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孺本名吴新宇，196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诗集《穿着雨衣的拐角》、散文集《声音的花朵》、文化随笔《远方的萤光》、中短篇小说集《小说与故事》、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等十余部。这本《文坛边上（精）》是“本色文丛”系列之一，收录了其的日记作品。

《文坛边上（精）》是作者（吴昕孺）于2007年至2012年的日记，记述了作者在这一期间的文学交游及文学活动，也涉及了很多作者对文学现象的评论，亦颇有人生感悟之语。

2008年卷

2009年卷

2010年卷

2011年卷

2012年卷

后记

4月14日星期一。雨

上周六晚，和欧阳白、解、马随在兴汉食府继续讨论杂志和年选事宜。白兄志存高远，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诗屋和好诗主义坚持下去，第一个目标是达到上世纪90年代“新乡土诗派”的水平与影响，然后再超越它。我们很有信心。马随拿出《诗屋》创刊号，要欧阳白和我题词。我想了下，题道：“可以马马虎虎写诗，不可随随便便做人。”把“马随”的名字一而再地嵌了进去，让他乐不可支，我也自鸣得意。

4月20日星期日。晴

18日晚上7点半，韦白组织滑动门论坛诗人聚会，在定王台的女书茶艺馆举行。我有幸应邀参加。与会的有龚旭东、梦天岚、易安、马随、殷明、晓梦斜阳，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我带了些《诗屋》杂志过去，韦白也赠给每位与会诗人一本《6＋O》第三辑。诗人都是性情中人，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套话、官腔和拐弯抹角的东西，直来直去地，把诗情诗意诗思都碰撞出很多火花来。我也就有些问题参与了大家的讨论。

一是关于诗的现代性问题。谈到诗的现代性，就必须触及诗歌传统。我觉得，过于强调现代性和过于强调传统都是一种割裂，中国当然有伟大的诗歌传统，但20世纪初叶以来的汉译诗同样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没有汉译诗就没有中国的现代诗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只建立在汉译诗的传统上，将毫无出路。诗歌经过翻译已经过滤了许多母语的精华，经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原作相比，绝大部分只能落处二乘，译诗达到或超过原作水平的微乎其微。一个民族的诗歌仅靠外来翻译诗歌的营养，而断然与自己的传统决裂，那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诗歌的现代性不是当前诗歌的关键问题。我以前也多次提到过，当代诗歌的关键问题是诗人的态度问题。诗人缺乏风骨，缺乏对诗歌来自生命深处的热爱，缺乏思想的独立性，这才是中国诗人积重难返的痼疾。中国现在的诗人们已经掌握了诗歌创作的一切技巧，中国人聪明，玩技巧很在行，外国同行想瞒都瞒不住。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拿不来。一个受不了委屈、耐不住寂寞、经不起名利冲击的诗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因为无“象”。长沙有句方言叫“不装象”，没有大器之象。

二是关于体制对诗歌的影响问题。有诗人认为，体制是中国出现大诗人的最大障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诗人推卸责任的表现。诗人写诗与体制毫不相干，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在乎体制那件外衣的。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体制都是跟诗人过不去的，从来没有让诗人舒服的体制。如果你想在体制下过得舒服一点，那最好不要当诗人。不要说中国，柏拉图在他著名的《理想国》里索性就把诗人给开除了，当代中国还不至于开除诗人吧。我们要感谢传统，不管怎么说，诗人在中国还是受到尊重的。时下，公认的世界级大诗人大部分都出现在体制不怎么好的前苏联、东欧，如米沃什、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塞弗尔特、希姆博尔斯卡；还有些来自长期受殖民统治、贫穷落后的美洲及非洲小国，如巴列霍、聂鲁达、沃尔科特等等。相反，美国的体制好吧，那真是让人舒服的体制，但当代美国几乎没有大诗人。体制不好对诗人的生活是一种磨难，但对诗人的创作说不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是压抑、漠视与迫害，能让敏锐的诗人发现人性最隐蔽的奥秘，能让他们感受人类灵魂最细微的震颤。这才是形成诗歌最伟大力量的东西。彭燕郊老师有过一句最具分量的话，也是他的座右铭：“诗歌是我的宗教。”是的，只有把诗歌当作自己宗教的诗人，才会对诗歌产生坚不可摧的信仰，才会在苦难中保持单纯和诗意，才会用诗歌的智慧去瓦解日常的困挫，才会让诗歌浸润他的全部身心，贯彻他人生的每一分钟。这才是成为一个大诗人的前提与基础。

