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立编著的《开满鲜花的河流》中有优美的记人记事散文，有痛砭时弊的杂文，还有思绪飞扬的艺术评论、读书随笔等。作者的杂文中有侠义之气，作者的艺术评论中有灵动的情感，作者的读书随笔有真知灼见。其文字简约传神，文风朴实典雅，篇幅有限，却有丰富的意蕴。

《开满鲜花的河流》是作者谢庆立，在《作家文摘》《杂文月刊》《人民日报》《杂文选刊》《检察日报》等处发表的散文随笔几十篇结集，命名为《开满鲜花的河流》，也有少量没有发表的散文被收录本书。作者以清新的文风，恬淡的情怀对生活进行了描述与赞美，非常适合读者在闲暇时阅读。

第一辑 回首旧梦

 姥爷的葫芦

 姥爷的神

 又是六月槐花香

 干娘

 开满鲜花的河流

 乡村旧梦

 斗争会

 翠花和她的儿子

 寻找生命的“原点”

 俺爹过年

 回首旧梦

 创伤

 鞋子

 母亲，您的名字叫蓝蓝

 杠子馍

 第一次到省城

 周老师，您在哪里

第二辑 人海情缘

 梅缘

 燕园寻梅

 鸟趣

 樱花开了

 一壶老酒

 到底谁寒酸

 春夜笛声

 此生还有缘

 何处是归程

第三辑 书里书外

 会唱歌的泥巴

 夜走白浪街

 走过商丘

 落满梨花的春天

 行走在十月的天空下

第四辑 春草又绿

 车过南京

 天凉好个秋

 春？

 边读边想

 春草又绿

第五辑 为人之父

 我教儿子不说谎

 父亲手？

 我什么都没有

 两只蝈蝈

第六辑 乡村情结

 我爹我娘

 拉手风琴的女孩

 无底的“深渊”

 书生一介

 乡村“奇”事

 回乡三日记

 一位农民和他的生死官司

第七辑 街头独语

 泯灭的良？

 “皮毛”问？

 劝君回到人间来

 告别旧？

 “大地”的价值

 如此改革

 “看客”的出路

 谁给你的整人权

 “新闻”出官

 百年话题

第八辑 冷观世态

 “好人”的逻辑

 酒？

 变？

 无知者无德

 究竟谁有病

第九辑 艺坛心语

 笔歌墨舞见精神

 诗意的追寻

 在光影中追？

 老子故里的“代言人”

 小荷才露尖尖角

 走进“农民学者”

 红土地上的诗情

 自由与和谐之美

 蓝天为路

第十辑 时评／读书

 明天该拿谁赚钱

 为生民立命

 艰难的跨越

 直面“失血”的土地

 让报纸属于人民

 《教授村官》的亮点在哪里

 读书碎笔

代后记

 理想是一种“逃离”(代后记）

那只葫芦，那只金黄硕大的葫芦又接连出现在我的梦中。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葫芦，二十多年前，它是我姥姥家的“银行”。

从我记事起，姐姐就对我说，那是一只“宝葫芦”，里面有好多钱。有一次，她亲眼看见姥姥把一枚5分的硬币放了进去，只轻轻摇晃了几下，便从葫芦的小口里倒出了好多一毛、两毛的票子。

后来，这个谜终于揭开了。姥姥告诉我，这只葫芦是专门用来盛钱的。平时，老两口把鸡下蛋卖的钱、编草辫卖的钱，都一分二分、一毛两毛地存在里面，非到急用时才拿出来用。

那只葫芦高高地挂在姥姥家的房顶上，可望而不可即。我却对它有无尽的遐想，脑子里凭空编出了许多故事，结局多是我陷入危难之境，葫芦飞来，救了我的性命。

一年复一年，葫芦高高地挂在那里。渐渐地，我对它淡漠了。但姥姥有一回取笑我说：要是我长大能找到媳妇，她就把那只葫芦送给我。1977年，我考上了高中。对着通知书上写的15元学杂费，全家人发起了愁来。15元，对于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家，岂不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娘一天的劳动只能挣6个工分，每个工分大约值一分多钱，这15元就相当于我爹我娘在地里干上大半年的收入。

娘说：“咱饭都吃不上，上学有啥用？甭上了，我给队长说说，你先给队里看庄稼，以后再当个记分员什么的，这比啥都好。”

