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这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

本书是平装本。

《局外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默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

在第二部分里，社会的意识代替了默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默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

本书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通过塑造默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

第一部

第二部

太满的世界，空无的意识

我的房间正朝着本区一条主要街道。中午，天气晴朗，但马路肮脏，行人稀少又来去匆匆。我先看见一家家出来散步的人，有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了膝盖，笔挺的服装使得他们举止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玫瑰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的漆皮鞋。在孩子的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材高大，穿着栗色连衣裙，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我颇眼熟。他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手持一根文明杖。看见他跟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区的人都说他秀气优雅。过了一小会儿，走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锃亮，打着大红领带，衣服腰身紧俏，装佩着绣花口袋，脚上穿的是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到城里去看电影的，所以这么早就动身。他们一伙人急急忙忙赶电车，还高兴地说说笑笑。

这一群人过去之后，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想，那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商店老板与猫。从街道两旁的槭树上空望去，天空晴和，但并不明朗。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在上面，两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都空了。烟铺旁边那个名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厅堂空空荡荡，一个侍者正在用锯屑擦洗地面。真是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烟铺老板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房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变得阴沉，我以为快要下暴雨了。但是，它又渐渐转晴。不过，一片片乌云飘过，使得街道阴暗了些。我抬头望着天空，一直这么待了好久。

下午五点钟，一辆辆电车在轰隆声中驶过来了，满载着一群群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些人就站在踏板上，有些则扶着栏杆。跟在后面的几辆电车载的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使劲地高呼，歌唱，嚷嚷他们的团队将永远战无不胜。好几个运动员朝我打招呼，其中一个对我喊道：“我们赢了他们。”我也回喊了一声“没错”，同时使劲点点脑袋。电车过去，街上的小汽车就开始一拥而至了。

天色有点暗了。屋顶的上空变成淡红色，随着暮色渐至，那些假日出游的人陆续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几个孩子哭泣着跟在父母的后头。这时，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将所有的观众都倾泻在大街上。那些观众中，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比平日多了几分冲劲，我猜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则姗姗来迟。他们显得较为庄重。他们也说说笑笑，但显得疲倦并若有所思。他们待在街道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这一带的少女们，不着帽，披着发，挽着胳臂在街上走，小伙子们则打扮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跟她们擦身而过。他们不断高声地开玩笑，招得姑娘们格格直笑，还回过头来瞅瞅他们。姑娘们之中有几个我是认得的，她们也在跟我打招呼。

这时，街灯突然一齐亮了，使得在夜空中初升的星星黯然失色。老这么盯着灯光亮堂、行人熙攘的人行道，我感到眼睛有些发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与按时驶过的电车照得闪闪发亮，也映照着油亮的头发、银制的手镯与人的笑容。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稀疏了，树木与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不知不觉，附近这一带已阒无一人，于是，又开始有猫慢吞吞地踱过空寂的街道，我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倚靠在椅背上待的时间实在太久，我的脖子有点酸痛。我下楼买了面包与果酱，自己略加烹调，站着就吃完了。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凉了，我略感凉意。我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放着我的酒精灯与几块面包。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P17－19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人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太满的世界，空无的意识

◎阿兰·罗伯一格里耶

我既不是加缪作品的专家，也不是文学、思想史或认知论的教授，我只谈谈我个人对加缪的经验。听了巴瑞里的讲话，我很清楚没有人对他讲话中被称为“过度简化”或“图式化”的东西提出质疑。不过在这番讲话中我看清了自己；也就是说，在我的教育背景里，我经历了小说与意识史之间关系的三个时期。

