己独擅其能，而是被我钻了一个冷门而已。有些文章的内容虽然要杂一些，但也是围绕古代首脑(官员)、秘书、公文写作等话题展开议论，涉及的内容同样比较新鲜和独特，文章相对来说也写得更精致一些。

因为本书所写内容多是逸闻趣事，所用笔调也就显得轻松活泼，朋友们读后都说这些文章既有趣，又好读；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高雅的工作情趣；既可学到知识，又能得到享受，还可获得启迪。读者面也比较宽，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又爱好文史，都可成为它的读者。当然，文秘工作人员和秘书学科的师生，对此可能更感兴趣。目前全国有数百万秘书从业人员，有上千所大中专(含高级技工)学校开办了文秘类专业，仅此一项，就有庞大的读者群。

书名既然叫《秘书生活》，它所披露的材料，自然包括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许多史实，甚至是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比如：古代文人写文章有时可以受酬，古代秘书起草公文有没有“润笔”？秘书的政治地位十分崇高，他们的生活待遇究竟如何？古代秘书真的很穷吗？他们的法定外快是什么？古代秘书写公文还有俸禄之外的收入，他们所写的公文能不能称作“有偿公文”？

又比如：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公文都是板着脸说话的，不仅格式固定死板，而且用语也讲究规范，整个就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甚至通篇都是官话套话，既无情趣，也乏生气。秘书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大论，其命运多半是：用完了，归档了，时过境迁即无价值，谁还有兴趣再去翻阅它们，更不要说像文学作品一样让人欣赏借鉴了。事实真的如此吗？公文真的全都了无生趣吗？

又比如：在“朕言即法”的古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和指示，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载体和象征，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力。可是，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有不少假圣旨。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这些，你以前听说过吗？

又比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觅到酒的踪影，这是每个接触过古文的人都会有的印象；古代秘书也有许多嗜酒之人，由他们写出的公文，会不会受到酒的浸染，甚至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

又比如：古代秘书常常要在禁中值夜班，为朝廷起草紧急公文。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等等，秘书晚上值班撰文时会碰到哪些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离奇甚至充满风险和机遇的事情？

又比如：秘书作为领导身边的人，职位虽然不高，手上也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他们所处地位特殊，天天和领导在一起，大凡要走上层路线的人，都深知要讨好领导身边的人，有他们说好话，自己的升迁也就十拿九稳了。作为秘书本人，他们知道这一点吗？别人对他们又是怎么看的？

又比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章和一种特定形式的文字工具，公文写作过程具有一定特殊的规律性，与创作文学作品相比较，公文写作有哪些同与不同？常常会犯哪些错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回答这些既琐碎又重要、既麻烦又有趣的问题。只要认真读完它，你一定会在欣然一笑中，既可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能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

本书所收文章绝大多数已在《历史学家茶座》(山东)、(《文史知识》(北京)、《书屋》(湖南)、《秘书工作》(北京)、《秘书》(上海)、《秘书之友》(甘肃)、《办公室业务》(北京)、《保密工作》(北京)、《档案春秋》(上海)、《杂文报》(河北)、《江西日报》等报刊发表。这次编辑成书时，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和调整。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话，是为前言。

眭达明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秘书政治》于2007年4月出版发行后，曾计划将已经发表的三百来篇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系列短文进行系统整理，或出《文牍趣话》的增订本，或出它的续集和三集。但刚刚弄出一个目录，就有朋友建议说：这件事不妨缓一缓。应该先把那些刊于《历史学家茶座》《书屋》《文史知识》等刊物上的长文章编辑成册，作为《秘书政治》的姊妹篇推出。这个建议虽然非常好，但用什么书名把这些文章统起来，却是一道难题。北京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后来为我取了《秘书逸史》的书名，这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书名，我就可以围绕这个主题选编文章了。开头共选入四十八篇文章，并将其分为两辑。书稿送到出版社后，责任编辑陈世象先生与我商量：既然是作为《秘书政治》的姊妹篇出版，《秘书逸史》的书名就不是很贴切，最好另改一个书名。他的意见我当然十分尊重。但两人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书名来。我离开后，陈先生向出版社领导汇报本书的出版事宜，当谈到书名需要重新考虑时，徐社长说：前一本叫《秘书政治》，这一本就叫《秘书生活》好了！陈先生在电话里告知这一消息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并且很有创意，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书名有了变动，与此关联不是很密切的一些文章，自然必须剔除；篇目减少了，分为两辑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在朋友们的热情鼓励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实现的，在此我当然要向他们表示最衷心地感谢。其中尤其要感谢陈世象先生，正是有了他的热情而负责的工作，才使本书的出版变得如此顺畅；也正是有了他的严格把关，才使书稿中的文字和知识错误最大限度地得到清除，书稿质量也因此有了切实保障。在此也得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母亲和妻子默默地承担琐碎而又繁重的家务，让我工作之余能够专心读书写作；我的女儿则认真地帮我校正文稿，给我把好最初的关口。这些我都是心存感激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露出来而已。

今天刚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五月五，过端午；门插艾，香满屋；吃粽子，划龙舟……在这个具有丰富情感色彩和文化内涵，又是被正式确定为全国性公共假日后迎来的第一个端午节里，我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写下这些文字作为本书的后记，闻到从厨房里飘过来的阵阵粽子清香，在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氛的同时，似乎也觉得：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真的应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承担一份使命和责任。

眭达明

戊子端午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