我不同意：“就是要上学！钱，我想办法。离开学不是还有一个多月吗？我编草辫卖钱。”

姐姐听了一愣：“你疯了，大人们一天到晚干活累得要死，谁也帮不上你啊。”

那个时候，一捆草辫只能卖一毛多钱，而15元钱，就要编80多捆草辫。一捆50米，80多捆草辫若连接起来的话，就是8华里的路程，这需要我用手指一毫米一毫米地去编啊！而我一天的功夫全用上，也只能编成半捆。

开学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我心里越来越慌。知了的叫声令我心烦，清水河里小伙伴的嬉戏与我无干。我拼命地编着草辫，离开学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居然编成了36捆。而这充其量只能凑够一半的学杂费。这时，我想起了姥姥家的那只“宝葫芦”。

我知道，那只葫芦里装的是姥姥和姥爷的血汗钱。娘说，那是老人家准备买棺材用的，你能忍心打这主意？但我已经铁了心，非打那葫芦的主意不可。

我一口气跑到姥姥家，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说服他们。

姥姥看我一脸焦急的样子，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如实地说了原委。我说我将来一定会加倍地偿还他们，永远不忘他们的大恩大德。姥姥说：“孩子你不用说了，需要多少钱，咱葫芦里有！”

姥爷说：“咱攒钱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只要你想上学，姥爷不心疼那几个钱。”说着，他就爬到房顶摘那只葫芦。我双手从姥爷手里抱过葫芦，兴奋得心嗵嗵直跳：葫芦啊葫芦，这下子，你可真的救了我！

随后，姥爷把那葫芦打开，全家人大吃一惊：所有的钱都变成了碎片和粉末。姥姥瞪大眼睛，呆在一旁，嘴里喃喃地说：“这是咋回事，这是谁作的孽啊？”

“这里面足有30块钱哪，老鼠，你这该死的老鼠！”姥爷在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姥爷把那只葫芦举过头顶，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时，我看到几只粉红的幼鼠从那些碎片中爬了出来。

姥爷一脚踏上去，骂道：“老鼠，我让你断子绝孙！”

——完了，这下子全完了！我沮丧地回到家，整整一天，什么话也未说。

第二天，姥姥来到了我家，她从口袋里掏出了8元钱，说：“孩子，你尽管上学吧。”我问从哪里弄来的钱，她说是姥爷一狠心卖了家里的老黄狗。

接过姥姥那还带着体温的钱，那一刻，我默默地发了誓：姥姥、姥爷，等我出息了，定让您老人家吃白面，逛京城，享尽荣华富贵。但万万没想到，我读高中不到一年，姥姥病故了。又过了一年，姥爷得了胃癌，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考上师范的录取通知。此时此刻，我真想一头撞开九泉之门，告诉老人家：我的命运从此有了转机。

如今，我已离开家乡21年了，那只“宝葫芦”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人到中年，生命的历程中自然有许多遗憾和缺失，让你永远无法弥补。

2000年12月6日于北京P3－5

根系大地的情怀

去年金秋时节，庆立找上门来，说他多年创作并发表的作品准备结集出版，请我为之作序。翻开文稿，我发现其中有优美的记人记事散文，有痛砭时弊的杂文，还有思绪飞扬的艺术评论、读书随笔等。文如其人，我发现，他的杂文中有侠义之气，他的艺术评论中有灵动的情感，他的读书随笔有真知灼见。其文字简约传神，文风朴实典雅，篇幅有限，却有丰富的意蕴。我和庆立相交数年，通过这些文字，我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这里撇开其他题材的文章不谈，因为我和他都出生在豫东农村，我感兴趣的是他那些“贴近下层写历史”的作品，我更愿谈谈自己这方面的阅读感受。