就像曾经说过的那样，当我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的文章中或多或少谴责了《恶心》和《局外人》的时候，“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它被我们称作新小说运动的源头，我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去做，只是因为我感到它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去摧毁的父权，而已经成为我自己；所有的作家都会辨别出一连串已经成为他自己的前辈；福楼拜是我，《局外人》也是我，也就是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倾向于把一个文学故事想象成自己的故事。我着迷于在巴瑞里在场的同时见到别的人，这个人想创作一个文学故事，实际上是说我自己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演讲不会吹捧任何一个现实形象，即使不是我的现实，也是我今天的现实，在这个同样的时刻，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故事在不断被重写。如你们所知，在俄国，每隔十年就有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出版：《共产党史》。而且，每十年，新的版本不仅完全不同了，而且有些人物彻底地消失了，另一些人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同样，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重新演绎自己的故事，这些过程有时候会具有一些漫画特质。但我们所有人都多少正在重组文学这个整体，不只从萨特开始，更是从柏拉图之前就开始了；文学是一种潮流性的东西，它具备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当然另一个作家会做另一件事情，他会发现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意义……

那么，听这样一番发言重要吗？重要，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能够以统计学的方式分析当今所有作家所写的不同文学故事，而从这以后，一台电脑或者一个合适的头脑和一个分类员就能够将这个整体做成一个文学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什么可重说的了，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文学故事。

所以，在谈到《堕落》的时候我用了“可悲的”一词，而这个词，应当以其本意来理解。我的朋友盖伊一格罗西耶发觉到我并不是很了解这本书，就建议我重读它。那时候我很沮丧地读了《堕落》，但我以某种方式将书改写成了最终叙述者自己投河自尽，好似这个在开始就投河并且没有获救的人的故事以再次把自我献给自我终结，他以这样的方式自杀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我于是重读这本书，感觉总还是很糟，并且我对自己说，不，实际上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无法对任何东西感兴趣，但是，我不是任何事实的掌控者，我非常认同我们可以尊敬这本书；只是不再是我。所以我可以使用与“可悲的”同样局限的字眼；我可以悲叹它，而证据就是我悲叹了它。那么我悲叹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之前的演讲和讨论中，我觉得在一些听众的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是关于意向性的定义。意向性不是一种先验的精神上的意向，它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方向。根据胡塞尔的理论，在意识的内部，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没有任何意向的构成意义在世界上传播可增值的或被增值的精神、政治的或其他的意向。对他来说，意向性是一种自我之外的运动，向着这个除我以外别无其他的世界，但是在自我的内部什么也没有。我的意识就是不断的自我运动，空的，在我之外，朝向外部，同样是空的。意向性这个词，在法语中可能有一点叫人不快，因为它基本指的是一个计划：我有意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但是，绝对不是这样的。

萨特在发表于1939年的那篇著名而简短的文章——题目叫做“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念”中，通过几个精彩的非常萨特式的表达，很好地向我们阐明了这种意向性确实是没有计划的，而且在意识的内部是没有东西的。他说，我相信，如果你们偶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意识，你们将马上被强力驱逐到刺眼光线下的世界的干燥尘埃之中。

恰恰在《局外人》中找到世界的干燥尘埃和刺眼光线是不是很有趣呢？在这篇文字中，他重新使用了雾气和潮湿这些字眼来形容人类意识的世界，但是相反地用了“干燥尘埃”和“刺眼光线”来形容意识的这种新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自我之外的投射运动，没有理由也几乎可以说没有计划。

当我们读《局外人》时，从书的第一部分开始，我们就感到发现了一个典型的胡塞尔式的空间，也就是说加缪有才能向我们介绍胡塞尔式的意识空洞的内部，但完全不是罗康坦的意识，尽管这个人物已经尽可能地胡塞尔式了。因为罗康坦是一个装满知识的载体，将所知投射向世界，作为哲学教授，他很了解柏拉图、笛卡儿、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有这些形成了仿佛一个满满的他，一个意义的内核和他对恶心的经验，当然这是胡塞尔式意识的直接经验，却从未在文章中出现过，因为像巴瑞里说的，罗康坦是一种人类意识。

