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流畅简洁的文笔描述了中国上海南京路的历史文化变迁。南京路作为上海的一条主要商业街，号称“中华第一街”，近代以降，五口通商，从开埠到改革开放，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南京路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商业，都是百年来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剧烈变迁的见证。本书分十一部分：一，“到上海去”；二，从江南来；三，维多利亚风；四，“中国问题”；五，都市传奇：哈同的例子；六，尘世浮华：“消费主义”之蛊；七，“新生活——新文化”；八，市民社会；九，战争；十，“社会主义改造”；十一，“再全球化”。全书并有一百多幅图，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南京路的发展变化。

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南京路号称“中华第一街”，它出现在上海，从属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地方、民族和全球三个层面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作者以“全球主义”的眼光，深入浅出，精彩讲述上海南京路从近代开埠到改革开放，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发展变迁，生动展示南京路的辛酸和荣光，地狱和天堂，失落与理想……南京路，是上海社会的独特经验，具有“本土色彩”，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引言

“到上海去”

从江南来

维多利亚风

“中国问题”

都市传奇：哈同的例子

尘世浮华：“消费主义”之蛊

“新生活-新文化”

市民社会

战争

“社会主义改造”

“再全球化”

跋语

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双方在《南京条约》(1842年)中商定“五口通商”，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这一项条款，在中国催生了五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s)。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都市——上海，在五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引领中国。开埠后的160多年间，正是上海，带领着一个庞大民族——艰难转型。

1843年11月8日，为了落实“开埠”，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 1894)乘坐军事船只“麦都萨号”(Medusa)从杭州湾口上的舟山岛到达上海。巴富尔原籍苏格兰，出生在东印度公司的世代军人家庭。参加鸦片战争，崇尚“炮舰政策”，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东方殖民者。次日，带着胜利者的倨傲和叩关者的狡猾，他和地方长官，即“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称“上海道台”)宫慕久展开谈判。谈判的内容包括：领事馆设址哪里？外国人住在哪里？侨民和上海人混居在老城内，还是划一个特区另行安顿？如果是设立外国侨民专门居住的“租界”，这个地方划在哪里？还有，用怎样的方式把上海本地人的土地弄过来，租给外国人？

“道台”是个出面周旋、打打哈哈的人物。清朝非常重视上海“开埠”，当天，江苏巡抚孙善宝、江南提督尤渤赶来上海；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璧昌坐镇南京。双方已成竹在胸，经过二三年的交战，大家都疲惫到不愿再作计较，谈判进展神速，签约之快，破了纪录，可称“上海速度”。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了英租界第一号布告；11月17日，英租界的范围正式划定，英文版的《上海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公布，章程条例当日生效。宫慕久则在11月29日，向本地居民公布了中文版《上海土地章程》，宣布正式开埠。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43年11月13日)，钦差大臣耆英向皇帝报告说：“统计五口，应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参与谈判的高层人员心里清楚：上海的命运，在四五天里改变了。

1833年，英国取消了垄断东方贸易达230年之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600—1874)的特权，商人们各寻门路，激烈竞争。维多利亚女王继位(1837年)前，欧洲又涌起了新一轮的东方大冲动。伦敦《泰晤士报》说，一旦中国开放，它就是“第二个印度”，到中国去的呼声很强。英国商人包了一艘探险船“阿美士德号”(Amherst)，在1831年、1832年、1833年，连续三次调查北中国沿海，摸清了地理、人口、物产、港口、历史、宗教、风俗、文化情况。落脚在澳门、广州的各国商人们，弄清楚了一个事实：“北中国”(North China)地方，有一个城市叫上海，它是内贸巨埠，将来极有可能执外贸之牛耳，超过澳门和广州。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熟悉的港口，如澳门、厦门、宁波……都是海口城市，重要性都不及藏在大清帝国铁幕后面，黄浦江上的河口城市——上海。

19世纪的上海，位于长江支流黄浦江的中游，距长江口近30公里。城厢北缘1公里，著名的吴淞江掠境而过，通往《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天堂城市”苏州，后来的侨民称它“苏州河”(Soochow Greek)。上海境内，盈城皆水，有无数条大小河浜，联通起不远处的太湖、大运河、长江。在没有现代公路、铁路的时代，通过水网交通，江南地区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布匹和粮食，可以快捷、便宜地运到“十六铺码头”，发往南北。上海，控江扼海，位于大清帝国海岸线的中央，地属江苏行省的松江府，乾隆以来就是个优良的港口城市，号称“南吴壮县”，展现出一幅吞吐无限的贸易前景。

“到上海去”，是广州、澳门、马六甲、加尔各答、孟买商人们的口头禅。商人们急不可待，早在5月8日，就有3艘美国船，2艘英国船，乘着太平洋上强劲的春日季风，从广州、澳门一路北上，到上海来闯关，被劝阻在黄浦江口的吴淞炮台。’十月金秋，又是劲风鼓帆的季节，开埠第一天(17日)的清晨，第一艘汽轮船就急吼吼地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十六铺码头上。至12月31日，6周以内，一共有7艘船只到达上海。7艘商船，最大的汽船“伊利萨’斯蒂沃号”(Eliza Steward)，吨位423吨；最小的帆船“玛兹帕号”(Mazeppa)，吨位171吨。7艘船只的平均吨位是281吨，平均船员25名。他们在上海十六铺城厢内外，购人货物的总价值是433 729元，出售货物的总价值是146072元。第一周贸易，英商严重出超，购入的“江南货”(棉布、丝绸、茶叶、瓷器、家具、工艺品)比出售的“西洋货”(鸦片、洋布、钟表、钢琴、餐具刀又)多得多。1843年，“Made in Britain”，暂时还比不过“Made in China”。