乡缘的美文

读庆立的散文已有时日。那年，他初到《检察日报》工作，便把赠报每期寄给我，我常在副刊上读到他的优美散文，后来我又在《人民日报》《中华散文》《杂文选刊》和《作家文摘》等报刊上读到他的文章。他的文章里不但有乡情，还有乡俗民俗。比如《姥爷的神》描写当地敬神的风土人情，读来十分亲切。《干娘》也是豫东农村的一种民间风俗，不过他把“麻脸干娘”刻画得太传神了。《创伤》是讲农村学校一群“泥孩子”受辱的旧梦，那老师窃笑的眼神让他一生不安。读这些文章，我犹如听到了千里之外的乡音，家乡那条流淌在心底的清水河，那哗哗的流水声就像他文章起伏的节奏，使我熟悉而又陌生。这些文章多从儿时写起，海阔天空，生活面颇宽，故事精彩，妙趣横生，让人在美文的氛围里穿行那段难忘的岁月。我发现，他的情绪诗意化地融入了的中国乡土，然后又用诗意化的语言倾吐出来，其文章的韵味、文章的节奏、情感的尺度都与乡音地缘十分默契。我感到真的文如其书名——《开满鲜花的河流》。

生命的反思

由于地缘关系，我十分了解庆立。他来自黄土地上的贫寒之家，“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又是六月槐花香》一文里的生活正是他童年的写照。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他凭着个人的毅力和坚韧的个性，读完了小学、中学。1979年，他参加高考，考上师范，结束了饥饿的岁月。师范学院毕业后，他在农村中学教书。几年后，他又考上大学本科中文系。1988年，又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后来在一家省报当了编辑。几年后他又去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又分到北京，在国家主流新闻媒体工作，后来再选择去了大学，以教书做学问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经历多种社会角色，其中的甘苦和风雨可想而知。苦难是一种历史，也是人生中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庆立勤奋耕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不少理论文章，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写时评、杂文、散文随笔，这些文章，都融入了他的生活感受和生命感悟。  我敢断言，很少有人像庆立这样刻骨铭心、忧思满怀、深情无限地眷恋自己的乡土。他在《乡村旧梦》里写道，那片土地“蕴涵着乡民的欢乐和悲愁，这些欢乐和悲愁连着我的心。我时而夜半醒来，疑是自己躺在乡村茅屋的土炕上，又隐约听到乡民的声声叹息……”从他的感情状态来看，他已把生命之根深深扎根于中国乡土，“大地”就是他的精神家园。

庆立曾在故乡度过一段饥饿的童年，黯淡的岁月，他也曾诅咒过这块土地。凡是经历过政治和饥荒劫难的人，都不难理解这种怨恨，谁愿意重新勾起昔日的心灵创伤呢？然而，他因此有了更多对农民处境的思考。他在《我爹我娘》一文里写道：“在俺老家，不管人到了多大年纪，只要还有一口气撑着，就得在地里劳作。年年岁岁，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国库，但他们却没有一点最基本的劳动保障，更不用说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了。我的一位大伯就是在土地里劳作着猝然倒下的，从此再也没有起来。与那些城里人相比，他们的生生死死就像秋天轻轻飘落的树叶，激不起一点波澜。至于他们实际生活中的法律保障就更不用说了。”可见，他对土地的忧患、对农民的同情发自内心。而他思考更多的是贫穷如何导致农民丧失尊严的。在《乡村旧梦》里，他描写了在那些荒唐岁月里，农民活得连老鼠都不如的生存状态。

面对那片落后、贫困的土地，庆立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上，学会了用眼睛去观察、用灵魂来思考。超越了一己的幽怨，当他重新面对这片苦难而光荣的土地时，他的精神升华了，心胸开阔了，他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家”。他在《寻找生命的“原点”》一文里写道：“岁月沧桑，30多年过去了。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大多有着与我相同的经历，对于他们，也许陈年旧事早成了过眼云烟。这些记忆却烙在了我心里，挥之不去。我至今也无法解脱的困惑，恐怕就与这些记忆有关。譬如，就身份而言，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半条性命拴在了土地上，乡村人却把我看作地道的城里人；在城里，我生活20多年了，虽然我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但天天粗茶淡饭，仍然觉得自己是个都市里的‘乡下人’。苦茶一杯，过去的生活也像那绿茸茸的青苔爬上了心头，让我仔细搜寻那段路上的脚印……”从中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双向寻找的过程，故乡在寻找失散的游子，游子在寻找生命的根蒂。于是，我在《开满鲜花的河流》书稿里，读到了殷红的鲜血，触摸到那片土地下倔强的灵魂。我想，读者能从这里体验到心灵的净化和崇高，获得一种真切的历史感。我认为，没有活跃的生命主体，就无法拥有如此的反思能力。