所以，如果说《恶心》可以作为现象的解释触动我们，那么在《局外人》当中人们正置身于这种体验当中。我想这是《局外人》在一问世就如此轰动的原因。

于我而言，阅读《局外人》是一个冲击。实际上，我从来都不能够在不反感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情况下阅读（我使用了现实主义者一词有点像萨特在写胡塞尔的这篇文章中所做的，他在文章中交替地写到现实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理l生主义者等等，这些词汇不能涵盖全部但是定义了同一领域）。人们总是指责我使用“现实主义者”一词代替应该是真正学术性的“经验批判主义者”。

但是在现实主义里发生了什么？很简单，描写世界的意识是一种满的意识，每一时刻都在向世界输出它满满的意义，而且，阅读巴尔扎克或左拉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我每一刻都感觉到：不，这并不像人们生活的那样，这并不像我所生活的那样。

不过，如果说对《局外人》的阅读是一种冲击，那恰恰是因为人们感到突然间陷入了这种体验，正在路上，在世界的干燥尘埃之中，在刺眼光线里，被抛到自我之外，就像胡塞尔所说的：“人被粗暴地驱赶到自身之外。”但是被粗暴地抛弃到自我之外并非一种受伤的经验，也不会绝望，既然在自我之内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损失，我没有什么可损失；在我的内心深处空无一物，曾经住在里面的神灵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这是一个空的意识，而且不管怎样，这种不断地被投射到自我之外的运动，即胡塞尔的意向性的目光，是一种世界经验，我每天都这样做，而且我从未在任何“现实主义”的书中找到过。

我应该说在读《永别了，武器》这个尽管感性却有点无趣的故事时，尤其在书的第一部分，我有跟阅读《局外人》时相同的感受。那个美国士兵，很可能是因理想主义而应征人伍，突然明白他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离开。于是他叛逃了，因为他不再明白他在那里做什么，在1914年大战中的意、奥前线上，这正是一个失去了人类自我的中心支柱的人，被抛弃到路上的人（这里是特兰顿山上的退伍之路）。

有人说加缪饶有兴味地读了《永别了，武器》。我想他在其中发现了类似于他自己经验的先驱的影响。

接着在《局外人》的第二部分里，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发现这种意识里面有着某种东西，所以它并不完全是胡塞尔式的。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完全是胡塞尔式的意识；因为即使我说在我的内部什么都没有，那是因为我时不时地强烈地感觉到，其实在我身上有着在我之前的所有：西方文明，犹太一基督教历史，希腊历史，凯尔特文明以及其他我所知道的。所以也有着人类的精神，也因此在我生活经历过的每一时刻，尽管我经历了这种空的意向性，这种向一种被意义抛弃的中心之外的投射，我仍感觉到将意义输入世界的满的意识的陈旧观念。我知道，一直以来，我用我自己的淀粉酶消化着世界。

在《局外人》中一切都以一种十分有趣的结构性方式发生，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局外人》是一个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意义上的文本：胡塞尔式意识的一番演说，或者起码它企图是这样的，而且总是一面感觉到自己本身的空无，另一面又感到世界的过满。

默尔索相当支持这个满的世界。这是他看到的仅有的事实，他的目光是一种意向性的目光，这个事实总的说来就是他与这个世界在某种共识下一起生活；当然这不是人类意识（比如巴尔扎克式的）能够与世界达成的幸一不幸的共识，但是有一种新的平衡，它是在世界的过满和意识的空无之间悖论性的运动中形成的；意识自己供给着世界的过满，既然它不断地朝向世界把自己投射到自身之外，而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它就不存在，但它永不能结束这种运动。

于是我们觉得默尔索找到了一种妥协办法。然而他每时每刻还是感觉到干燥尘埃和刺眼光线，某种将不得善终的东西。他所投射的这个世界，他无法消化，而且因为毕竟他仍然有着古老的人类意识，他会想要把世界占为己有。可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一直在外面。我们很快有一种预感：他应该做点什么，他应该做件丑事，因为被我称做某种平衡的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一种完全的失衡。