三是我的诗歌观。韦白兄问我，有什么诗观？我坦言道，没有。尤其是关于诗歌标准的观点，我越来越没有这些玩意了。以前跟诗友聊，我也能头头是道地讲一两个小时诗观，讲得还不错，人家认同。但通过这些年的诗歌实践，我开始沉默了。我发觉诗观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是诗歌领域最俗套的东西。诗观就像人的简历，抽象得仿佛几根尸骨，闻不到一丝活气。宋代的大德赵州从谂，每当有人问他佛法大意时，他总喝道：“吃茶去！”所以，现在要有人问我诗观，我想，是不是要请他“写诗去”呢。诗观的唯一作用就是让诗人变得狭隘，如果他持现代派的诗观，他就会将传统派打人地狱；如果他喜欢现实主义，他就会将浪漫主义剥得体无完肤。而诗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分阵营的，诗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一句话说不清，我和欧阳白主持诗屋时，干脆提了个“好诗主义”，如果你硬要分，就分为好诗和不好的诗两类，不要再有其他分类标准了。我从来反感口语诗，但我发现口语诗中也有很优秀的诗作品。诗人应该是最包容的，可中国当代诗人的心胸普遍狭隘；诗人是应当视野开阔的，可中国当代诗人大多只望着自己的诗，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的都是狗屎；诗人应该是最充满激隋、最热爱生活的，可中国当代诗人偏偏是最受不得委屈、最容易泄气、最委琐和疲软的一群！

这些所谓的诗人当然都不是中国诗歌的希望。中国肯定是有真诗人的，像彭老师那样，几十年殷殷自守，不计宠辱，不求闻达，始终饱满、丰沛、自信，诗与人一体，人与诗相融。这样的真诗人、大诗人，像一块金子那样熠熠发光，又怎么会为流俗所蔽，又怎么会为宵小所谗呢？P6－9

写日记始于小学三年级。我的老师是一名知青，叫金小熙。那个暑假，她带我从乡下到长沙城里玩，住在她家。她每天带我看一场电影，前提是我必须坚持写日记。于是，我便养成了这个习惯。但后来我写日记并没有天天写，学业紧张，只能写一些“偶记”，不给别人看的，自己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读大学时，开始写诗，一天一首，甚至多首，恩师戴海戏称我是“把诗当日记写”。毕业后，因为好读书好交友好旅行，所以时常将自己的见闻感受记下来，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日记，但两三日、四五日一记总是有的，我称之为“打三天鱼，晒一次网”。自牧先生和晓明兄主编的《日记报》是最早发表我日记的刊物，我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日记题目就是《文坛边上》。因此，这本日记结集以“文坛边上”名之，既贴合文本内容，又含有怀旧与感恩之意。

我出过一本日记，那是2006年，我将主持《大学时代》杂志社期间写的工作日志结集，取名为《一个青年杂志人的心灵史—一大学时代）主编日志》。这本日记由海南出版社付梓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反响。很多杂志人和大学生写信给我，有的索书，有的寄书来要我签名，有的寄上自己的读后感。著名书评人、湖南《晨报周刊》文化版主编袁复生说：“这本书应当成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必读书。”

这句话鼓舞了我，鼓舞我继续写日记。2005年，好友欧阳白、吴冬、江南雪儿鼓励我开博客，于是在天涯社区注册“昕孺阁”。每当写了日记之后，我就第一时间刊发到博客上。从2005年12月至今，博客点击率超过四百万人次。很多朋友相距天隔地远，平生难以见到几次，但我们经常相聚在博客上，交流心得，指点江山，一如促膝晤谈，同样兴会淋漓。

感谢好兄弟于晓明！他读我的日记，发表我的日记，鼓励我写日记，还要想办法出版我的日记。岳飞曾经感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而我有晓明这样的知音，那根日记之弦看来是断不了。吁，其乐何如！