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英雄，是情人，是丈夫，是父亲，还是诗人！

首度引进切·格瓦拉妻子回忆录！

最私密的格瓦拉传记，零距离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格瓦拉！

74幅格瓦拉与亲友私密照，珍贵的格瓦拉明信片、信件手稿，及格瓦拉创作的诗歌、故事……

阿莱伊达·马奇创作的《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讲述了她的丈夫切·格瓦拉的故事。

《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是阿莱伊达·马奇人生中第一次回忆丈夫切·格瓦拉的往事。她讲述了他们过去那惊心动魄的浪漫往事——从他们第一次在古巴反抗战争中以游击队员身份相见的场景到十年后得知切在玻利维亚惨遭暗杀的悲痛时刻。

作为切的遗孀，阿莱伊达充满激情、同时也饱含辛酸地写下了这本关于他们夫妻二人对未来和家庭的政治梦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传记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切格瓦拉的人生进行了最深刻的探讨。

《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挑选了100多张切格瓦拉与妻子和孩子的亲密照片，包括切和阿莱伊达在一起的最后时刻。那时的切伪装自己，准备到玻利维亚执行秘密行动。此外，本书还公布了切从国外给家人所记得明星片和信件的副本，他为妻子写的诗以及他从非洲为妻子送来的原创动人故事。

本书展示了阿莱伊达个人的力量和勇气。 她在与个人损失做妥协的同时，还要从国际上数以百万人的对这位伟人的沉重哀悼中屹立不倒，切的影响可以与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相媲美。此外，她还要遗忘孩子父亲在古巴乃至世界上的传奇影响，从而按照普通人的方式养育四个子女。

石头／切·格瓦拉

我们的阿莱伊达／阿尔弗雷多·格瓦拉

最真实的切·格瓦拉／阿莱伊达·马奇

一、刻骨铭心的“会面”

二、一个战士的诞生

三、战斗在圣克拉拉

四、和切的初次相遇

五、切的“表白”

六、切的“求婚”

七、我们的生活

八、妻子·母亲·工作

九、“我们的诗歌”

十、漫长的等待

十一、没有告别的告别

十二、忠诚，直到永远

后记

切·格瓦拉生平大事记

译后记：切·格瓦拉和堂吉诃德

雨后的清晨，阳光炽热地敲打着。没什么奇怪的。每天都下雨，之后出太阳。阳光挤压着、驱逐着潮湿。就算白天不下雨，到了下午，小溪也会再次清澈可鉴，一切几乎正常。

“听说5月20号以后就不再下雨了，到10月之前，一滴雨都不会有。”

“听说……但是，听说的事情很多都不是真的。”

“大自然根据日历运行吗？我不在乎大自然是不是根据日历运行。总之，可以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这种无可奈何的无所事事，也不在乎这场愚蠢的、毫无目标的战争。嗯，也不是没有目标，只是这目标如此模糊，如此渺茫，似乎遥不可及，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地狱。在这个地狱里，烦躁就是永恒的惩罚。再说，我在乎。我当然在乎。”

必须想办法打破这一切，我想。想，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可以做出上千种计划，一个比一个诱人，然后选出最好的那些，把两三个计划合为一个，简而化之，付诸纸张，交付出去。事情就此打住，然后一切重新再来。这种官僚习气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是把计划储存起来，而是让它们消失。我的士兵说他们像抽烟一样把计划抽掉了，只要写有内容，什么纸都会被“抽掉”。这有一个好处：不喜欢的地方可以在下一个计划中改变，谁也发现不了。看来，这事可以循环往复，没有穷尽。

我想抽烟。我拿出烟斗。像往常一样，它就在我的口袋里。我不像士兵那样总丢烟斗。因为对我来说，它很重要。在烟雾的道路上，人们尽可以决定走多远——这么说吧，大可以相信自己的计划，梦想着胜利，而不让它显得像一场梦。它更像一个显得虚幻的事实，因为遥远，因为烟雾的道路上那些必不可少的雾霭。烟斗是个很好的伴侣。他们怎能丢掉如此重要的东西。真是一帮蛮徒。

他们过去不是这般野蛮，他们有过行动，有了行动后的疲倦，所以不需要思考了。如果不思考，要烟斗有什么用？可是，可以梦想。对，可以梦想，但是，在远方梦想时，烟斗很重要；梦想未来，唯一的道路就是烟雾，或者沿着同一条小径返回，追忆遥远的过去。但是，近前的愿望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他们的双脚如此强壮，眼神如此年轻，他们不需要烟雾的帮助。他们丢掉了烟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不会丢的。

我还有别的类似的物品吗？绢纱丝巾。这丝巾不同寻常，是她送给我的，以防我的胳膊受伤。这丝巾将会成为爱的悬带。困难在于如果我那瘦骨嶙峋的脑袋被炸开，还怎么使用它。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丝巾裹在头上，固定住下颌，带着它走进坟墓。忠诚，直到永久。