想象一下在有形的世界里，世界的过满和内部的空无。显然世界的过满会试图填充这个空无，很可能是侵犯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爆，也就是说，一种空无，突然地，那么暴力地吸纳了外部世界而使自己被毁灭成万千的碎片。我们这样非常强烈的感觉，那个罪犯，杀害阿拉伯人的凶手，代表了这种在现实中被使用的无法避免的洞穴。

至于我，世界的这个过满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平衡出现了，也许甚至作为一种幸福的平衡。当然这里与歌德的幸福无关。此外将歌德的地中海世界与加缪的地中海世界相提并论也是奇怪的。理论上讲，同样的太阳，同样的光线，不完全是同样的风景（托斯卡纳不是阿尔及利亚），但是说到底，终究是同一轮太阳，我们甚至想说，同样的地中海文明。但是，不，一切都改变了。

地中海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母亲的腹腔，也就是干燥和光亮的反面，用萨特的语言表达，它是潮湿温暖的洞穴，在其中我们可以在柔软的雾霭里自在地生活；这种文明是巴勒斯坦，是希腊，是意大利……不断在歌德作品中出现的全部，而且这种风景的幸福是完全可感知的。如果我们能经常在加缪那里找到地中海的幸福和阳光，《局外人》就完全反其道而行了。从一开始，就是干燥的尘埃和刺眼的光线要将我推向罪恶，在恰好有一个非我而我永远无法将它变成我的时刻，所以我应当在其中造一个洞，这个洞就是那开出的几枪；默尔索在这时候说：“仿佛我用这简单的四枪叩响了厄运的大门。”

《局外人》的结构是象征性的，这个我用自己的意向性创造出的过满的世界，在不断将我向自我之外投射的同时，也将我驱逐出自我。我最终破裂了，来到了世界的反面，也就是我们在拓扑学上所说的一个颠倒空间。我只能在外面，因为在我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忽然，这个外面，通过我犯下的罪行，将变成监狱的一间囚室，一种封闭的、立方体的、可能是白色的东西，一个洞窟，但再也不会有母亲乳房的功能，因为这个牢房只能是我即将到来的死亡的象征：我将因为开枪被处决。还有这样一些很感人的时刻，默尔索，从囚室的窗子看见颜色变换的天空，而那不再是同样的太阳。而在开头，太阳是不可接受的，突然，玉石的绿色，黄昏的暗玫瑰色，带着一种温柔……在窗子的另一边，歌德再次向我招手示意。

在《局外人》和《堕落》之间（我跳过在我看来代表一种中间状态的《鼠疫》），以我的观点来看，有一种根本性的逆转。《堕落》，是一切都在另一边摇晃的时刻，就好像在囚室里，那个人忽然读了所有的书，歌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等，就好像他温习了所有的古老哲学，于是一种人类意识重新进驻了，一种满的意识。

要承认我们多相信《局外人》中的阿尔及利亚就有多不相信《堕落》里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找回了人类意识的人物，长时间地向您讲述雨，雾气，也就是曾经的马伦哥草的反面。但我们感到主人公自己并不相信它，加缪也从没去过阿姆斯特丹。这是一个对他来说陌生的世界，而整本书，并不是个失败，却是过去善良的古老意识的柔软回归。加缪的作品不会是败笔，但加缪有可能成为安德烈·布勒东所说的变节者，在著名的文章《变节者科尔里奇》中，布勒东指出，科尔里奇在一个瞬间看到了世界的现实，然后就闭起了眼睛，因为在这个深渊面前，他宁愿回到精神的安逸中去。读过《局外人》之后再读《堕落》，我们认为克拉芒斯是一个看到了什么的人，然后他有了恐惧，他不想做一个胡塞尔式的意识，因为，这样确实不舒服；这是一个不断将你掏空的经历，并且让你一刻不得休息。也许这是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但这是舒适本身的对立面。舒适，是我在书架上摆上了我所有朋友的书，是与世界达成关于过去的历史性协定的静谧。于是我要说，对我来说，《堕落》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无用的作品，它早已存在，而《局外人》在加缪写出它之前是不存在的。但是他怕了，他投入了人道主义的怀抱，甚至很可能是基督教人道主义。