中国不是印度，清朝依然强大，仍然足以把外国人管控起来。自明朝以来，除了朝廷的四夷馆、理藩院、市舶司定期接待藩属朝贡地区的使臣、商人外，一概不允许外国人住在内地。1553年，北京给广东省一条特殊政策，在辖境澳门半岛南端——临海的“南湾”，让葡萄牙商人上岸居住。澳门当局沿用了唐、宋时期广州的“蕃坊”制度，把葡萄牙商人圈管起来，与华人隔开。葡萄牙人设立“议事会”(Senadoda Camara)，接受香山县衙门监督，内部自理。北京的态度是：“以华治华，以夷制夷”，避免“华洋杂处”，减少侨民与中国人之间的纠纷。“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华洋分居”下的“化外开恩”，只在中国出现，和非洲、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都不同，于“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学者称之为“澳门模式”。“澳门模式”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侨民自治”。宽宏大度的帝国意识背后，藏着一种不屑为伍的鄙夷。于是，从外国商人看来，这种“怀柔远人”，实在也是歧视性的“种族隔离”。

……

P3-8

1980年代，“改革开放”声浪中，南京路重新得到“中华第一商业街”的美誉。但是，新一代上海市民的“shopping”，“南京路”已经不是必选。虽然“步行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南京路的鼎盛却已成为过去，它蜕变为城市里的集体记忆，是近代中国躯体上一块鲜明的胎记。新的金融、贸易、办公，商业中心，在陆家嘴、虹桥、淮海路、南京西路、徐家汇……次第兴起，取代了南京路。近年来，上海有一种说法：“世界人的陆家嘴，中国人的南京路，上海人的淮海路。”换一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年华老去的南京路，沐浴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中国经历”，如今它的生命扩展到各区各地，在整个城市延续。

南京路，曾经是上海和中国的“大马路”，一个独大的商业中心。从外滩到西藏路，全长1599米，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机构。如同纽约的“第五大道”(5th Avenue)一样，南京路兼具了购物、贸易、旅游、居住和文化的功能，一看就是那种庞大“商业帝国”的首都。1934年的英文《上海指南》，上海被比喻为“两面的纽约”、“东方的巴黎”。然而，上海的南京路，却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同时期的“大马路”更具有国际色彩，这里汇聚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英美，传统和现代的五光十色，足连当时的欧美大都市也都不具备的。

1945年，衔接南京路的“静安寺路”改名为“南京西路”，“南京路”就改名为“南京东路”。在上海，传统意义上的“南京路”，是指这一段三华里多一点的商业密集街区，它在1930，牛代已经成形，代表了19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早期全球化”。上海在1930年代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南京路上，曾经诞生了一种“东方的世界主义”，一点也不比西方的“全球化”逊色。21世纪的上海，正是承继了这个传统，开始“再全球化”的历程。南京路，回到世界各大都市之林，正如中国人终于加入了世界各民族之林。

“南京路”，出现在上海，从属于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地方(10cal)、民族(national)和全球(global)三个层面上，南京路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条“大马路”上漫步，你看得到上海人的命运，中国文化的巨变，以及——一种“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最后一点的说法，说“全球化”的南京路，好像有点夸张，人们说起上海是“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终不免有虚浮、攀附的嫌疑。但是，我们真的也是可以把南京路，放到人类各民族人民的城市经历中一起观察的。和所谓的“世界级城市”(World class cities)纽约、伦敦、巴黎一样，上海在19、20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和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走在南京路上，用“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已经不能看清楚它的全部经验，我们需要一个“全球主义”的眼光，需要在全人类的范围内来讨论。然而，南京路的辛酸和荣光，地狱和天堂，失落与理想……，又都是上海社会的独特经验，具有“本土色彩”。如此说来，“南京路经验”，又是举世无双，独特异常，需要我们仔细地梳理，深入地分析。南京路上的“全球主义”，是“上海经验”，属于“中国文化”。这种“全球主义”，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东方全球主义”。

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人类不同社群融合的角度来看上海历史。常常觉得：上海的独特经验，对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和世界，具有非凡的意义。很多年里，曾经把这个想法，和一些外籍朋友讨论。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华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教授的交流，最有帮助。他们的著作，已经给英文世界的读者描写了上海、中国和亚洲的“全球化”历史，改变了一些流行在西方人当中的“中国观”。我曾经的室友、美国伊州大学“日本馆”主任孟大为(David Mungenast)先生三十年来对上海历史始终不减的热情，还有美国CET上海项目负责人林啾比先生和学生在我“上海历史”课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都感染并启发了“全球上海”的想法。本书以微薄的篇幅，大概的线索，在中文世界里呼应一下他们对上海的热忱，也算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东方回响。

本书是应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王为松、王一方先生的邀请，为赶上出版计划，在两个月里匆匆写就。虽说在这一题目上，有不少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平时的资料和思考也积累有年，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毕竟仓促，疏漏在所难免。同时，因为学术语境和文字篇幅的限制，有些显然应该是连带着的重大问题，一时还无法深入涉及，临到结尾时，还留着不尽畅言的遗憾。这些只有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再做修订和补充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荔红女士为本书花费了很多精力，特此感谢。诸多师友和读者，多年来给予我不同形式的学术鼓励和思想激发，对本书的写作殊关重要，不一一列举，惟有铭记于心。

李天纲

2009—7—29，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