如果我倒在，或者被别人收尸，就不会有绢纱丝巾；我会在草丛中腐烂，或者被暴尸，没准会出现在美国的《生活》(Life)杂志上，眼神定格在垂死时的极度恐惧和绝望——谁都会恐惧，毋庸否认。

我穿过烟雾，走在古老的道路上，抵达自己恐惧的最深处，它们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就像让人迷惑而不可名状的虚无。我们这些马列主义者把死亡解释为虚无，说得挺好，可那个虚无是什么？虚无，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但让人信服吗？不可能。

虚无就是虚无。别多想了，罩上黑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罩上遥远的星空，这就是虚无，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等同于“无尽”。人可以作为物种得以延续，在历史中延续。这是生命作为物种被神化的一种方式，它活在行动中，活在记忆中。你读到马塞奥下达的“拔出砍刀”的命令时，脊梁上从未打过冷战？那就是虚无之后的生命。子女，也是如此。  我不想在子女身上得到永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我是一个陌生体，搅扰了他们的宁静，横亘在他们和母亲之间。

我想象着儿子很高大，而她已白发苍苍。她以责备的口气跟儿子说：“要是你父亲在，他就不会这样，不会那样。”我设想在我内心，我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有着强烈的逆反情绪。这个儿子不知道我这个父亲是不是真的不会做这样或那样的坏事，但是我感到父亲时刻数落我，这是种羞辱，是背叛。我的儿子必须是一个大男人——优劣不论，但必须是一个男人。P3-5

一生颠沛流离、数度入狱，并在穷困潦倒中终其一生的塞万提斯绝对没有想到，他那本被同时代人仅仅视为逗笑的娱乐书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在他身后竟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枯瘦如柴、举止怪诞的堂吉诃德，以及他那又矮又胖、语言幽默而处事实际的侍从桑丘·潘莎，连同他们那两匹坐骑，都成为永恒。瑞典文学院曾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内容为“对你影响最大的经典作品”，结果，《堂吉诃德》竟然以50％的票数高居榜首。

堂吉诃德用简陋的长矛武装自己，骑着那匹瘦骨嶙峋、摇摇欲坠的“驽驿难得”，周游世界，了解人民疾苦，与邪恶交战。但他的下场每每不妙，不过，他总是在疼痛呻吟中再次出发。

1928年，隔着烟波浩渺的大西洋，堂吉诃德在遥远的阿根廷“复活”了，因为那个刚刚呱呱坠地、名叫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日后则被伙伴们亲切地称为切·格瓦拉)的小婴儿，日后也成为堂吉词德式的人物。

切．格瓦拉的遗孀阿莱伊达·马奇在这本书中告诉读者，切至少读了6遍《堂吉诃德》。这是除了《资本论》以外，切最喜欢的作品。这6遍的阅读是何时完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小埃内斯托虽自幼身患严重的哮喘，却在刚刚结束少年时代之时就独自(后来有了同伴)骑着摩托车自南向北踏遍南美大陆。这段对他产生终生影响的经历，切都写入了《摩托日记》，留给世人评定。至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不管当时切是否已经读过这部作品，在他青少年时期的心中都已经种下了堂吉诃德理想主义和大爱的种子。

结束了南美游历的格瓦拉回到了阿根廷，完成了本科医学专业的学习。．然而，向来自认为是南美公民(或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而非阿根廷人或任何某一个具体国家的公民的格瓦拉，再次出发了。这一次，他在外面(以他的世界主义看来，这并非“外面”)待得更久，因为他留在危地马拉长达9个月，帮助阿本斯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接着，他到了墨西哥，在那里结识了因为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而被迫流亡的劳尔·卡斯特罗。经由劳尔引见，他又认识了其兄菲德尔’卡斯特罗。3人一见如故，彼此在革命理想、民族解放的追求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外国人”和另外8 1名远征队员登上了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湾出发，前往有着“绿色鳄鱼”之称的古巴。这段艰难而吉凶未卜的航程，其目的是解救那里的人民于水火之中。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之战——他们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围剿，队员在枪林弹雨中受到了炮火洗礼，多数队员牺牲，剩下的少数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撤退到了马埃斯特腊山，打起了游击战。从那以后，切便与古巴人民一道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中，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巴蒂斯塔仓皇出逃，革命军开入首都哈瓦那。

胜利之后，切·格瓦拉又立刻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挑战中，并以切身行动实践了他的“新人”理论：藐视物质追求，完全凭内心的驱动力投入革命。他曾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业局局长、国家银行行长，亦是国家外交“掌门人”，无论什么角色，他都在身体力行地创造着“新人”。