人生的箴言

“文如其人”，庆立做人认真，从文更不马虎。我觉得，倘若他没有对人生的感悟，他是不轻率下笔的。应该说他是惜字如金的。在他的作品中涌动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绪，他的这种情绪不是喊口号式的，而是流露在他的笔端，变成了恨铁不成钢的灰色幽默。这也是他与新生代作家的本质区别。比如《马变脸》、《无智者无德》、《酒妖》等，篇篇都有诙谐之意，但其精神内核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忧患意识。

谈到忧患意识，我想到了诗人杜甫。杜甫之所以成为千秋“诗圣”，是因为其忧国忧民之情为以后的诗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我们难以在创作艺术上超越杜甫，但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却值得效法。在这方面，庆立大可称道。他虽然身居都市，却时刻跳动着忧国忧民之心。他心系百姓，文系百姓，那就是“以百姓之忧为忧，以百姓之乐为乐”，对于少数人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等深恶痛绝，他一再以文鞭挞，同时他也看成这是他从文做人的社会责任。在《我教儿子不撒谎》一文中，他说：“说实话，我不想让儿子成为那种一坐在主席台上就能慷慨激昂地撒谎的贪官，这样的情景实在可怕！试想，在一个谎言充斥的社会里，自私、贪婪、残忍和欺诈怎么不会像草芥一样疯狂地生长？这哪里还会有爱，还会有健全的人格？”

庆立更痛恨弥漫着奴性气息的社会现实。他在《究竟谁有病》一文里写道：“奴性是一种顽固而又可怕的精神病毒，只要它在扩散着，健全的人就免不了被视为‘有病’。但究竟谁有病，这问题应该好好研究一番。”奴性，成了他持久批判的一个主题，连对自己的反思都充满了批判色彩。他在《“好人”的逻辑》里说：“那时候我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如此温顺地听人摆布，说到底是怕孤立，怕成为极少数，怕以后同样被聘掉丢了饭碗。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独立坚强的人格。我认为周围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他们也做了自己不情愿的事，这恐怕和我的逻辑一样。那几年，我眼看着几位刚毕业的书生，逐渐学习了顺从和谄媚，有的还工于心计，这当然是与那个小环境的气候有关。”但他很庆幸，后来离开了那个环境，重新走上了读书求学的道路。他感悟了——“这么多年，书读得多了，过去所体验的生活与书中那些命题也融通了，我悟出了好人的逻辑其实很脆弱，做人是靠不住的。像过去我所处的那个小环境，就容易滋生灰色卑琐的人格，在那个笑里藏刀的势利场中，谨言慎行、点头哈腰、奴性十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权者正是抓着了那些好人的弱点，为达到个人的目的营造了适合环境。于是，好人的良知、正义感也被一点点地扼杀掉。”

在另一类作品里，庆立对生命的感悟更多来自土地的本色。他在《会唱歌的泥巴》一文里，写了家乡用黏土制作泥泥狗（能吹出音乐）的风俗，从而，他有了“人生的顿悟——沉默，则回归泥土的本真；歌唱，则超越泥土的躯壳，发出属于内心的音响。”我觉得，他的为人和为文正印证了这一点。这正是庆立文胆的内核，是他文品、人品的最好诠释。

对于庆立的文品与人品，想到这些，信笔写来，是为序。

陈延一

2015年11月于北京

理想是一种“逃离”（代后记）

选入文集的作品曾公开发表过。一些作品先后见于《中华散文》《作家文摘》《杂文选刊》《杂文月刊》《时代邮刊》等杂志，《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检察日报》《中国文物报》等报纸副刊多次发表我的文章。《变脸》《酒妖》《“好人”的逻辑》等几篇近于小说文体，创作方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以针砭时弊，曾在《检察日报》上发表，只对现象而不针对个人，故读者切勿“对号入座”。另外，过去发表的数量较多，我只筛选了一些感到满意的作品，从标题到内容，再次进行润色修改，编订成书。

编完这些文字，我仿佛又一次穿行于过去的岁月。那些日子的灿烂阳光，那些日子的纷纷落雪与绵绵细雨，那些日子的流云和星辰，那些日子的温暖和苍凉、希望与绝望，许多感受真是无以言表！这部作品集，从我生命的“原点”写起，记录我从农村底层融入城市、融入文化生活过程的复杂感受。我生命的“原点”就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我因此与农村底层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联系。

