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蹰，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后来，经多次的抗争和催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标到庙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P222－P223
鲁迅的小说创作，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在1924．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说：“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不便——的下评判。……但成绩最大的却是鲁迅。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另外一位同时代的文学史论家郑振锋则在1926年《论＜呐喊＞》中说鲁迅的小说“那是一个新辟的天地，那是他独自创出的国土，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那么，他的这一方面的成绩，至少是不朽的”。
鲁迅的小说创作结集出版的有3本集子。《呐喊》写于1918年至1922年，收有14篇作品，其中除《阿Q正传》为中篇外，其他都是短篇小说。鲁迅之所以把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为《呐喊》，是为了给革命“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呐喊》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作品以丰满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索，显示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彷徨》写于1924年至1925年，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他在《彷徨·题辞》中引用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实地反映了他决不消沉而要继续探索、努力前行的决心。在继承《呐喊》的传统，继续向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挑战的过程中，《祝福》中的祥林嫂“出逃”、《离婚》中泼辣的爱姑进行了“不惜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抗争，使这种“挑战”较《呐喊》显然是有了进步。此外，《彷徨》也以丰满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批判了他们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与此同时，对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也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时间跨度很长，却只有8篇作品，然而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这些作品，无论是取材于史实，还是取材于神话或传说，都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故事新编·序言》）的。在“故事”中，作者不但有崭新的发现或深刻的洞见，而且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赋“新编’’以独特的含义，因而同《呐喊》和《彷徨》一样，也充满了战斗的锋芒。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鲁迅，称鲁迅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在其同时代作家里无人可以比肩，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鲜有望其项背者。《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塑造了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狂人”的形象。作品通过“狂人”的感受和自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吃人。吃人者即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统治者的特征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鲁迅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所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吃人的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无论是认识的深度，还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与之战斗的坚定和彻底，在那个时代，鲁迅都是第一人。
《药》的思想内含丰富而深刻，它不仅满怀深情地礼赞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者秋瑾，而且通过“人血馒头”这一生动的艺术细节，描写了人民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他们对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行者冷漠甚至嘲笑，还以为掺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可以治病而吃掉了，令人痛心的现象既揭示了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必然失败的惨痛教训，同时也反映了启发和教育群众特别是农民，是何等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阿Q正传》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挖掘了阿Q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民族性格痼疾。对民族劣根性的发现、暴露和批评。几乎贯穿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时代和社会认识的深度，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民族命运和前景的真知灼见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同时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
两三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的国家，农民始终都是社会的主体。然而真正以农民为描写对象、以平等的姿态来观察感受农民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诉求。在文学史上鲁迅可为第一人。在鲁迅的全部小说创作中，以农民为题材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些作品以其真实的描写、强烈的抗议力量和沉郁顿挫的风格而震撼人心，永葆艺术魅力。
在《故乡》中，鲁迅像亲兄弟一样讲述了闰土的故事。那个带着银项圈在月光下的瓜地里刺猹的闰土，那个活泼、结实、可爱的少年，在“故乡”的时光雕刻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拘谨、麻木、呆滞的老人，“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的悲惨命运不是哪一个坏人强加给他的，而是“兵，匪，官，绅”的盘剥和累积造成的，是“多子，饥荒，苛税”这些天灾人祸对他无情摧残的结果。对于童年伙伴的遭遇，鲁迅心灵的痛苦和不安以及深深的同情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比闰土还要悲惨，她本是一个勤劳、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然而生活对她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残酷，终于使她无路可走，在祝福的鞭炮声和烟雾中悲惨地死去。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参与祥林嫂命运中的一些人，柳妈、她的婆婆甚至鲁四老爷都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也不是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把她推向了命运的深渊。作品令人信服地指出。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和吃人的社会扼杀了她的人生，作品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座大山对妇女的压迫。这样的描写，使祥林嫂的悲剧负载了丰富的社会蕴含。《阿Q正传》正面描写了农民与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不可调合的矛盾，鞭打了地主对农民的无情盘剥和政治打压，再现了农民没有尊严的地位和悲惨的生活，挖掘了农民内心深处的革命要求和反抗的愿望。
在直面农民悲惨生活并探究其原因的同时，鲁迅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令人颤栗的艺术细节，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精神世界。闰土在呆滞和麻木表情下，还有深入其骨髓的等级观念；对于痛苦的现实和非人的生活，他也逆来顺受，毫无怨言，没有任何反抗意识。他把未来完全寄托在香炉、烛台所代表的迷信之中。祥林嫂在反抗遭到失败后彻底地“认命”了，与闰土一样，在饱尝了人间的种种不幸和苦楚之后，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血汗钱捐了一个千人踏、万人踩的“门槛”。闰土和祥林嫂的奴性、迷信和对生活重压的感知麻木，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而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不仅仅是阿Q自身的思想或品质，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顽症了。毛泽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对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最睿智的洞见，这也是鲁迅多年来通过文学孜孜以求的根本原因。不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蒙昧和民族性格，任何努力和革命都是没有希望的。
鲁迅在展示广阔的农村生活画卷时，充满了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对农民的悲惨境遇，他是感同身受，十分同情，他所说的“哀其不幸”，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情怀。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情感和思考没有止于良知，而是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怒其不争”。鲁迅对农民身上种种弱点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怒”，这种怒，实际上是一种博大深沉的爱，是敢于正视而决不回避、粉饰的勇气和担当，体现了高尚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才是他始终如一的目的。