胸怀天下的切·格瓦拉，看到更广阔的地带仍然处于落后的压迫政权掌控之下，便舍弃了自身一切，出发去了刚果，意欲以该国为根据地，将革命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但是事与愿违，几个月后，他无奈地离开了。最终，他秘密回到古巴，挑选了一批经过多年考验的忠诚战友，进行艰苦的训练，并于1967年化装成乌拉圭商人，进入玻利维亚，组建了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然而，理想主义再经折翼。这一次，他遭遇了死神：玻利维亚政府军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支持下，将这支小小的队伍团团包围，几乎消灭殆尽。格瓦拉本人被抓，并迅速遭枪杀。

这就是格瓦拉：一次又一次怀抱拯救人类之宏图，以单薄之力，向压迫势力发出了弱小而坚定的进攻。切·格瓦拉最终殒命于他想要解放的异乡——玻利维亚。他终于以血肉之躯展现了理想主义的美。

过了30年，人们终于找到了埋葬格瓦拉和7个游击队员的秘密地点。战士们的遗骸被运回了古巴，隆重地葬于圣克拉拉——切指挥的一场决定性战役的所在地。

去世了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依然在无声地告诉人们：世界是所有人的，他属于所有人。

理想主义并没有随着格瓦拉的消失而进入坟墓。他离世已经40余年，但其形象成就了无数传记、专著以及数不清的论文、散文、诗歌。在物欲横流的现今社会，他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希望，一种未来。

如同众多的切·格瓦拉迷一样，我一直关注着种种与之有关的著述论说。因此，有一天，当我接到了北京磨铁图书公司马燕编辑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担切·格瓦拉遗孀阿莱伊达‘马奇这部书的翻译工作时，我几乎没有犹豫便应承了下来。

作为与格瓦拉最亲近的人，阿莱伊达给出了与媒体、研究者等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的格瓦拉。这不是那个“高大全”的格瓦拉。他浑身上下透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当“所有人”的事业和“小家庭”出现矛盾时，他也会焦虑、纠结。然而，他断然做出决定，并不再回头。他用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的诗对妻子表达自己的心情：“我精神中的两极相聚又相斥：／你和全体人民。”

战火纷纷的间隙，他恋爱了；炮声隆隆之时，他在给自己心爱的人写诗传情；乔装打扮去玻利维亚之前，他跟孩子见了一面，悉心照顾，倾注父爱，让3岁的孩子说： “这个老头爱上我了。”妻子甚至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喜爱拳击这样一种剧烈的运动，因为格瓦拉是一个如此温柔而充满爱的人。

翻译的过程委实不易。切·格瓦拉是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然而，他又是个多愁善感、柔情万种的诗人。书中引用的他的信件、文章等，都源于不同的背景，因而不那么容易理解。其次，作品篇幅虽仅10万字左右，但涉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查阅资料耗时甚多。

我希望借此诚挚感谢原新华社社长庞炳庵先生、前驻拉丁美洲多国大使黄志良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徐世澄教授。他们作为与切·格瓦拉有过亲密交往的历史见证者，为我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庞炳庵和黄志良两位先生还仔细阅读了我的译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感谢两位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供职的西班牙外教：卡塔里纳·巴尔德斯·波苏埃科(Cata rina Vald6s P0zueco)、塞伊拉·维利亚弗鲁埃拉(Sheila Villafruela)给我提供了重要帮助。仅看书稿中红红绿绿的答疑印记，便可知为了帮助我正确理解原文，她们做出了多少努力。而与古巴历史、文化方面相关的疑问，我需要感谢古巴使馆，多次为我提供相关资料和查询的便利条件。

我的母亲作为我每一部翻译手稿的第一个读者，一如既往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在此郑重感谢她。

编辑马燕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愿这本书丰富读者对切·格瓦拉的认知，澄清对他的某些误解，让这个光辉的形象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湮没！

徐蕾

2012年1O月于北京海淀

作为一名有幸接触过切·格瓦拉、认识他家人的中国外交官，作为这位传奇英雄的真诚敬仰者，我要感谢作者阿莱伊达和译者徐蕾，她们让中国读者从一个重要方面认识了这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德有才、有理想有行动的国际主义战士。

无论你了解或不了解，喜欢或不喜欢这个人，都可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个本真的格瓦拉。——黄志良（外交部前驻外大使）

我其实可以算是本书故事的见证人之一。阿莱伊达在她米拉马18号街的家里，曾两次接待过我。她给我的印象是两个字——朴素，像我在古巴接触到的所有农村姑娘一样朴素。——庞炳庵（新华社原副社长）

1965年4月，在格瓦拉离开古巴去刚果从事斗争之前，身为公派留学生的我曾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和谈话。本书作者阿莱伊达·马奇，也曾与我同在哈瓦那大学文学历史学院学习。本书生动地描绘了阿莱伊达与格瓦拉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共同战斗的经理，以及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浓情岁月，并且生动地讲述了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友谊。——徐世澄（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