所以“可悲的”是因为我感到遗憾，写了《局外人》这样一本重要的书，加缪却马上开始了一种退步、倒回的运动。

当然其他文学故事有可能被写出来，就像有人说的，即使在新小说的内部，也有其他的流派，而罗伯一格里耶派，仅仅这个流派已经足够变动和不可调节，让人们能够以此勾勒出另外一个故事。那么《堕落》可能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为什么不是呢？

我想重提一下剪报，一个极其重要的故事，它几次重复出现在加缪的作品当中。而且我在《窥视者》中也影射了它。马蒂亚斯口袋里有一份剪报，记载的是从前某个被犯下的相同的案件，所以说一直以来他都携带着这份剪报，它设计了使他被捕和被处决的行为。

于是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在过满的世界上用力地挖了一个洞，而且他置身在一个矛盾的空间里，即有窗户的囚室；在这个囚室里除了回忆别无其他，也就是用他所有的缺陷、所有的事故、剥落的油漆等将这个过去的房间进行心理上的重组，他有他的剪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他一读再读的报刊中的事件，很可能已经是人类诱惑的符号，总是让我受到极大触动。他所重读的，他，作为胡塞尔式的意识，在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世界里，是他保留的一段剪报，他知道这是他的自由会成为失败的征兆。于是我这样想：似乎在他的口袋之内已经装有他自由的失败。自由只能够是一场对自由的征服运动，自由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征服，它只存在于它的征服运动中。

有些政府说要创立自由制度，这个当然是个社会意义，但不是一个很强的哲学意义，因为自由是对自由的获得；它只存在于自由的运动中，它不能被制度化。所有输掉改造活动的精神实际上都最终失去了自由，而这一点，默尔索早就知道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非常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可以认为失败一词是贬义的，因为在短期之内，所有的个体都走向他的失败，他的沉寂，他的终点。在这里，失败，只是观念的藏馆，天才的伙伴，他们是歌德和其他人，所有这些，于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报刊文摘的形式，社会的合法印刷品，让我不能永远地继续自由下去。

从结构上说，这个过满的世界，和这个在一连串精确的事件后被奋力挖出的洞穴，在我看来很美，因为这是一串全部无来由的、偶然的精确事件。用复合过去时讲述，加强了它们的孤立性质，仍然像萨特关于加缪所说的，岛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桥梁相连的岛屿。突然，我们发现正是这一串事件导致了这场犯罪，所有这些显得意外的、孤立的、偶然的要素，仍然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链条，必然地导致了犯罪。于是有了这个罪行，囚室，而两者之间又没有任何过渡。我们猛然回到了里面，在里面我们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瞧，我已经有了这段剪报！

这点是十分强烈的，即使可能我会对《堕落》和加缪的其他一些作品有些冷漠，《局外人》对我来说始终是文学史上的重大时刻，确实在我个人的历史中发挥着作用。

我始终对《堕落》这本书是这样的感到有点遗憾。而这一点正是一个洞；我坚持《局外人》中洞的重要性，而且我相信，本质上，这个洞，这个世界内部的空，这个空无一物的空间，一个文本、一个生命或总的说一种结构内部的缺乏，对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东西。但是，正是在《堕落》里，有一个洞，也就是一个关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的谜一样的东西，它在某种意义上洞穿了这个故事。因此，我有时想要按照加缪应该写的方式去重写《堕落》！同时既然在超现代的评论中流传着一种观点，即重写的观点，那么所有的作品都是以前写过的某个作品的重写，重写《堕落》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  （宫林林译）

（本文选自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旅行者》，有删节。

中文版权所有：湖南美术出版社）

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