知识分子是鲁迅小说又一重要题材，鲁迅从不同的侧面描摹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命运，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同属于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孔乙己醉心功名却沦落一生，在咸亨酒店里是惟一“穿长衫却站着喝酒的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伪本性体现在诸多精彩的细节里，因为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却狡辩说不是“偷”而是“窃”；陈士成的灵魂被锈蚀得更为严重，为了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居然连续考了16年，在第十六次名落孙山后，他的精神也同时坍塌，出现幻听幻觉后他终于疯掉了。这两个人物的身世经历虽各不相同，其结局是同样悲惨的。科举制度在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和性格的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芟等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充满了人生的理想，对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勇敢地与之抗争。结果呢，10年后的吕纬甫变得锐气全无、精神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安心于教“子日诗云”以此了却残生；魏连芟的变化更加令人惊诧，在他屡受挫折、走投无路时，竟然采取报复手段，当了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是他们争斗失败的重要愿因，其自身的软弱、动摇和妥协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命运说明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反抗。必然导致悲剧的结局。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受过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洗礼，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冲破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曾获得了暂时的快乐。然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重压下，幸福之花转眼之间就凋谢了。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宣布了个性的放的破产。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等虽然也读过书也有些知识，但他们却是封建思想自觉的卫道士。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诀定的。小说对他们剥削盘剥劳动群众并同时走向灭亡的阶级属性，对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的虚伪本质。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和毫不留情的鞭打。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都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在刻画他们的特征时富有分寸感，从而把躲在他们身后的吃人的封建制度暴露出来，从而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故事新编》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众多的历史人物画廊里，既有鲁迅投入了满腔热情歌颂赞扬的，也有他怀疑、否定和批评的。《奔月》中的羿，用箭射落了天上的9个太阳，杀死了残害生灵的封豕和长蛇，是勇敢、勤劳而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代表。《补天》中的女娲是一位炼五彩石补天的英雄，她的胸怀、境界和精神是广阔、崇高而伟大的。《铸剑》中的宴之敖者，不从个人恩怨出发，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向统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坚毅果敢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激励人心的。《非攻》中刻画了勤劳、机智而勇敢的墨子，他反对非正义战争并且提出了“明战术，重实力”的战略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理水》中，作者塑造了一心为公、不辞劳苦为民治水的英雄大禹的形象，他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感人肺腑，启人思维，光照后人。这些历史人物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鲁迅对他们的描写和歌颂。给人以现实的启示和斗争的鼓舞。
与这些英雄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些人物。《采薇》塑造了“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批判了他们脱离实际、虚伪可笑的消极抵抗的思想，他们最后的双双饿死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出关》的老子和《起死》中的庄子都是鲁迅否定的人物，前者逃避现实和斗争的“无为”思想和后者没有是非的虚无主义，鲁迅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批判了其骗人和虚伪的本质。至于《补天》中那些“古衣冠的小丈夫”之类封建卫道士等，鲁迅的讽刺和抨击更是尖锐而毫不留情的。
鲁迅小说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在结构上，鲁迅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把人物的经历压缩在极为有限的几个生活场景中，使作品显得简洁而精练。鲁迅的人物形象都是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他不但善于在情节的推进中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而且重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剖析。苏雪林对此曾有形象的论述：“有人说鲁迅是曾经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多么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和掩藏最深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学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到写到《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爷，《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情了。……”
鲁迅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然而他不拘泥于传统写法，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善于学习并且融会贯通外国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一些手法在鲁迅的作品中都有精彩的表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是极其真实的，作者对这一迫害狂患者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的把握相当到位且有严格的分寸感，在这些描写和刻画中又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抒情，两者水乳交融，难以厘清。强烈的主观抒情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在《故乡》特别是《故事新编》等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因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象征、隐喻、暗示、心理幻觉等现代主义写法在《狂人日记》、《药》、《白光》等作品中都运用得极其自然而传神，以一当十地刻画了人物，深化了主题。
鲁迅对汉语的运用已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白描手法的出色运用，作品显得朴素、简洁、明快。刻画人物时善于运用人物的个性语言，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和“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闰土的那一声“老爷……”，阿Q的“儿子打老子”，庄爱姑的开口闭口“小畜生”，都使人物的性格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刘绍棠在《向鲁迅学写小说》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还善于精选和使用生动活泼的农民口语，吸收和运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的语言。鲁迅先生通过人物在行动中的动态描写，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他的小说的叙事语言都极为动态，为刻画人物增色，使情节引人人胜。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对话少而精，句式短而精，这是由于他精通中国语言，对古典文学具有博大精深的造诣。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每写一个场景，都是一个画面，人物活动中情景交融中，给人以立体感。因此，鲁迅先生虽然是在小说创作中吸收外国文学中某些形式和手法的第一人，却又是最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2011年春月
鲁迅所著《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鲁迅小说经典）》选收了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32篇，中篇小说1篇。它们分别选自《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对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词做了必要的注释，并在每篇散文后附有简短的解读评点。相信读者朋友翻开本书的同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通畅的阅读快感。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鲁迅小说经典）》是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时间跨度很长，却只有8篇作品，然而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这些作品，无论是取材于史实，还是取材于神话或传说，都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故事新编·序言》）的。在“故事”中，作者不但有崭新的发现或深刻的洞见，而且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赋“新编”以独特的含义，因而同《呐喊》和《彷徨》一样，也充满了战斗的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