这样，以个人情感体验“贴近下层写历史”就自然成了我的一种方式，成了我一种独特的言说习惯。我以个人视角所写的“小历史”，其实也连着这个社会的“大历史”。以小见大，这些文字也是对“正史”、对“大历史”的形象阐释。我坚信，每个人本着良知、本着真实去写作，共和国的历史将更加真实、丰富和鲜活。

《开满鲜花的河流》即将付梓，我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对父母，我歉疚很多。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15岁，我考上师范离开父母，“走异乡，逃异路”，开始独立生活，如一叶孤舟沉浮于茫茫人海，我成了他们永远的牵挂。最让我难忘的依然是被父母呵护的童年。那时候，父母一天到晚在土地里忙活得像个陀螺，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但仍然缺衣少食，没有过上一天温饱日子。我的父母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省下口粮让孩子吃饱。

上世纪60年代、贫穷，饥饿在我们那里到处蔓延。正值身体发育的时期，我却严重的营养不良。文化精神生活同样贫瘠，一年还看不到一次电影。除了“红宝书”毛选，家家户户找不到一本别样的书。生活就像冬天灰蒙蒙的村庄一样，冷在心里，单调乏味，缺乏生机。我想逃离这种生活。记得四五岁时，母亲带我下地割麦子。夕阳西下，原野上是望不到边际的金黄。母亲放下镰刀，坐在割下的麦子上，脸上淌下的汗水湿透了前襟。一里外的地方，是一条新修的蜿蜒的公路，半天才跑过一辆红色的“票车”（客车）。母亲说：“票车里坐了好多人。这些人要到远方去啊！”母亲的话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是这个村庄的“过客”，迟早要到“远方”去的。我的“远方”在哪里？

以后，每当夜深人静，遥远公路上传来的汽笛声让我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幻想着自己离开了这个小村庄，离开了母亲，到“远方”去了。这种时候，一种怅然便涌上心头——这就是我的童年“心事”。

我喜欢乡村的春天和秋天。春天，两只黄鹂飞回来了。奶奶告诉我，它们的家在遥远的南方。黄鹂喜欢我家的梧桐树，喜欢梧桐树上的青枝绿叶。它们唱歌，跳舞，筑巢。秋天，黄叶飘零。老黄鹂和它们孵育的雏子乘着北风向南方飞去。那天的夜空里，一轮金黄的满月，地上铺满银色的月光；几片黄叶飘零在梧桐枝头，光秃秃的枝权问是一座空空的鸟巢——这情景触动了我：我感到自己就是那黄鹂，迟早要飞出去，追寻我的“远方”。我的远方在哪里？

有人问我，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无言以对。那时候学校灌输的是远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这对我来说未免空洞抽象，那压根不是我生命原野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我认为，童年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命底色。这底色，岁月的河流冲刷不掉，生活的风霜也无法侵蚀。而理想，就是生命底色上最灿烂的元素！这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初发动机。理想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理想是一个萌芽、发育的过程。就我来说，最初的那不是理想的“理想”，其实是一种“逃离，，动机：逃离乡村的饥饿、苦难、单调，“逃离”祖祖辈辈那黄土地上的“既定命运”。

1979年，我15岁参加全国高考，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农村当了3年中学教师。再后来，我又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到毕业那年，考上山东大学的研究生。1991年，我读完研究生在省城当了3年记者，各色人等见识不少，但我决心离开省城去攻读博士。读完博士到了北京，仿佛命运的特殊安排，我又在国家主流媒体当记者、当编辑。2002年，我选择再一次“逃离”——到复旦大学读新闻学博士后，当时已经年近“不惑”。这期间，我心里时常惶恐，有时竟在睡梦里忽然惊醒。生活、工作与学习不同的角色冲突让我异常焦虑，加上中国特殊的国情，好事多磨，想埋头做点正经事，老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矛盾困扰着我。在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消沉，甚至堕落下去。我听从内心的呼唤，“逃离”的决心让我义无反顾。那一段时间，我的导师童兵先生、李良荣先生，当时还健在的丁淦林先生不断鼓励我，学问上给我不少指点。我与张涛甫、万珂、孙有中、柳珊、魏金城、张健等学友经常聊天，没想到那些日常的交谈却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支撑，加之学问上的相互切磋，给了我不少灵感，使我的心灵活力再次激荡起来。我如一只失群的大雁，又找到了“同道”。日子过得飞快，从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到复旦大学资料室，从北大图书馆到国家图书馆……行路匆匆，我常常处于潜心阅读和不断奔走的状态，身心十分疲惫，但还是走过来了。我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填补了一项国家空白，被评为优秀研究成果。2006年初春，我被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人才引进。办完手续后，我踏着校园里尚未融化的残雪，感到经过多年的求索，终于找到了一个现实落点。我有了一种“重生”的感觉。一晃就将近10年，我深深感受到北外英语学院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的魅力，感受到她的大气从容和优雅的气度。

经过这么多年，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想”问题。我所谓的“理想”，其实源于现实生活里的一些缺失，基于一种“逃离”苦难的动机。以后的岁月里，我“逃离”势利，“逃离”庸俗，“逃离”权势笼罩的阴影，“逃离”精神生活的贫弱。我的“理想”在“逃离”中悄悄生长，就像沙漠中的胡杨和红柳长成了一片绿洲。这中间虽然艰难，但一些风景让我留恋：我留恋每一朵花的芬芳，我留恋每一片绿色的生机，我留恋每一弯新月和每一颗星星散发的温暖。我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真善美，珍惜我所在的大学里相对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

“天命”已知。我深深体味到，生命的本质是自由。对我个人而言，“逃离”就是实现自由的主题，是茫茫天地间孤独而寂寥的“精神游牧”，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超越、从而走向通达明净生命境界的过程。在此种意义上，“逃离”本身又是一种“追寻”，所‘‘追寻，，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生活”，重要的是生命的自由度和创造力。

我喜欢诗，但诗歌里永恒、美好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多半会遭遇粉身碎骨。艺术世界里，生命自由和个性张扬是一种壮丽的景观，而在现实生活里就成为令人“遗憾”的存在。从“不惑’’到“天命”，我深深体会到“无地自由”、“无处可逃”的尴尬。“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这是我的一种“偏执”，也是我永远向往的境界。我执意“逃离”到学术生活中，以文学为巢，用文字构筑我的精神巢穴——做一个“学术中人”。那书架上一层层、一本本的书，琳琅满目，内容虽无关联，我却感到它们之间有一条条曲折、细微而又神奇的路径相通。我知道，这条若有若无的细微路径，一端连着苍茫的历史洪荒，一端连着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沿着这细微的路径，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于崎岖中穿行，于悬崖边攀援，于荆棘里探路，或伫于苍茫，或听于寂寥，或歌于长风。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们以思想的烛照，追寻光明，“逃离”孤独，抗拒死亡，获得另一种解放，体验生命自由的欢欣。我心向往之，视之为永恒的目标。

今天，抚摸着这些过去写下的文字，我感受到岁月的温暖。新书付梓之际，我要感谢的我的妻子张俊梅。20多年来，她对我关照得无微不至。就这本集子的一些文章而言，不少源于我们的日常交谈，她的话语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们的缘分要感谢上苍的安排。1989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她相识。正在读大学的她，却是一副中学生的模样：清纯、有活力、性格外向，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一年后的春天，天蓝水清，学校的小河边，鸟语清脆。杏花和海棠绽放，柳枝挂满新绿，河岸边的白杨吐着“毛毛虫”。湿漉漉的空气弥漫着花香。沿着河岸，我骑自行车带着她，慢慢地走啊走，欣赏如画的春光！这一幕，定格了我们永远的美丽。之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却陪我吃了不少苦头。她本家境良好，由于我的出身背景，她竟学会了节俭度日。如今，朋友同学中不乏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者，我仍是一介书生，她却从不羡慕别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总是对我抱以信心。这种心灵的支撑，让我默然前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山东大学的导师、著名书法家王长水先生，多年来他总是关心我的成长和发展，感谢他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廷一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周小玮女士为本书精心设计封面。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张炜煜先生，他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使我感动。感谢我的学生符娉娉、阮帆、杨雪、余嘉禾通读书稿，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感谢我的学生沙晗汀对本书的《后记》进行个别修改。我还要感谢这一路上给我温暖的亲人、老师和朋友。

感谢那些给我撒下一路阳光的人们！

2014年5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